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世天资佛学启蒙

吕澂出生于清光绪二十三年（西元一八九六），原名吕渭，后改名澂，字秋逸，也作秋一、鹙子，江苏省丹阳县人。自幼天资聪慧，刻苦向学，初级师范学校（镇江中学）毕业后，继之考入常州高等实业学校农科，在校肄业一年，又考入民国大学经济系，未几退学。能独力阅毕大英百科全书，又利用余暇自修，精通英、日、法、德、梵、藏等各国语言。当时他的胞兄吕凤子任教于两江师范学堂，是江苏著名的画家，尤其喜欢绘画佛像，常往金陵刻经处听杨仁山居士讲学，返家后即为吕澂复述，此为吕澂接触佛法的开端。

一九一一年杨仁山逝世，欧阳渐继其业，负责金陵刻经处的编校。当时在全国的刻经处中，以金陵的校勘规模最大、最精。吕澂至刻经处购书时得晤欧阳渐，遂虚心请教。吕澂才思敏捷，欧阳渐甚为激赏。此后，吕澂便常与之信札往返，讨论佛法。

一九一四年，欧阳渐在金陵刻经处设研究部，吕澂与邱晞明、姚伯年、徐钟峻入学就读，同为第一批学人。一年后赴日留学，进入日本高等预备学校深造，继而在日本美术学院专攻美术。吕澂学习认真，成绩优异，博得日本教师一致的夸赞。第二年，因与留日学生共同反对日本侵略中国而罢学回国。

金陵事师创新讲学

一九一六年吕澂归国后，旋被刘海粟聘为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教务长。任教期间，吕澂撰著《美学概论》、《美学浅说》、《现代美学思潮》、《西洋美术史》以及《色彩学纲要》等，对二〇年代初期美学研究和传播西方美学，有重要影响。

一九一八年，欧阳渐欲在刻经处筹办「支那内学院」，邀请吕澂协助。筹备之初，经费极度窘迫，吕澂曾随欧阳渐四处奔走，向当时的云南督军唐继尧、北京政府铁路督办蒯若木募款。筹备时间前后达四年，吕澂逐渐放弃美学，专志于佛学的研究。

一九二二年，支那内学院在南京半边街（今公园路）正式成立，欧阳渐为校长，吕澂任学务处主任。因吕澂字秋子，欧阳渐尝称他为「鹙子」，鹙子是释迦牟尼佛座下智慧第一的弟子舍利弗的译名，由此可见欧阳渐对吕澂的倚重。欧阳渐曾说道：「先师咐嘱渐十余年来，得超敏缜密之秋一可以整理，得笃实宽裕之黄树因可以推广，吾其庶几乎！」吕澂从此矢志佛学，追随欧阳渐左右，未曾暂舍。往后支那内学院一切的成就，以及在佛学学术上的贡献，与吕澂的努力密不可分。

支那内学院藏书数十万卷，其研究学风是从学术意义上研究佛教文化。因此，在开课之初，学人荟集，人才鼎盛，如吕澂、王恩洋、汤用肜、聂耦耕、邱晞明、景昌极等，均在院任教。在开办「法相大学特科」后，支那内学院一时声誉鹊起，与太虚大师创办的「武昌佛学院」遥相辉映，成为全国两大佛学中心。

除行政教学工作外，吕澂还从事大量佛学研究、佛典校勘与整理的工作。这段时期，吕澂撰写《声明略》、《佛典泛论》、《佛学研究法》、《印度佛教史略》和《因明纲要》。吕澂的授课方式与众不同，他根据欧阳渐的《院训释．释教》，将佛学分成五科（后人称其为五科佛学），以毗昙、般若、瑜伽、涅槃、戒律组成内学院院学。这个教学体系涵盖整个印度佛学，可谓近代佛学教学史上的创举。

勤奋研究扬名国际

吕澂追随欧阳渐二十余年，深得其学问之精髓。他孜孜不倦的钻研精神，加上聪敏的天资，曾被熊十力慧眼识才，指其学识较之欧阳渐「青出于蓝更胜于蓝」，并在给吕澂的信中赞叹说：「较师更加精详。」

一九二六年后，由于北伐方酣，支那内学院和武昌佛学院都先后为军队占用而停办，上百多间房舍的金陵刻经处只留下存放经书及日常作息的空间，支那内学院也只剩下吕澂和邱晞明陪侍欧阳渐，继续未完的研究工作。

