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藏佛学沟通的第一步

随著中国佛协的成立，汉藏佛教界的关系日见密切，两地佛学的沟通也益觉其有迫切的需要。在佛协的成立会议上，代表们讨论到如何發扬佛教的优良传统，就已提出了汉藏佛典翻译的问题。但这问题过于专门了，一时难得有具体的结论。会后，我看到一些有关西藏佛教文献的稿子，重新引起了注意，因而拟了这个《汉藏佛学沟通的第一步》题目来再發表些意见，以供当代汉藏佛学家的參攷。

的确，到现在这新时代来，要从「中国的佛学」里，發扬它积极的，进步的，而又有助于文化建设的成分，这必须參合汉藏双方的学说，认识它的全貌，才谈得上正确；又必须有双方学者的合作，才做得到彻底。我们说汉藏佛学沟通的有其需要，它的意义就在于此。沟通的第一步，应该是彼此的互相了解。但以往多少年来，汉藏学者在这方面所做的准备工作就很不够。有些汉地学人从西藏求学回来的，也曾做过些介绍说明西藏佛学的报告，或者还编译了专书，但只有少数能深入。再说西藏的佛学文献方面，东西洋的学者一向在关心研究，本来有不少好材料可以采取，而到现在，我们还没见著一部用汉文写成的西藏大藏经的完全目录（清代也有过西藏藏经目录的译本，但译语怪僻，不可卒读，当然是不合用的）。因此，我们要了解藏学而可用的汉文材料委实太贫乏了。至于在藏地的情形，那就更差。我不很清楚多年去西藏求学的人怎样地介绍他们自己所知道的佛学，但就我个人见闻所及，似乎藏地学者所借以了解汉地佛学的，还离不开工布查的《中土佛法源流》mgon-po skyas-kyi rgya-nag chos hbyung 和土观的《西藏佛法源流》thu-hu bkwan gyi bod-kyi chos-hbyung 附篇等旧作，而那些作品都是充满著错误的。我在一九四二年校印了土观那篇文章，就曾做过一段导言，指出它的重重错误，这里且不多谈。至于有关汉地佛学文献《大藏经》方面，西藏也只有工布查的著述里做过《至元法宝勘同目录》的翻译。但《至元录》本身问题就很多。它的勘同，可说是流于形式的。只要一看见西藏经录里或著述里有那部书的相似名目，便认为西藏也有译本，其实却不尽然；好多真有西藏翻译的，它反而遗漏了。据我们粗粗地统计，它里面所收一千五百二十余种书，误勘的却有一百五十多种即是全数的十分之一以上。到了工布查的翻译，更替它添上好些错误：有处无端地遗漏了（如《心明经》、《种种杂咒经》、《百千印陀罗尼经》等），有处又随意勘同而勘错了（如以《华严经修慈分》为《金刚髻珠菩萨修行分》的同本，《庄严菩提心经》为《方广普贤菩萨所说经》的同本等）。它还有最大的缺点，就是很多书名都译得不正确（如《大乘同性经》译成 theg-pa chen-p-ohitshad-ma《无上依经》译成 Sgra chen-po 等），甚至西藏著述里有过译名的，也忽略了不知采用，反搞成不伦不类（如《观所缘缘论》dmigs brtag-pa 错译为《观缘起论》rten-hbrel bsgom-pa《理门论》rigs-pahi sgo 错译为《量门论》tshad-mahi sgo 等）。所以单凭这样一部目录，实在难以令人明白汉译大藏经里究竟有些什么书，更谈不到比较运用了。但它所發生的影响却是相当的大。我还记得二十年前，喜饶嘉措法师刚从拉萨回到南京来，我就拉萨新版《甘珠尔》的编纂上有些问题和他讨论，他谈到汉地大藏经的一切，就是完全依据工布查的书，并还对它加以推重的。可是，老实说，要从那些著述来了解汉地佛学的真正内容，如何能够？现在，我们应该好好地再来做一番准备工夫：

一、用藏文重写一部简明扼要的汉土佛学源流，一直叙述到现在的情况；这须注意纠正工布查，土观等撰述里的错误。

二、彻底订正工布查所译的《至元法宝目录》，要使每一部书都有正确的译名和实在的勘同。

以上是关于汉土佛学的，再说西藏佛学方面：

三、用汉文重编一部西藏佛学历史（严格的说，应该和佛教历史有好些区別），阐明各种学说的源流和现况，最好更參照嘉木样的《西藏佛教史表》bstan-rtsis 编一个学术年表，作为附录。

