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语

方广锠

中国传统文化由儒释道三大部分组成。中国传统的典籍，也分为儒、释、道三大部分。儒家，或称儒教的典籍，以经史子集四部的形式编撰而成；佛教与道教则分別编纂自己的佛藏与道藏。古代，与意识形态领域三教鼎立的局面相适应，三教的典籍分別编纂与庋藏，三教也由此發展了各自的文献学理论。宋代以后，随著佛道两教在意识形态领域的衰落，儒教的文献学独擅胜场，流风所至，现代某些学者现在讲古代文献目录学、版本学时，仍言必称四部书，而不知唐代佛教目录学、版本学的水平远远超过同时代的儒教文献学。

改革开放以来，随著经济的發展，文化的建设日益为人们所重视。典籍是传承文化重要载体，因此，近些年来，立志于整理典籍的大型文化工程不断涌现。就儒家典籍而言，继影印《四库全书》后，《四库存目》、《四库禁毁》、《续修四库》等大丛书的编纂出版工作一一上马。听说最近有人在倡编「儒藏」。其实，四库书就是儒藏，这是历史的结论。我们希望新的儒藏无论在资料、结构、检索等多方面，都能够在四库的基础上进一步發扬光大。就道藏而言，从明正统年间编成后，一直未曾新编。最近中华道藏编委会汇总传统道藏、敦煌道教典籍及新出道经，整理标点，编纂完成了新的道藏，即将出版。可以设想，随著新道藏的出版，道教及道教文献学的研究将攀上新的高峰。

佛教的情况如何呢？

编撰一部科学、实用、方便，资料翔实丰富的总赅所有佛教典籍的大藏经，是我国学术界、佛教界的梦想。围绕这一梦想，多少仁人志士付出不懈的努力。中华民族在编纂佛教大藏经方面是有著优秀的传统的，其坚持不舍，勇猛精进的毅力，虽山河陵移，社稷鼎革而不坠其志的精神，令人感动，令人赞叹。如《房山石经》坚持千余年，如《嘉兴藏》，从明代编修到清朝，共计一百多年。这一传统，迄今不替。近几十年来，台湾佛教界已经编纂多部大藏经，有的至今尚在编纂中。大陆则在国家的支持下，已经编纂并于1997年出版了《中华大藏经》（上编）全106册。下编的工作，也已经于2002年正式启动。

按照原定计㓰，《中华大藏经》的上编，所收为历代大藏经中系有千字文编号的经典，大体相当于历代正藏。而下编则收入历代大藏经中未系有千字文编号的经典，以及新编入藏的经典。大体相当于历代续藏。当然，这裡仅就一般情况而言，实际上古代有些藏经对收入的续藏部分也系有千字文编号。总之，《中华大藏经》不仅涵盖历代大藏经的正藏、续藏全体，还将包括新编入藏，将是收集资料最为宏富翔实的佛教大丛书。

所谓「新编入藏」，就是将历代大藏经中从来没有收入，而又比较重要的佛教典籍收入新编的大藏经。这些典籍，就是「藏外佛教文献」。早在1995年，《藏外佛教文献》出版之初，我们就在第一辑的《缘起》中宣布：「团结各界人士，系统地發掘、收集与整理这些藏外佛教文献，以供宗教界、学术界之急需；俟条件成熟时，将这些珍贵资料收入新编的大藏经，为中华民族的文化积累作出贡献，这就是《藏外佛教文献》的基本宗旨。」目前，《中华大藏经》（下编）已经正式启动，我们整理的这些文献将能纳入新编的大藏经中。我们为之高兴，也深感责任重大、压力重大。因为还没有被历代大藏经所收的「藏外佛教文献」涵盖面甚广，数量极大。我们已经整理的，祇是其中很小一部分，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与我们的任务相比，我们的工作实在太慢了，太微不足道了。

至今为止，《藏外佛教文献》已经出版了七辑。分別整理發表了从敦煌遗书、石刻资料、传世文献整理的佛教典籍，还翻译了若干藏传佛教、南传佛教的典籍。有些先生对我们整理發表云南阿咤力教等有关文献表示不赞同，希望我们多刊登一些敦煌遗书。我们理解这些先生希望尽快看到与利用敦煌资料的心情，但是，正如前面所述，《藏外佛教文献》的基本宗旨是为新编的大藏经做前期的资料准备，所以我们的工作不可能仅局限在敦煌遗书中。这一点希望得到诸位先生的谅解。