一九三七年，中日战争爆發，未几，战火蔓延到南方。欧阳渐率领部份门人弟子，由吕澂护送大批重要资料前往四川，在江津成立支那内学院的「蜀院」。蜀院并未招生，只是继续著述研究工作。正值四十二岁壮年的吕澂，在入川后数年间，于处理院务之余，更全心投入学术研究。他对梵文、藏文原典的解读，尤为特出，曾校勘藏文《摄大乘论》、《因明入正理论》，及梵文《楞伽经》，并完成《杂阿含经刊定记》、《因明入正理论讲解》等重要佛学著作，及若干篇重要学术论文。吕澂同时与法国东方学者莱维，及日本佛学家木村泰贤等往返论学，解决历史遗留的许多问题，为内学院在国际学术界中树立声誉，也为中国佛教争得光荣。

著述研究为教忘我

一九四三年二月，欧阳渐逝世，各方弟子回江津奔丧，门人组织院友会，公推吕澂继任院长，王恩洋等担任院友会理事。

吕澂继师遗志，继续办理蜀院，开始聚众讲学。其间曾与华西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合编《汉藏佛教关系史料集》。一九四九年中共取得政权，支那内学院改名为「中国内学院」，吕澂续掌院务。三年后（西元一九五二），该院院友开会决议自行停办，自此创立三十余年，中国高等第一佛学院——支那佛学院宣告停办。

一九五三年，「中国佛教协会」在北京成立，吕澂被选为常务理事。由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对他颇为重视，自第三届起，吕澂便获选为全国政协委员。

二年后，斯裡兰卡佛教徒为纪念佛陀涅槃二千五百年，發起编纂《英文佛教百科全书》，邀请各国佛教学者合作。中国佛教协会当即成立「中国佛教百科全书编纂委员会」，推举赵朴初为主编，吕澂任副主编，聘请国内佛教学者撰稿。吕澂同时撰写百万字的《中国佛教》，获得国际间的肯定和荣誉。

一九五六年，吕澂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兼哲学研究所研究员。一九六一年，吕澂受科学部委托，在南京开办一个为期五年的佛学班，为北京、上海、内蒙古派来的三个研究生，开设「中国佛学」和「印度佛学」两门课程，后整理讲课笔记，辑成《中国佛学源流略讲》和《印度佛学源流略讲》两书。

一九六二年，吕澂希望中国能出版一部优于日本《大正藏》的大藏经，翌年即开始编写《新编汉文大藏经录》，它是吕澂数十年读经的心血结晶，不只将经籍内容分类，还勘同出一百七十七部佛籍，历时三年完成。后因大陆文革开始，编印藏经的弘传计画被迫中止。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佛学班及多年研究成果、资料全数毁坏殆尽。七十一岁的吕澂遂避居江苏故居，后再迁居北京清华园，直至一九八九年七月逝世，享寿九十三，这二十三年间形同退隐，不曾再有佛学著述问世。

振响当世流韵未来

吕澂在佛学研究上的贡献，除了在唯识研究上独树一帜外，并沟通汉藏佛学，重视藏传佛学的研究，同时發扬唯识与因明学。他在学术上主要成就有：

一、在玄奘所译《瑜伽师地论》最后二十卷中，發现《摄事分》的大分是引用全部《杂阿含经本母》，因此明白瑜伽一系学说真正来源为上座部禅法。他更订正翻译后弄乱的《杂阿含经》次第，写成《杂阿含经刊定记》，此一见解，远比日本佛学界早六十年左右。

二、在《瑜伽师地论》裡發现引用《小品宝积经》的旧注，而刻成《宝积经瑜伽释》一书，不仅看出大乘学说前后的联系，且订正旧译《宝积经论》的错误。

三、认清梵、藏本唯识论书的文义自成一系，与玄奘所传不同，而确定唯识古今学说分歧之所在，从此，唯识学前后变迁迹像一目了然。

四、寻出《俱舍论》与南北双方《毗昙论》的关系，判明小乘毗昙学说的系统。

五、校勘编印《藏要》一书，凡四百余卷。此书整理考订各地所發现历代大藏经刻本，因而廓清藏经版本源流，确定文字正谬的标准。又从国外校印的梵、藏文佛典，和康、藏各种刻版的西藏大藏经比较研究，而见到汉文翻译的优劣。《藏要》被用作校释佛籍的重要參考本，更是日本佛教大学教科本，及印度国际大学研究资料。

吕澂个性纯厚，律己甚严，据学生张春波所描述：「先生已六十六岁，那么大年纪，每天都是凌晨四点起床，漱洗毕，即开始工作，或研究学问，或备课。几乎把全部精力都用到工作、学习、研究和教学上。这恐怕是先生在学问上能取得重大成就的主要原因。」吕澂治学精神令人赞叹，对佛学界的贡献照古耀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