四、尽量采取东西洋学界已有的资料，编译一部西藏大藏经的勘同目录。在这里要注意到的，是西藏所有的经录或学史关于各译家年代的先后，照例没有详细明确的记载。如胜巴堪布所著的《如意宝树史》dpagbsam bjon-bzan 总结了各种经录记载，列举印度法师来藏为译主的九十二人，西藏的度语（即翻译）一百七十一人，也只粗分为前传期和后传期的两大段落而已（见该书印度校印本 408-410 页）。现在另编新录，就得用公元或藏历分世纪地计算，将各家年代大体标明出来，令人一览而知其先后关系。

有了这些准备，才可以来谈汉藏双方佛学界的互相了解。这还要有步骤地选择学说上各种根本典籍，分別译了出来，以为依据，就自然会涉及汉藏佛典翻译问题了。说起这样的翻译来，过去双方是早已做过一些工作的。藏地的翻译汉经，可以远推到佛学前传时期。现存那一时期的经录即《登噶尔玛录》ldan-dkar-ma dkar-chag 里，就举出从汉文重译的大乘经二十四部、大乘论八部。这都还是些比较重要的书（如经部的《大般涅槃经》、《入楞伽经》、《金光明经》等，论部的窥基《法华玄赞》、圆测《解深密疏》等），并且大部分保存到现在，可算是有相当规模的。至于汉译藏籍，除了元代以来有几种零星译本收入大藏经而外，我们从现存的增加汉蒙译语的《翻译名义大集》bye-brag-tn rtogs che 底稿以及《大乘要道密集》所载的残篇断简，还可以想像到明清两代曾有过一系列的西藏密典翻译，而后来都散失不全了。但这样翻译极其广泛，目前用不著。我们要是为了明瞭汉藏两方的佛学而来谈翻译，就应该联系到实际情况，译出双方学说的各籍，使人一下能得其枢纽。现在姑且举显教的学说而言。这在西藏正宗宗喀巴学系里，一向是以五科的组织在做著有系统的学习的，我们就该先将各科本典一一翻译出来。这里面除去俱舍科的《俱舍论颂》和《释论》已有玄奘的译本暂可应用而外，其余还有：

一、因明科，法称的《集量评释论》chos kyi grags-pahi tshad-ma rnam-hgrel 和天主慧的《注疏》lha-dbang blohi tshad-ma rnam-hgrel-gyi hgrel-pa（这是包括论本第一品的法称自注在内的）。

二、般若科，弥勒的《现观庄严论》byams-pa mgon-pohi mngon-par rtogs-pahi rgyan 和师子贤的《注疏》Senge bzang-pohi mngon-par rtogs-pahi rgyan-gyi hgrel-pa don-gral。

三、中观科，月称的《入中论》zla-ba grags-pahi dbu-ma-la hjug-pa 和他自己的《注解》。

四、戒律科，德光的《律经》yon-tan-gyi hod-kyi hdul-bahi mdo 和他的《自注》。

这些都是要翻译的，但体裁上必须摆脱从前那样古典式的束缚，而力求其浅显通俗，并还要现代化，运用多所參考随文附注的办法来帮助理解。因此，第二、三科的本典现观论等侭管已有法尊法师的译本，仍旧可以再翻一道。

其次，汉土佛学的现状既零落，又散漫，谈不上什么修学的一定规模，这祇可以对照著藏学的分科，举出些本典来：

一、因明科，陈那的《因明正理门论》（汉地的因明学本属以《理门》为大论，而极端加以重视的。西藏学者为著彻底研究《集量论》，也曾向汉籍里多方搜求它，不知怎样的搞错了，竟将天主的《入正理论》翻了过去充数，从此便在西藏讹传了七八百年。现在译出真的《理门》，连带地改正这一大错，当然是很有意义的）。

