关于宫内厅书陵部所藏福州版大藏经中的混合册与印章

日本宫内厅书陵部　中村一纪

一

众所周知，日本国内所藏的福州版大藏经，侭管所占比例各有不同，但都是《崇宁藏》、《毘卢藏》的混合本。宫内厅书陵部所藏也是如此。书陵部现存福州版大藏经共6264册，其中从《大般若波罗蜜多经》起大约1500册为《崇宁藏》本，下余的除了若干写本外，大都为《毘卢藏》本。

从这些经本中保存的补刻题记可知，它们的印刷时代应为南宋末期。其中年代最迟的版片为《崇宁藏》「何」字函《大方广佛华严经合论》卷二十四，上有题记称：「古本此叶漏二十二字。淳祐辛亥吉日刊补记。」即为淳祐十一年（1251）之事。而《毘卢藏》「縻」字函《阿毘达磨显宗论》卷三十四有题记：「淳祐八年戊申，执事不勤看视，致蚁蠧板。多得明监寺化到建昌军法水寺僧慧珪舍换十板。化主道永。」亦即为1248年。由此，本藏至少有两版为淳祐年间补刊，然后印刷的。补刊活动在淳祐年间似乎较为兴盛，《崇宁藏》、《毘卢藏》均进行过类似的活动。《阿毘达磨显宗论》卷三十四题记中所见的「道永」，可能是这些补刊活动的核心。在「臣」字函《大方广佛华严经》卷七十四中，有题记「淳祐五年乙巳仲夏东禅前知藏道永」，可知他原来是东禅寺管理大藏经的僧人。书陵部所藏福州版藏经中可以确认有化缘僧的经本有20多件。

此外，书陵部所藏大藏经中發现有「东禅大藏」（6.2×6.2cm，正方形）、「开元经局染黄纸」（15.0×5.2cm，长方形）、「法华山寺」（2.8×2.8cm，正方形）三种印章。但三种印章的钤印方法并不统一，大体均钤印在纸背，但也有钤印在浆糊上的。因此，一般认为这些印章可能是相关的印刷工房为订货者而钤印的记号。而「法华山寺」应该是指庆政上人的开基寺——京都西山法华山寺。《崇宁藏》中有「日本国僧庆政舍」这样的题记。这批经本上钤有「法华山寺」的印章，证明该藏应是庆政上人亲自带回来的。

二

如上所述，书陵部所藏大藏经以《毘卢藏》为主体，夹杂在其中的《崇宁藏》本大部分为《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其他的《崇宁藏》本也大都以经为单位配套。现将其中的大部头典籍罗列如下：

•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600卷（缺卷67、86、127、265、266、268、269、284）
• 《放光般若波罗蜜经》，30卷
• 《摩诃般若波罗蜜经》，30卷
• 《佛说光赞般若波罗蜜经》，10卷
• 《摩诃般若波罗蜜经》，5卷
• 《道行般若波罗蜜经》，10卷
• 《小品般若波罗蜜经》，10卷
• 《大宝积经》，120卷（缺114、118、119卷）
• 《大方广佛华严经》，80卷
• 《大般涅槃经》，40卷
• 《悲华经》，10卷
• 《十诵律》，58卷（存卷1～10〔其中卷5为写本〕、20～58）
• 《根本说一切有部毘奈耶》，50卷
• 《开元释教录》，20卷（存卷11～20）
• 《首楞严经义海》，30卷
• 《妙法莲华经玄义》，10卷
• 《天台法华玄义科文》，5卷
• 《法华玄义释签》，10卷
• 《妙法莲华经文句》，10卷
• 《法华文句记》，10卷（缺卷6）
• 《大方广佛华严经合论》，120卷。

