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国的宗教兴衰与儒家

中国的传统文化，过分著重于当前事实，所以宗教的情绪，一向不够热烈，特別是在理学支配下的时代。

中国固有的民族宗教，如古典的《书》，《诗》，《礼》，《易》，《春秋》（诸子一分）等所传说的，是上层的，王侯士大夫的宗教。诸子传说的一分，与山海经等所传说的，有著较迟的，民间的庶民宗教的成分。中国的宗教观，老早就适合于宗法制，父家长制，阶级制。祖宗的崇拜，最为普遍，但著重于近亲的三代，七代，所以如创造神教——人类之父的思想，不能發达，而最高神只是帝王（天子——民族长子的意味）的宗教特权。天是象征宇宙的统一神；上帝是民族的祖先。由于民族的代兴，帝也就有赤帝、黄帝、白帝等。帝王以自己的祖宗，配天配上帝，使本有宇宙大神，民族祖神的神格，在祖宗的祭祀中冲淡了！诸侯，依封地所在而祭名山大川。庶民不过祭祖宗，祭里社（土地庙），祭灶等而已。「礼不下庶民」；上层的宗教，也是庶民无分的。天神、地祇、人鬼，有著多神教的特色，而被组织化，层级化，织成秩然有序的神界，适应于政治的封建世界。我的故乡有谚语说：「风吹箬帽告诉天，天高皇帝远」。中国一般平民，对于政治与宗教上的帝王与天神，可望而不可及，关系确是那样的非常松弛。

中国宗教的又一特质，是世俗的，这因为停滞于自然宗教的缘故。以人间罪恶苦痛而求生天国；以世间为虚幻而寻求解脱：这种西方式与印度式的宗教，在中国不能發展成长。生天与自我解脱的宗教要求，在以自然哲学为基础的道家中，發展为神仙说，也还是充满人间现实乐的内容。天地人间，有著高尚宗教成分的神格，被局限为上层者的宗教。而民间信仰，祭祖、祭灶而外，始终为鬼教与巫教的领域。中国宗教的分化，就是政治上大人与小人的分化，劳心的治者与劳力的被治者的分化。宗教的精神，始终是世俗的，功利的（如宗教精神堕落，就是贿赂的）。然而，不管如何，中国古代到底是有宗教的。

从浑融的民族文化中，首先分化出而成为大宗的，是孔子所代表的儒家。儒，本是宗教师（如以主持婚丧礼节为职业，即是「小人之儒」），而倾向于现实的教育与政治。这虽是上层的（大人之学），但促进中国文化的普及民间，有著不可磨灭的功绩。整理古典，从事政治、教育，这使得儒者所代表的，成为中国文化主流。孔子是儒家的大成者，对于上层的宗教信仰，也是有的。如「迅雷烈风必变」；「乡人傩，朝服而立于祚阶」等，都可以看出他有某些宗教情绪。然而，在他倾向于现实的政治与教育中，孔子虽不是反宗教的，却有非宗教的浓厚色彩。「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子不语怪力乱神」。「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虽尊重祭礼，但不说「神在」，而说「如神在」。凡有关宗教的——宇宙的来源，死后的命运，鬼神的情况，神秘的现象，这都被孔子置而不论。「敬鬼神而远之」，确是孔子以来的儒家精神。特別是「圣人以神道设教」，充分表示了不知宗教是什么，但知利用宗教，作为统治愚民的工具。这种非宗教的功利观，与唯物论者的宗教观，实在看不出什么不同。

孔子的时代以来，民间的文化大大地提高。在政局的混乱变革过程中，由于王纲失坠，而天子独占的宗教，失去了尊严。社会的文化發达，造成诸子百家的战国时代。宗教色彩特浓的，如墨家的「敬天」，「明鬼」；老庄的「久视」，「真人」说；阴阳家的「符谶」，「五行」说。在战国时代，有著进一步的發展；江淮一带的黄老之学，全真葆命，趋向于独善的隐逸。这与燕齐一带的方士道，都是后来道教的主要根源。道教，是在这些上，综合民间的巫教而形成的，实为中国民族宗教的大杂脍。当时的儒家，从《中庸》到《孟子》，唯心的形而上学，大有进步，也重视身心修养。周秦间的儒者，结合了阴阳、五行、符谶，加深了神秘的气息。