二、般若科，世亲的《能断金刚经论释》和护法等的《成唯识论》（汉地晚世的般若研究集中在《金刚经》，而旧传的弥勒般若学也祇有《能断金刚经论颂》一书。西藏奈塘新版的《甘珠尔》里面曾收罗到它的译本编入补遗，但无释论，依然不得其解。今译恰恰弥补了这一欠缺。至于弥勒学的發展，以唯识理论为其归宿，汉藏两方都有这种见解。所以，西藏的般若科研究会旁及安慧的《唯识三十论疏》，其在汉土与此相当的就只有护法等的《成唯识论》了。并且从此一书里就能了解汉土所谓「相宗」的重要主张，可谓便利无比）。

三、中观科，青目的《中论》（释）（这是中观学初期的杰作，而为汉土的三论宗所推崇的。它大部分所依据的《无畏论》，旧传也认为龙树自己的著作。宗喀巴系学者虽不赞同此说，但从青目的书里很可看得出《无畏论》是种古注带著「母论」的性质的，这足以供西藏学者的參考。汉土所谓「性宗」的理论根据，不用说也都能从这部书得著了瞭解）。

四、戒律科，《四分律》（汉土的律学和西藏的系统不同，这在它所依据的广律上表现得最具体又最清楚，所以应该先译）。

五、俱舍科，众贤的《顺正理论》（答复正理师的严格批评，原来也是俱舍学的主题之一，但汉土学者特別地重视它，所以对于顺正理论有独到的研究。西藏译籍里只有《顺正理》的节本《显宗论》，并还翻译得不精确，像已经众贤订正了的俱舍颂文，都不知道照改，可谓在原则上已犯了错误。至于《顺正理论》里详叙学说异同之处，《显宗论》一概从删，就更无从去辨別是非了，因此，西藏俱舍学研究到这些地方，不免时常有错。像在《根品》里辨罗汉留寿行是否异熟一段，就是将经主之判误认为妙音的主张；到得解所依为意能依为识处，又将有部说错作经部。假使能參照到顺正理的原文，决不至于如此。现今藏译正理，对于研究《俱舍》一定大有帮助，可不待言。至于《大毘婆沙论》也算是俱舍学的重要參考书，法尊法师已有译稿，今不再说）。

翻译这些书，应该參照各大家——像普光、窥基、吉藏、道宣、元瑜等——的注疏，彻底了解了文义之后，再来从事，庶几可以做到译文明白晓畅的地步。西藏从前重翻宋译《楞伽经》，就曾先研究了圆晖的注解，经录里特为标明（见奈塘新版《甘珠尔目录》），这是值得效法的。

有了以上十几种书的藏汉译本，两地佛学者用来做显教学说部门初步的互相了解的基本资料，我想也侭够了。由这一个开端，随后再看实际情形，计㓰更进一步的沟通，应该是不会太难的。不过，在这些翻译的同时，对印度的佛学源流的一方面，我们也要努力使两地的佛学者能有一致或者极相近的认识。在西藏，关于这一学说源流的好些传说实在是太混乱了，甚至使卓越的史家要来做整理工夫，也不免有治丝愈棼之感（见多罗那陀的《印度佛法源流》tarauatthahi rgya-gar chos hbyung 导言）。但到现在，该可以说「有办法」了。我们可參用汉藏两方所有较古、较信的资料，以批判的方法来搞清一些纠纷，而做出一部近于真相的印度佛学史，以求汉藏学者之共信。这中间会牵涉到双方对于师承传授、人世后先等等不同的意见，也无妨暂捐成见作个平心静气的商量。克实说，汉土好些有关佛学的零星传说、史传出自罗什、真谛、玄奘、义净等大家的，以他们时代的在先，见闻的真切，乃至授受之有渊源，都应该特加重视而分別予以信任。加之汉文的大藏经内容丰富，蕴藏著各个时代、各个派別的代表作品，用来做说明学说流变的真凭实据，其价值也是无可比拟的（关于这一层，我将另外撰文，發表所见）。所以，只要真的是求个是非辨別，那末，在有这些优越的条件下，即使意见分歧，绝不致没有途径令其终归于统一。这只看我们的努力吧！如果我们的工作做得好，真能使汉藏学者对于佛学源流得到共同的认识，由此作进一步的沟通，自必会更名符其实地發挥它的效力的。

我对于汉藏佛学初步沟通的意见，大略如上，自觉是不够完全正确的，因此，诚恳地期待著汉藏佛学家的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