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信论》与扶南大乘
一 前言
《大乘起信论》,传说是马鸣(Aśvaghoṣa)所造,陈真谛(Paramārtha)所译的。在我国佛教界,这部《大乘起信论》,可说是受到高度推重的。但在隋法经的《众经目录》中,被编入「众论疑惑」类。隋均正的《四论玄义》更明确的说:「《起信论》一卷,人云马鸣菩萨造。北地诸论师云:非马鸣造论,昔日地论师造论,借菩萨名目之」。到唐代,也还有人评议。近代日本佛教界——望月信亨等再度提出讨论,论断《起信论》是中国人所造,为多数学者所同意。我国有梁启超的《大乘起信论考证》,引用日本学者所说,而赞许(造《起信论》的)中国人的伟大。中国而反对《起信论》最彻底的,是南京支那内学院,这是以唯识宗思想为准绳,而否定《大乘起信论》的。内院学者吕澂,作〈起信与禅——对于大乘起信论来历的探讨〉,指《起信论》是依魏译(五一三年译)《入楞伽经》而造的。比较《楞伽经》的异译与现存的梵本,可见魏译《楞伽》是有错误的;依之而造的《起信论》,当然也是错误了。其实,即使《起信论》是依译文正确的《楞伽经》而作,论义又正确,也未必能为吕澂等所认同,吕澂不是曾说「楞伽……于体用染净之判,犹未瞭然」吗?站在一宗一派的观点来衡量方便多门的佛法,是不太适当的!《起信论》非马鸣造,非真谛译,这是文献考证问题,而义理又当別论。我觉得《起信论》的作者,是依据參照不少经论,而不只是魏译《楞伽经》的。《起信论》的思想,主要是依从海道而来,特別与扶南(Funan)弘传的大乘有关。以下,要略的介绍几点。
二 扶南曼陀罗的译典
一 扶南佛教略说
扶南(Funan),见于中国史书的,是从西元三世纪到六世纪。扶南是现在的高棉,或作柬埔寨(Cambodia)地区的古国。起初见到的扶南,还是裸体的。由于印度文化的传入,扶南也就印度化而大有进步。流传的有印度教、佛教,特別是大乘佛教的兴盛,梵本的经典也非常多;佛教的声闻学派,也有多少流传。六世纪中,本是附属于扶南的真腊,日渐强大,进而统一了扶南,以后中国的史书,也就只说真腊了。
二 《文殊所说般若经》与《法界体性无分別经》
扶南人曼陀罗仙,或作曼陀罗(Mandra)。据《续高僧传》说:曼陀罗于梁武帝天监二年(西元五〇三)「大赍梵本,远来贡献」,敕与扶南人(僧伽)婆罗(Saṅghapāla)共译。由于曼陀罗「未善梁言,故所出经,文多隐质」。虽说译文不太理想,而对中国佛教的影响,却是深远的!曼陀罗译经三部:
一、《文殊师利所说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二卷,与唐玄奘所译《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第七〈曼殊室利分〉同本异译。曼陀罗译本,被编入《大宝积经》四十六会,名〈文殊说般若会〉。助译的僧伽婆罗,后来又別译一部,一卷;比对唐译与曼陀罗所译,一卷本显然地有了缺佚。
二、《法界体性无分別经》,二卷,被编入《大宝积经》八会,名〈法界体性无分別会〉。
三、《宝云经》,七卷。(扶南人须菩提(Subhūti),在陈代再译,名《大乘宝云经》,八卷)。
《文殊师利所说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是一部很有名的经典!与「般若部」的风格相近,说般若,也说空义。但已有如来藏(tathāgata-garbha)思想的倾向,如说:「众生界量,如佛界量」;「如来界及我界,即不二相」。这部经为《大乘起信论》所采用的,是「一行三昧」(唐译作「一相庄严三摩提」)。如《大乘起信论》说:
依是三昧故,则知法界一相,谓一切诸佛法身,与众生身平等无二,即名一行三昧。
关于一行三昧,《文殊所说摩诃般若波罗蜜经》这样说:
法界一相,系缘法界,是名一行三昧。
「法界一相,系缘法界」,这是论文所依而没有不同的。经说「恒沙诸佛法界无差別」,论说「佛法身与众生身平等无二」,虽各有所重,而法义是相通无碍的。
曼陀罗的另一译本——《法界体性无分別经》,可以推定为与《起信论》的本觉、始觉有关。如《大乘起信论》说:
本觉义者,对始觉义说,以始觉者即同本觉。始觉义者,依本觉故而有不觉,依不觉故说有始觉。