战国时代的诸子，不但儒与法，重视现实的政治，道家与墨家，也还是不离治国平天下。道家，是天子南面之术；而阴阳家的五德终始说，也与政治的变革要求相呼应。此外，儒家仰慕西周的政教，而高推尧舜的禅让；墨家本出殷宋，而高推夏禹；道家高推黄帝；而许行他们，更高推神农。除了法家的法后王而外，大家都披上一领复古的外衣。

儒家的孟子，是值得注意的人物。在儒家中，他不大重视礼乐，而好谈身心性命。孔子还推重管仲，而孟子偏重王道，羞谈霸业。孔子说「性相近也」，而孟子偏说性善。他不但弘道，而自认为卫道者，大骂杨朱、墨翟，以为「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儒者的中道精神，代以偏激的唯心论；对于未来的宋儒，起著重大的示范作用。

从秦到汉初，政治是道家而兼法家。宗教方面，为道教根源的方士道，非常隆盛。秦始皇，淮南王，汉武帝，都是（方士）道的信仰者。他们有充沛的生命力，丰富的想像力。秦皇是六国的统一者；汉武是北逐匈奴，西通西域的雄主；淮南王也有帝皇的企图。他们渡著神秘的宗教生活，而事功却非常卓著。宗教是近于道的，学术是以道而统百家的。中国文化灿烂的时代，大统一，大扩展的时代，并不属于儒者。

儒冠儒服的儒者，多少有点保守，拘泥烦琐的礼仪，「言必称尧舜」，即使不是复古的，也是重古的。这是不能适应当时——混乱与不得不变改的时代。总算叔孙通通权达变，这才凭一套尊君的礼仪，取得政治一席地。汉武帝是（方士）道教的信仰者，文化上却来一次独尊孔子，罢斥百家。我以为，儒家隆盛到成为文化主流，应追谢秦皇的「以吏为师」，「焚书坑儒」（实在也是阴阳符谶化的）。一般学派，经这一番打击，经多年战乱，都衰落了。而古代典籍的保存，研究，亏了重视古典的儒者而传续下来。在文化领域中，儒者无形间取得了优越的地位。无为而治的道家政治，因人口增加、经济繁荣而显得紊乱。谨慎、老成、廉洁、忠实的儒者，在帝王心目中，一天天被重视起来。然而两汉的儒者，与孔子的非宗教精神，并不相合。他们神化了孔子，以为孔子预为汉家立法；五经的纬书也出来了；符谶也被尊重。论休征，天人合一的董仲舒，是代表者。取得政治权威的儒者，是一般宗教化的；虽然宗教的见解，并不高明。这样的儒者，王莽是有数的人物。他模倣周公，实行禅让，复古，但终因拘泥古制，不达治道而完全失败。从此以来，儒家的理想政治，再也不曾尝试过。

战国以来的道家，阴阳家，到汉代，逐渐形成有组织的道教。张鲁、张角、张修，都是大同小异的。他们所重的，是祭祀，祈禳，忏悔，厌胜，符水治病，预言世界大乱，予人类以光明的远景。导引、吐纳、辟谷的长生术，是独善的一流，也与此相呼应。一方面，专守经学的儒家，崇古、拘礼，引起一分学者的不满，这是重文学，重事功，重后王，学览百家的「通人」。这有著道家的气息，大抵不信谶纬等迷信，也不信方士的神秘，为玄学与清谈的前驱。汉儒的迷妄固陋，逐渐蜕变，纬谶也被废置了，加上汉末的党祸，急剧的没落下来。

汉末以来的道教，经葛洪、陶宏景、寇谦之他们，一方剽窃佛经，一方创作，渐与玄学相融合。他们称天师，使帝王受天的符命。但一般社会的宗教活动，不外符水、祈禳，或吐纳、烧练的长生术。佛教起初，与道教相并而行。等到不断传译而充实兴盛以后，南朝的玄学，为佛教的义学所代替。北方朴实而重事功，道教与佛教相争，佛教受到多次打击，但还是日渐壮大。从汉末到唐初，宗教方面全为佛教与道教；唐代更有新来的景教、摩尼教等。这都是一般的，平等的宗教，中国古代的阶级宗教，毫无力量。政治上，学问上，儒家虽有强大的地位，然真能代表儒家的，并不太多。除少数唯物论者（如神灭论者范缜）而外，都接受佛教与道教的信仰，而第一流的学者，属于佛教。