关于什么叫「藏外佛教文献」，在本书的第一辑中曾经有过这样的说明：

「藏」，指佛教大藏经。传统所谓「大藏经」，专指汉文大藏经，包括正藏与续藏，它是我国汉文佛教典籍的总汇。我国的汉文大藏经种类虽多，仍有不少与佛教有关的文献散佚在藏外。例如：近代以来从梵文、巴利语、藏文、蒙文等各种文字翻译的佛教典籍；敦煌藏经洞保存的大量佛教典籍；各地图书馆、博物馆保存的未为历代大藏经所收的古代佛教典籍；正史、地方史志、丛书、类书、个人文集中保存的佛教资料；与佛教有关的金石资料；近现代的佛教著作与资料。上述种种均可称为「藏外佛教文献」。

文献是文化的主要载体之一，佛教文献是佛教文化的主要载体之一。所以，已经入藏的典籍固然重要，散佚在藏外的文献也不容忽视，必须认真加以整理。应该说明的是，历代正藏，均经多次校勘，一般质量较高；而续藏所收典籍，往往有较大随意性，且缺乏版本的精选与校勘，颇有文字错讹等情。因此，有的典籍虽然已经为某续藏所收，但如果新發现的传本比已入藏本更加完善，则也应该成为整理的对象。

路漫漫其修远，我们希望继续得到诸位先生一如既往的支持。

《藏外佛教文献》第八辑、第九辑两辑共刊登如下一些文献：

从敦煌遗书中整理的文献三篇：發表在第八辑的《华严略疏卷第一》与發表在第九辑的《金刚经赞集》、《佛性观修善法》。

《华严略疏卷第一》是一部南北朝的经疏，它提挈《晋译华严经》的要点，解释名相，亦含有分析科判的内容。注疏精要，且多依《十地经论》为证，应为地论宗义学高僧所撰。原著卷数不详，根据现有资料，我推测它可能为六卷左右。此次發表是第一卷，周叔迦先生曾对该卷录文并研究，發表在《现代佛学》上，可以參看。现敦煌遗书中尚存该《略疏》的卷三，将在今后整理后奉献给诸位。

敦煌遗书中存在一部《梁朝傅大士颂金刚经》，非常有名，一直流传到后代，也一直引起研究者的注意。大家都承认它是托名之作，但详细的来龙去脉，谁也没有搞清楚。中国佛学院研究生达照法师花了几年工夫，从敦煌遗书及《房山石经》中爬梳大量资料，指出，这一文献从开始出现到成为《梁朝傅大士颂金刚经》，总共经过三个阶段，先后出现八个异本。在这裡，把这八个异本集中在一起，定名为《金刚经赞集》，以饷读者。至于对这一典籍的详尽的文献学研究与思想研究，可參见达照所著《〈金刚经赞〉研究》，该书将由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

《佛性观修善法》是一篇三阶教的重要典籍。但在有关三阶教的诸种典籍目录中未见著录，赖敦煌遗书得以保存。现已發现该文献两个残片，均保存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为北敦07879号与北敦14802号。北敦07879号首残尾存，尾题作「□□观修善法」，尾题的前两字脱落。而北敦14802号首残，先抄写另一个文献，然后抄写《佛性观修善法》，有首题，尾残。将两号相互对照，北敦14802号所存为《佛性观修善法》的前部分，而北敦07879号所存为该文献的后部分。两者约有2600字左右的重复。由此可将两个写本合并而复原全文，且保留首尾题。全文约有一万余字。北敦14802号前此已经由业露华先生整理發表在《藏外佛教文献》的第四辑中，定名为《佛性问答》。此次日本西本照真先生發现北敦07879号与北敦14802号的关系后，为表示对业露华先生工作的尊重，仅将北敦07879号整理發表。因此，对于这个文献，将来至少还有两项工作要做，一是将该文献的前后部分缀成全璧；一是研究北敦14802号前面所抄写的文献与《佛性观修善法》的关系。

第八辑整理公布的云南阿咤力教的重要文献有《如来广孝十种报恩道场仪》。该典籍为南宋四川绵竹大中祥符寺僧人思觉集，八卷。系明清时期云南阿咤力僧和应赴僧常用科仪。该科仪在现存的阿咤力科仪中，规模最大，保存下来的本子也最多。就内容来看，乃引述宗密《佛说盂兰盆经疏》、慈觉《孝行录》（一般记载作《孝友文》或《劝孝文》）和契嵩《孝论》，并摘取经藏文句而成，集中国古代佛教孝道著述之大成，是研究中国佛教报恩行孝思想的重要资料。宗赜慈觉《孝行录》久佚，本科仪引述其中部分内容，从而为研究其思想保存了难得的资料。

前面提到，曾有先生对《藏外佛教文献》刊登云南阿咤力教的资料提出不同意见。但《藏外佛教文献》依然拨出较大篇幅来刊登这些资料。其原因，除了这些资料确属「藏外佛教文献」，应该予以整理外，还有更加重要的理由，谨述如下：