《起信论》立觉与不觉二义。因众生的不觉,引向于觉而说始觉,其实觉体本来如此,平等不二的。本觉、始觉的安立,可说是非常特出的,应与《法界体性无分別经》有关,如经上说:
一、一切智心……是心如实解本始平等。如随所闻其心体性,解知一切众生体性,解知一切诸法体性。
二、无觉无有解,无有(觉)解故,即是空也。若能如实解(布)施体性,解施体性故,解如实始体性;解如实始体性(故),解诸法体性;解诸法体性故,解诸一切众生体性。
三、解身口者,解觉寂静;解觉寂静故,解众生寂静;解众生寂静故,解一切法寂静;解一切法寂静故,解如实始寂静。
五、觉知住于如实始故,是名菩提。非住如实始,觉知住于如实始故,……是名菩提。
上引经文,第一则是發菩提心;第二至四这三则,明六波罗蜜行;后一则是证得菩提。第一则所说的一切智心,就是菩提心。经上说:「一切智心,无等等心,三界最胜心」,与《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所说:
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无等等心,不共声闻、辟支佛心。何以故?是一切智心无漏不系故。
意义是相近的。但经说「是心(一切智心)如实解本始平等」,与《起信论》的本觉、始觉平等不二相同,只是说「解」而不是「觉」罢了!在上面所引的经文中,或说「解」,或说「知」,或说「觉」;或说「觉知」,或说「觉解」,或说「解知」。「觉」、「解」、「知」三字,无疑是可以通用的。经上说:「解如实始体性」,「解如实始寂静」,「知如实始」,「觉知住于如实始」。这些文句,如「解如实始」,「知如实始」,「觉知……如实始」,到底是什么意义?这真不免是「文多隐质」了!这应该是:「始……解」、「始……知」、「始……觉知」,由于译者「不善梁言」,依原文直译,译为「解始」、「知始」、「觉始」,在汉文中不免难于了解,不免文句不通了!「解」,一般是了解,信解,但也不只是一般的了解。从海道来广州的求那跋陀罗(Guṇabhadra),于宋元嘉(西元四三五——四五三)中译出的《杂阿含经》卷一五说:「于苦圣谛当知当解,于集圣谛当知当断,于苦灭圣谛当知当证,于苦灭道迹圣谛当知当修」。「当知当解」的「解」,玄奘是译作遍知(parijñā)的,这是对现实生死的彻底知。可见《杂阿含经》「当解」的解,与「开解」、「解悟」的意义相当。所以解也可以是无漏(智)的,与知、觉的意义相通。从这一意义说,「是心如实解,本始平等」,等于「是心如实觉,本始平等」;而「解……始」也就是「始觉」了。
三 一行三昧与《解脱道论》
附带地说到两点:一、曼陀罗(Mandra)所译《文殊师利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不但为《大乘起信论》所采用,隋智𫖮的《摩诃止观》,也说到常坐的一行三昧。隋唐间,四祖道信(西元五八〇——六五一)以来,这部经对禅宗的影响更为深远!道信曾游历江南,所以僧籍在吉州(今江西吉安县)。在庐山大林寺,又住了十年,这是天台家的道场。所以回到江北(今湖北省)黄梅,在双峰创开道场;弘扬的禅门,是在传统的《楞伽经》下,融合「文殊师利所说摩诃般若波罗蜜」法门,特重常坐的一行三昧。到了五祖弘忍,也在黄梅弘化(西元六五二——六七九),重视一行三昧的方便。在《文殊师利所说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中,一行三昧是有修习方便的,如经说:
欲入一行三昧,应处空闲,舍诸乱意,不取相貌,系心一佛,专称名字。
一行三昧是以称念(一)佛名为方便的,弘忍及他的弟子法如、神秀等,都著重方便,正如杜朏的《传法宝纪》所说:「及(弘)忍、(法)如、大通(神秀)之世,则法门大启,根机不择,齐速念佛名,令净心」。念佛净心,确是容易普及的,难怪能「法门大启」了!《坛经》所批评的:「教人坐(原文作「座」),看心看净,不动不起」,正是这一行三昧的方便——「常坐」、「念佛净心」。然六祖慧能的禅门,「说摩诃般若波罗蜜」,也还是《文殊师利所说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的法门,只是著重深义而已。《楞伽》与《般若》合一,再融合江南(有老庄思想)的牛头禅,印度禅就演化为有中国特色的禅宗了。在禅宗的發展中,曼陀罗的「文殊般若」,起著难以估量的大用!