从汉到唐，儒家虽一度独占，然非宗教精神，始终不曾起重大作用。儒家所保存的，古代传来的宗法的宗教（王侯与庶民分別的宗教），不能支配社会人心。人类的宗教要求，贫乏的功利的道教，不能适应人心。外来的佛教，这才一天天發达，發达到笼罩一切的领导地位。儒、佛、道，虽有多少争论，而真能互相协调，予社会以合理的推进，属于这一时代。汉末以来的变乱，到隋、唐而再度统一，隆盛，扩展。隋、唐融摄著极多的外来文化，而笼罩一切，吐纳众流的指导精神，不外乎佛教与道教。中国民族的充实与扩展，等到唐武宗的毁灭一切外来宗教，开始非常的复古的剧变。

唐代，为一华戎混融的大帝国，摄受了甚多的外来文化，重用了附属与归化的边族人士。其后，引起安禄山的叛乱，藩镇的跋扈（特別是回纥的非常骚扰）；五代的混战局面，也只是这一局势的延长与扩大。在这种情况下，启發了中华民族，主要为儒者的反抗。在唐的国力衰退中，由于壮丁逃避，财政困难，佛教首先受到注意。早在宪宗时代，韩愈便以卫道自任，开始反佛教，反佛老的运动。他虽只是一位词章仕宦的文士，根本代表不了儒家，但引起的影响，却非常深切。从民族精神的自觉说，是有价值的。但结果，發展为排斥一切外来文化，演进到独尊孔子的新时代。这对于中华民族，不免利弊參半，而且弊多于利了！

北魏以来的佛教，發展出漠视经教的重行学派：一是昙鸾、道绰、善导以来的持名念佛；一是达磨门下，到六祖而大盛的參禅。念佛，非常普及，在一般民间，影响很大。这是通俗的，他力的佛教，偏重信愿。禅，主要是传授于出家的僧众间，这是重实质的，自力的佛教，偏重智证。还有偏重悲行的三阶教，受到政治的压迫而衰歇了。与经过秦皇的焚书坑儒，而儒家演进为中国文化主流一样，经过唐武宗的破灭佛法，禅宗也就演进为中国佛教的主流。在内乱频仍中，民生凋弊，毁法而后，寺院经像的恢复不容易，台、贤、唯识等都衰落了。独有禅者，山边林下，到处安身；深入东南山地，辟土开荒，讲求经济自足。以法堂代佛殿，过著专精、笃实、淡泊、强毅的出家生活。虽然对于中国文化，佛教义学的理解不足，但凭他的特长，与当时环境的适应，取得了代表佛教的领导权。

北宋的佛教，虽也有天台与贤首宗的复兴，而主流还是禅宗。当时，自称上承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道统的理学，开始兴起了。但推行新政新学的王安石，蜀派的大小苏，都还是儒佛并重的。作为理学主流的洛派，在程伊川被贬以后，弟子们都还是倾向禅宗。由于金兵侵入而到达南宋时代，国族的危机更深，理学也更隆盛而完成，佛教也就慢性的衰落下来。说到理学，当然是儒家。在《易》，《大学》，《中庸》，《孟子》的思想基础上，融摄了道学与佛学，特別是佛教的禅宗，發展为体系严密，内容充实的理学。理学与禅者的关系，我曾说过：「宋代理学巨子之故乡，十九为四百年来南禅盘根错节开化之区。理学家之精神作风，无一不出于自信自尊，重质轻文，体道笃行，雄健精严之禅风。如程门师资之往返，有类參谒。居敬，穷理，明道统，有语录，亦类禅宗。象山之即心即理，明其在我，一扫注疏之繁，唱六经为我注脚，则尤近矣」。