然而，有的《崇宁藏》以卷为单位存在，如發字函中的《大哀经》卷二。甚至有某卷中以纸为单位夹入《崇宁藏》的经典。野泽佳美把后一种经本称为「混合册」。

以下介绍一下混合册。

混合册大抵是在某册《毘卢藏》经卷中配补有一纸乃至数纸《崇宁藏》的印张。所配补的印张上可以看到有「广东运使寺正曽噩舍」、「贾侍郎舍」等《崇宁藏》特有的补刊题记。但也有不少印张并无补刊题记，但可以根据它们的字体等来判定。也有个別特例，相同经文既有《毘卢藏》印张，又有《崇宁藏》印张，两者重复。这自然是装订的错误。如收纳《大智度论》卷十一到卷二十的「德」字函中的音义册的第二纸就是一例。两纸的刻工名字等互不相同：前一纸有「蔡忝」、「广东运使寺正曽噩舍」，后一纸则为「厚」。如上所述，前一纸上的施财题记「广东运使寺正曽噩舍」祇有《崇宁藏》才有，所以前者肯定为《崇宁藏》的印张。而后纸上的「厚」，应该是《毘卢藏》中经常出现的刻工「林厚」的简称，自然应是《毘卢藏》的印张。虽说是装订错误，但给我们留下粘接在一起的两部藏经的两张相同印张，非常可贵。我想，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应该是存在著那样一种工房，在那里，可以比较自由地使用两种藏经的经版。不过，《毘卢藏》与《崇宁藏》用纸的颜色、风格均有若干不同，所以上述结论仍需进一步斟酌。

众所周知，这样的工房称为「经铺」，是专门从事佛典印刷出版事业的。笔者前几年在书陵部所藏福州版藏经的封皮中發现其中夹装著的芯纸是工房的废纸（參见拙作《在宋版一切经封皮芯纸中發现的废纸》，载《书陵部纪要》第56号，书陵部，2005年3月）。这些废纸都是与工房有关的账簿，以及与本藏有关的印刷装订记录，此外还有单行本《大方广佛华严经》卷四十的印错废卷。这些都证明当初的确存在著印刷装订工房。

在混合册的相应印张的背面可以看到有「开元经局染黄纸」的印章。类似例子很多，如「鞠」字函《月灯三昧经》卷首2张、「志」字函《阿毘达磨俱舍论》卷十一卷首1张、「作」字函《大乘三聚忏悔经》第4张等等。另外，前述《大哀经》卷二，全卷为《崇宁藏》本，但其背面也發现有「开元经局染黄纸」的印章。「开元经局染黄纸」的印章一般钤印在《毘卢藏》各册卷首所接白纸的背面（「东禅大藏」的印章也如此），钤印在各册中间数纸的情况，大体均如上面所记叙的那样。同样的例子，在以下事例中也可以看到。

福州版藏经基本上是一纸五折六个半叶，但在书陵部所藏藏经中發现不少从6个半叶中剪下若干个半叶，再用其他纸补修的例子。也就是说，当發现某纸中有不好的部分，便将这一部分剪下来，重新印刷后，予以补修。补修部分的背面也同样钤印有「开元经局染黄纸」的印章。上面提到工房废纸中有关于印刷装订的纪录，我發现其中一纸就是关于本藏「惊」字函《杂宝藏经》、《那先经》的补修纪录。从这种纪录，可以知道工房印刷完毕后，都要进行检查。

在此还有一个特殊的例子。本藏《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十二末尾1纸的背面钤有「东禅大藏」，但该经经文是抄本。同样的例子在「縻」字函《阿毘达磨显宗论》卷三十四及卷四十也能看到。这两卷经的背面钤有「开元经局染黄纸」的印章，但正面的经文是手抄的。从钤有印章看，经文抄写应在寺院或工房进行。大约由于某种原因，版片无法使用，没有办法，衹好手抄。

上面举了种种钤印的例子。由于「东禅大藏」、「开元经局染黄纸」印都是作为某种记号钤印的，所以这些印章都表达某种意义。特別是当印章印在经册的中部某纸时，即使该纸纸面有某些不便钤印的因素，依然采取变通的方法来钤印。因此，所谓的「混合册」，不是在《毘卢藏》经本中偶尔配入《崇宁藏》的印张，而是印刷完经本后，作为检查、补修工作的一环，由此产生。由于工房印刷藏经时是将全藏作为一个整体来印刷的，此时大概并不具体区分《崇宁藏》、《毘卢藏》的版片，而采取哪个保存状态好便使用那个的方法。恐怕寺院当局也都承认此类两种经版混用的方法。版片的管理，归根结底应该是寺院的事情。但工房印刷藏经时，估计不太考虑版片的不同，对他们来说，侭快把全藏印刷完成才是最需要优先考虑的。

（李穗元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