印度佛教传入中国，与中国文化相结合，在不同的时代，显示出不同的形态。如果说，释道安以前，中国还处在一个用自己的传统思想去附会印度佛教的阶段的话；从鸠摩罗什入华开始，中国人开始真正地认识印度佛教；而以南北朝晚期中国佛教宗派的出现为标志，中国佛教的主流思潮已经成为中国传统思想与印度佛教思想的互融互用，这也是儒释道三教结合思潮在佛教中的反映形式之一。会昌废佛之后，在诸种因素的交互作用下，佛教的形态又發生新的变化，这主要体现在仪礼佛教日益成长壮大。中国的仪礼佛教，诞生于两晋南北朝，成型于唐朝，而到五代、北宋以下，蔚成大观。它是信仰性佛教的重要表现形态，也是佛教与儒道两教交汇的一个重要纽结点。理解这一点，才能理解明清以下的佛教，何以被时人批评为「鬼神佛教」，被太虚斥之为「死人佛教」。突破这一点，我们才能突破宋以下佛教研究动辄八宗的局面。而云南阿咤力教的文献正是我们研究仪礼佛教的重要的「活化石」。我相信，随著敦煌遗书中各种仪礼佛教资料的整理与研究，随著阿咤力教资料的清理与研究，随著更多其他历史资料的發掘与现行资料的整理、汇集与研究，中国的信仰性佛教研究、仪礼佛教研究、宋以下佛教的研究，一定会打开一个全新的局面。

谈到信仰性佛教，第八辑还整理發表了一件独特的民间乩台文献《二曜金刚合璧》。从严格意义上讲，《二曜金刚合璧》的主体部分《佛说日光经》、《佛说太阳经》、《佛说月光经》、《佛说太阴经》并非佛教文献。但它反映出，在三教合一思潮的笼罩下，中国古老的二曜崇拜也呈现新的形态。民间信仰与社会思潮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课题，否则我们无以解释义和团的勃發。《二曜金刚合璧》后附的《金刚经纂》，最早见于敦煌遗书。《藏外佛教文献》第一辑已经整理發表。但本册所收《金刚经纂》与第一辑已经整理發表者文字有较大异同，应为该文献的后期流传形态，已形成异本。故一并录文，以供研究。需要说明的是，该经亦在云南阿咤力教地区流传，也属阿咤力教的典籍。

古代的佛经，大抵从印度传来，由梵文译出。印度佛教虽然消亡、经典虽然散佚，但还存在一些零部残简，甚为珍贵。近代以来，梵文佛典汉译的工作断断续续地仍在进行。第九辑刊出的《宝髻大王菩萨本缘》及《宝髻本缘》就直接从梵文译出，为汉文佛教大藏经增添了新的资料。

第八、第九两辑共刊登研究论文五篇。其中关于佛教文献的研究论文四篇，关于数字化图书馆的论文一篇。

《〈慧琳音义〉与唐代大藏经》、《敦煌寺院所藏大藏经概貌》所研究均为古代佛教大藏经。《三阶教文献综述》介绍了至今为止發现的所有三阶教经典。《关于江泌女子僧法诵出经》探讨了一段古代的公案，由此说明古代经录学家的疑偽经观。

当前，数字化的浪潮正在冲击全世界，包括佛教界。数字图书馆的出现正在逐步改变人们获取信息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是图书馆必然的發展方向。佛教典籍的数字化进程也已经开始，汉文大藏经由此进入第四个时期——数字化时期。但目前这一进程目前刚刚起步，尚存在诸多问题需要探讨和解决，如检索、标准、版权、使用、重复劳动等。《谈当前数字图书馆的几个问题》一文对当前数字化图书馆的若干问题进行了深入地思考，切中时弊。使我们对现阶段全国数字图书馆的状况，包括佛教典籍数字化的现状能有一个较为客观的、符合实际的认识。相信对我们今后的工作，一定大有补益。

《藏外佛教文献》自1995年12月出版第一辑，到1998年9月出版第六辑，其间虽然也有诸多曲折，但由于香港志莲净苑在经济上的大力支持，故基本上还是顺利的。该书的出版得到国内外同行专家的高度评价，成为许多研究者案头必备的基本资料；也被佛教界的许多大德、居士称为功德无量之擧，啧啧赞叹不已。我曾经希望本书在第六辑之后可以依靠自己的發行收入，滚动进行下去。但是，随著社会的日益浮躁，《藏外佛教文献》这种书籍大概只能是阳春白雪，曲高和寡。所以它始终处在没有资助便无法运作的境地。当然，明明是高品位的有社会效益的好书，却偏偏产生不了经济效益，则编者的不谙商业炒作，也无从辞其咎。由于经济的原因，第七辑延误到2000年6月出版。这种出版速度与当初的计㓰——每年出版两辑，差距实在太大。但由于如学纪念奖学金基金、上海龙华古寺的支持，第八辑、第九辑，终于在2003年与大家见面。这是可以告慰所有关心、支持《藏外佛教文献》的中外朋友的。

2003年3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