禅宗，自有他的伟大处。但他偏重心性的体证，过著山边林下的淡泊生活，有著急了生死的精神，虽自称为教外別传的最上乘，而作风却活像声闻行径。无边佛法，被狭隘为「佛法无多子」。深邃的义学，精密的论理，都被看作文字戏论而忘却了，这是佛教中偏重智证的一流。晚唐以前，禅宗都还重在僧众间；其后，广泛的为一般学者所爱好。在这种风气中，儒者不能不接受他，而又从两方面抗拒他。一、由于异族凭陵所激起的民族感情，下意识地轻视印度传来（其实早已成为中国文化内容）的佛教。二、禅者重于自了与出离精神，不能为重人事，重现实的儒者所同意。新的儒者，面对隆盛的佛教——其实是禅宗，而从辨夷夏，道伦常的立场，抨击佛教——其实是禅宗的自私，遗弃人事。透过佛道思想而重新活跃的儒家——理学，师承了孟子的攻击精神。孟子攻讦杨、墨，现在转化为攻讦佛、老。似乎不攻讦佛、老，就算不得孔氏之徒。从中国固有思想，而融摄了部分的印度佛教，理学是成功的。孔子的非宗教精神，到理学家的排斥佛老，才充分的發挥出来。民族文化自尊心的高扬，發展为复古的（菲薄秦、汉、隋、唐的辉煌成就），排斥宗教的文明，问题就在这裡。

理学的新儒者，也有「静坐」，「寻孔颜乐处」，有著类似禅者的宗教经验，也能唤起为圣为贤的景仰向往，鼓舞起为道卫道的热诚。然这仅是少数者，在一般民间，无法完成这样的信愿。本来，禅者也有同样情形，然不久，禅者早已發展为辉煌寺宇，庄严的像设，钟鼓仪制，使儒者赞美为「三代礼乐，尽在是矣」！佛教的一般为念佛（特重音声），上层为禅悟，南宋而来，渐倾向于贯通综合。所以佛教，不但是少数者的证悟，更是一般人类的皈信处。儒者呢，几乎恢复了古代的阶级宗教，排斥佛、老，以为中国的有识人物，是不应该信佛、老的。充其量，佛、老也不过「圣人以神道设教」的化治愚民的工具。他自己，即使有类似宗教的信愿，也不能普遍；而对于一般的宗教，被看作愚民迷信，造成了一般的非宗教——无信仰的社会。在知识阶级——中国正统文化的儒者间，造成对于宗教的错觉，根深蒂固。

禅者是著重体证的。真切的悟境，是性灵的直观。所以禅者应用象征的表现方式，流露出直觉的，艺术的壮美。禅者的心境，大抵不适于研究经教，不能重视名理，却不妨美的文艺。禅者轻视义学，其实他根本无法学会严密的义学；但却能發出意境高远，而平淡现成的好诗文。真正的禅者，不是拘谨的，是热情的，杀活自在的。但理学者恰好相反：孔子以来的儒者，早就偏重于曾子一系的狷道。理学者承受这样的传统，复古的向往，道貌岸然的尊严，不免流于拘谨，或者流于冷酷。纯正的理学者，于诗文书画等，都是不大高明的。太子折一枝鲜花，理学的老师，也要噜苏一番。想到私塾时代的老夫子，岂不是从过分谨严而流于冷酷？在理学的社会中，「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被看作合乎天理。当然，理学大师也不乏高明人物，但给予一般的印象，多少有点「迂」，「酸」。总结的说一句，儒家發展到理学，是辉煌的成就！但世间法难得圆满，他缺少一种应有的东西，即没有真切的宗教情操，宗教世界的为人热情！

在中国文化大扭转的过程中，有两点是值得注意的。一、唐武宗毁废宗教以来，部分的宗教，转入地下活动，秘密宗教开始活跃起来。如佛教的弥勒出世，与摩尼教的明王治世，逐渐融合而成为白莲教等。二、唐代以来，佛教的通俗说教（俗讲），如变文之类，非常發达。在佛教义学昌明的时代，会产生优美的通俗文学，是不致太离经的。但由于教学的衰落；由于理学兴起而上层阶级多少离开佛教，逐渐流为不佛不道，又儒又佛的宗教文学。明清以来的种种「宝卷」，都从此而来，这都与秘密宗教相结合。秘密宗教，并非没有合理的思想，代表著知识水准低落者的宗教要求，这并非不可以引入正道。但被看作邪教，被取缔，而取缔是从来不曾有效。反而由于宗教的转入地下，愈来愈迷妄。这可见，不能尊重与發展高尚的宗教，像儒者那样的宗教观，宗教界的情形，会变得更坏！然这不但是宗教界的苦难，是中国民族、中国社会的莫大损害。中国民族逐渐的成为拘泥、怯弱、妄自尊大，囿于狭小的现实，不再有雄浑，阔大，强毅，虚心的汉唐盛德了！

元代，皇家是崇佛的。儒者被编为「九儒十丐」的阶级，虽也还尊敬孔子，而理学当然只能困守。然而佛教，也并不曾得益。除了不立文字的传统而外，因蒙古人而进来的蕃僧，造成了中国佛教非常混乱的局面。短短百年的外族统治，儒佛都受到严重的伤害！总算明太祖出来，结束了这一混乱的世局。皇觉寺僧出身的明太祖，对佛教有护持的热情，论理，佛教应该在中国重走好运，而事实却越来越坏。这真是出乎意外，然而并不希奇，只是不理解佛教的真义，与受到理学者的影响。

明太祖的护持佛教，是毫无问题的，他不断的诏谕僧众，应怎样的来弘扬佛法。成祖也信佛极深；到武宗，更学会梵文，自称大庆法王。嘉靖以前的明代佛教，处于有利的情势下，然而却意外的受到伤害。

太祖谕僧纯一说：「既弃父母以为僧，当深入危山，结庐以静性」。太祖以为：「诸祖经佛之道，所在静处，不出户牖」。他所订的僧制，「或居山泽，或居常住，或游诸方，不干于民」。太祖心目中的佛教，主要是山林的禅者，他们自耕自食（演变为放佃的地主），「不干于民」。不知道佛制比丘的游化人间，受民间的施与，就随分随力的将佛法深入到民间。不干于民的僧制，与此相反，使佛教与社会脱节。

这裡面，隐藏著一大问题：太祖本与白莲教有关，但在军事胜利中，重用儒者来治理政事。太祖尊崇大成理学的朱熹，制定八股，以朱注四书为准绳来考试士子。这个崇佛的皇朝，由于尊崇理学，及理学者当政，佛教即无形的被伤害了。禅者的自食其力，本是深入山林的不得已。从韩愈以来，儒者一直在攻讦僧众的不耕而食，不织而衣，以及寺院像设的糜费。所以太祖的奖励僧众深入山林去自食其力，或居常住而过著地主生活，经忏生活，「不干于民」，多少减少儒者的压力。然而僧众的经济，建筑在寺产、经忏，而不建筑在广大的信众身上，这怎能不走向没落！明代的出家人，完全被置于儒家的伦理思想下。「凡僧、尼、道士、女冠，并令拜父母，祭祀祖先；丧服等第，皆与常人同。违者，杖一百，还俗」。这完全违反了佛制，使超越的宗教精神，屈服于现实的政治威力，这等于暗示了出家的非法，为理学者的空前胜利！尤其是：「释道二教，自汉唐以来，通于民俗，难于尽废，惟严其禁约，毋使滋蔓」，露骨的表示了温和的非宗教精神！禅者为代表的佛教，本已走向山林。理学者攻讦他隐遁自私，其实是惟恐他不如此。佛教被压迫而退入山林，放弃了社会的文化与慈济活动，中国文化才成为理学的一家天下。这个崇佛的皇朝，到末季，佛教是衰落极了！如严嵩死在卑田院，其实是佛教慈济事业的悲田院。但当时的佛教，衰落到连名称都弄不清了。如紫柏大师来京师弘法，当然会接触到朝臣，因此被诬陷而死在狱中。有些人，怪他不知道高蹈山林，到京师来自取其辱。憨山大师到南昌，仅有不穿僧服，不受戒的和尚。到广东南华时，情形更坏！二百年来，要僧众不干于民，退出社会去隐修的护法方针，证明了根本的错误，刬绝了佛教的慧命。

还有一个问题，太祖是出身于秘密结社的白莲教，他深切的知道宗教徒的集合，对于黑暗政治是有危险性的。所以太祖严厉的取缔秘密结社。他的僧众「不干于民」；「不得与民杂处」；「不得奔走市村，以化缘为由」；都含有政治防范的意味。这到清代，说得更明白：「聚众为匪之众，都由奸邪僧道主谋。平时煽惑愚民，日渐酿成大案」。专制政治發展到极点的明清统治者，不怕圣人之徒的理学家，却怕愚民的僧道。唯一的防范方法，限制他，奖励他与民众脱节。

清代的儒者，复活了汉代经学的研究，极有成绩，但理学家在政治上的地位，由统治者的推重，还是丝毫不曾动摇。而且，清代的经学，并非两汉的经学；两汉的经学，渗透了宗教的仰信，而清代经学，却继承了理学的反宗教精神。清代的佛教（道教的情形更坏）一直在衰落中；而理学传统的排斥宗教的政治压力，真是变本加厉，越来越凶恶！起初，顺治、康熙、雍正（初年），与中国文化的关系还不深，都有佛教的信行，虽然这都是禅宗的。禅宗的天童一系，一时非常隆盛。但到了雍正晚年，不满意三峰派的与文人学士相往来，运用帝王的威力，彻底的破坏了他。到乾隆，更取著理学正统的立场，严厉的对付佛教与道教——天主教等。

「僧道，不得于市肆诵经托钵，陈说因果，聚敛金钱，违者惩罚」。「若有官及军民之家，纵令妻女于寺观神庙烧香者，笞四十，罪坐夫男。无夫男者，罪坐本妇。其寺观神庙住持及守门之人，不为禁止者，与同罪」。依此《大清会典》的律令来看，僧众（道流）不但被迫而不干于民，不出户牖，不得游行教化，而且还严厉的取缔妇女们到寺庙进香礼拜，营为宗教生活。佛教与道教，完全被封锁在山门以内。一些自以为儒学正统的缙绅门第，往往挂起「僧道无缘」的牌子，即是这种反宗教意识的表白。自认为精通中国文化的乾隆帝，他公开的表示，同意儒家的观点，「释道是异端」；「在国家则为游民」。他一登位，即下谕痛责佛教界，首先将顺治、康熙、雍正三帝与佛教的关系割绝了。接著，通行「甄別僧道」的工作。他容许「山林修道，布衣粗食，独善其身」；而压抑了宗教的社会活动，使成为孤立的，脱离社会的分子。被整肃的僧道们，所有的财产，没收归公。这一来，宗教界大大的惶惑不安起来。乾隆三次下谕，说明这并非屏斥异端，只是对付为害佛道，为害社会的偽僧偽道，然而他的真意，其后表白为：「此教流传已久，人数繁多，一时难以禁革，是以朕令复行颁给度牒，使目前有核查，将来可以渐次减少，此朕经理之本意也」。「渐次减少」，是他的目的，是他同意儒者观点，「禁游惰，劝力作之本意」。而所以不曾断然禁绝，并非尊重真僧真道，而是数十万人的生活问题。他以为「僧道亦穷民之一」；「今之僧道，不过乡里无依之贫民，窜入空门」。佛教被看作穷老孤独残废的收容所。佛教与道教等的真意义，全被抹煞。如乾隆二年谕说：「释道是异端，然读诵经书之礼教者，得罪圣贤，比异端更甚！凡星相杂流，回回教，天主教，一概禁绝不行」。嘉庆十年谕说：「释道二氏尚不可信，况西洋教耶」？理学精神在政治上的成功，重要是一切宗教的排斥，养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的非宗教传统。乾隆以后，一切秘密结社的宗教活动强化，进行反政府的活动，是不无原因的。清末的天主教徒，为帝国主义作侵略先锋，造成种种教案；其中中国知识阶级的仇教活动，也不是没有责任的。理学传统的政治人物，不知宗教对于人生的真意义，使其向上的發展，而进行反宗教的抹煞政策。充其量，承认他「劝善戒恶，化导愚顽」；但自称圣贤之徒的知识分子，当然是不需要了。这种排斥宗教的政治，当然不会做到彻底。但说到宗教，就联想到迷信的错误，却在中国知识分子的心裡，根深蒂固的传下来。这被称为中国正统的非宗教文化，果真是中国民族的幸福吗？

时代开始大改变，西方的势力，跟著坚利的舰队而来。儒家无法适应，迅速的没落了。号称中国正统文化，千百年来占有政治与教育的儒家——主要是理学，可说是清一色的中国知识界。但仅是废八股，开学堂，失去了教育权，不消十年，廿年，等于全部消失。脆弱到如此的不堪一击，似乎太希奇了。全中国的孔庙，都不知怎样的变了，还比不上饱经摧残压迫的佛教与道教，多少能为了拆庙毁像而呼号反对。这便是非宗教的，无信仰的上层文化，缺乏坚强力量的真凭实据。

辛亥光复以来，西洋文化的传入，与打倒迷信，表裡的同时进行。神教徒并非不知道自己的真面目，只是利用打倒迷信来摧残中国固有的信仰——祭祖宗也是迷信。多少涂抹些洋式情调的新知识分子，不脱旧知识分子的非宗教传统。现在是科学时代，讲求实证实用，当然更要反对宗教。反宗教或者说打倒迷信，这一来更为彻底，不但打倒迷信——宗教，而且还要打倒礼教。本来无力的宗教与道德力，经不起五四运动的袭击而完全解体。然而科学与民主精神，始终没有成就。西洋新宗教——依中国的正统文化，应说是新迷信，除了兜搭得外国人的分子而外，也不能迅速建立起来。中国民族的精神，进入了真正的真空状态。五四运动的领导者——胡适他们，都是继承传统的非宗教者（胡适的非基督教，非宗教态度，并非美国式的实验哲学）。觉得自己「百事不如人」，决心要引导中国民族去全盘西化（这是外国人所最赏识的）。结果，唯物的共产主义，据有了中国大陆，發动洗脑运动，这能说不是全盘西化吗？近来少数的有心人，痛心五四以来的全盘西化，打倒孔门礼教，弄到神州陆沈。而不知从中国人心中，摧毁最强大的反共力量——宗教信仰，不是別的，是宋明以来的理学。理学者要压倒异端——佛道，而自己却不是宗教。在下的局促于伦常家庭，为当前的功利所奴役；在上的仅是形而上的玄学。这都不能从崇高意境的景慕中，唤起光明与热情，养成强毅坚决的信念。孔子说：「民无信不立」，我们现在尝受无信仰的恶果了。

宗教情绪的养成，对于民族的强盛，有著怎样的作用，说来话长！然而，日本、英、美，都是有信仰的民族。连摧毁宗教的苏联（恶果在后面，看著吧！）也还是千百年来的宗教区。秦、汉、隋、唐的隆盛，都不是无信仰者的业绩。我是神教迷信的反对者，然而我坚决的相信，迷信比没有信仰好得多！

我的论列，并非故意要挑剔儒家——理学。在今日，儒家与佛教，应该是同病互助的时候。儒家以及理学，仅是有缺点，不是根本要不得，他是有著光荣的一面的。不过，以中国正统文化自居的学者，大抵不能同情宗教，或仅是同情形而上学。像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冯芝生，都对中国文化有认识，而且也接触到佛教，但对宗教都是缺乏真切信解的。抗战期间，有新儒家运动，运动还在开始，而排斥宗教的——「二氏」，「佛老」，这一类陈腔滥调，又逐渐的搬出来了！我们现在又避难来台湾，中国文化的运动，一定有人在努力，这是应该努力的，这是复兴民族的真正动力。希望能扩大胸襟，如隋、唐以前一样，勿再陷入无信仰的理学窠臼！勿偏以儒家为中国文化，勿偏以理学为儒家。从古典中国文化，到周秦的子学，两汉的经学，六朝隋唐的佛学，宋明以来的理学，近代传来的西学；从古代的儒家，近代的三民主义线索中，贯彻各时代的文化，取精用宏，来铸造新的中国文化。中国文化的新生，才是中国民族复兴大业的完成！

中国文化的运动者，不能忽略文化中的宗教因素，那怕是迷信的。假如中国的知识界，永远把宗教看作迷信，落伍；有宗教信仰的，也不敢拿念珠，挂十字架，怕人讥笑。那么，中国的文化，将真是永远的落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