二、协助曼陀罗译经的僧伽婆罗(Saṅghapāla),据《续高僧传》说:是扶南(Funan)国人。出家后,「偏业阿毘昙」,是修学小乘的。受具足戒(二十岁满)后,「闻齐国弘法,随舶至都,住正观寺,为天竺沙门求那跋陀罗弟子,复从跋陀精研方等」。求那跋陀罗(Guṇabhadra)是死于宋太始四年(西元四六八)的,不可能是齐代僧伽婆罗的大乘师。《大唐内典录》作:「为求那跋摩弟子,复从跋陀研究方等」。跋陀到底是谁?求那跋摩(Guṇavarman)死于宋元嘉八年(西元四三一)。总之僧伽婆罗在齐代的史实,并不清楚。到梁初,除了助曼陀罗译经外,天监五年(西元五〇六)起,译出十部,原文都是曼陀罗从扶南带来的。所译的十部,大乘以外,也有属于部派佛教的,如《阿育王经》、《解脱道论》。《解脱道论》属于赤铜鍱部(Tāmraśaṭīya),即一般所说的南传佛教。《解脱道论》,约为西元一世纪时,优波底沙(Upatissa)所造。全论分十二品,以戒、定、慧次第,论述解脱的正道。这部论,可说是西元五世纪,觉音(Buddhaghoṣa)所造《清净道论》的蓝本,觉音是加以补充、抉择,使清净解脱道的叙述,更为正确充实!这部《解脱道论》,在中国不能受到佛弟子的重视,可见中国已专弘大乘了。从《解脱道论》的译出,可见在扶南的大乘盛行中,声闻部派的佛法,也有多少的流行。
三 从扶南来的真谛译典
一 真谛的《摄大乘论释》
从扶南(Funan)来的真谛(Paramārtha)三藏,在所译的《摄大乘论释》中,提到「解性」,这与扶南曼陀罗(Mandra)所译《法界体性无分別经》,一再说到「如实解」、「解始」,同样的使用「解」字,这是值得注意的!真谛是印度优禅尼(Ujjayinī)人。《续高僧传》说:梁武帝晚年,派人送扶南使者回国,便中邀请名德。那时,真谛在扶南游化,可能已有多年,受到佛教界的尊重,所以「彼国乃屈真谛,并赍(大量)经论,恭膺帝制,既素蓄在心,涣然闻命」。先到达南海(今广州),「太清二年(西元五四八)闰八月,始届京邑」(今南京)。真谛受到当时政局的影响,译业极为艰困。直到陈天嘉四、五年(西元五六三——五六四),终于在广州译出了《摄大乘论》与《释》论。《摄大乘论释》,是真谛所译的主要论典,依此而北地有「摄论宗」的宏传。《摄大乘论》是无著(Asaṅga)依《阿毘达磨大乘经.摄大乘品》而造的;《释》论是世亲(Vasubandhu)所造。世亲的《摄大乘论释》,除真谛译本外,还有隋达磨笈多(Dharmagupta)与唐玄奘的译本。对比三种译本,真谛的《摄大乘论释》,有补充增附的部分,但决不是自己的解说,而是有所依据的,代表当时一分大乘行者的共同意见。
二 依他性——阿黎耶识通二分说
《摄大乘论》是依《阿毘达磨大乘经.摄大乘品》而造的。这部经没有传译过来,所以不能充分的了解。如依《摄大乘论》的体裁,及片段的引述经文,可以论定这部经,是以虚妄分別的阿赖耶识(ālaya-vijñāna)为依止,成立一切唯识的经典。但与《瑜伽师地论》以来的思想,有一些差別,如依他起性(para-tantra-svabhāva)有二分说;无漏种子新熏说;圣教与道属圆成实性(pariniṣ-panna-svabhāva)说;多识论与一意识师并存说等。这部经的思想,立场当然是「虚妄唯识」说,但对西元三世纪以来,不断传出以真常的如来藏(tathāgatagarbha)为依止,建立一切染净法的经典,采取了沟通的倾向。《楞伽经》与《密严经》(约集出于西元五世纪),继承这一倾向,而完成了「真常唯心」说。生于西元六世纪的真谛(Paramārtha),在所译的《摄大乘论释》中,不离「虚妄唯识」,却增多了「真常」的思想。这裡,还是先从「解性黎耶」说起。
真谛所译的《摄大乘论释》,对《摄论》所引《阿毘达磨大乘经》,「此界无始时,一切法依止」偈,有其他译本所没有的一段解释,如《摄大乘论释》卷一说:
(此界无始时)此,即此阿黎耶识界,以解为性;此界有五义……如经言:世尊!此识界是依、是持、是处,恒相应及不相离、不舍智,无为恒伽沙等数诸佛功德。世尊!非相应、相离、舍智,有为诸法,是依、是持、是处,故言一切法依止。
依真谛译,「此」,指阿黎耶(阿赖耶的异译)识,界(dhātu)是以「解」为体性的,所以「此界」就是阿黎耶「识界」,也就是阿黎耶识的「解性」。日本某学者,对于「界以解为性」,作为「界是解说为体性」的意义。的确,「界」字是可以解说为体性的,但这裡的「以解为性」,依汉文的文法,不可能「解说为体性」的。而且,在《摄大乘论释》卷三,还有这样说:「圣人依者,闻熏习与解性和合,以此为依,一切圣道皆依此生。」这裡的「解性」,难道也可说「解说为体性」吗?真谛这一段文,是引《胜鬘经》而说的。如「此界有五义」,就是《胜鬘经》说如来藏等五藏。《究竟一乘宝性论》也引用这五藏说,解说「此界无始时」颂。《摄大乘论》立阿黎耶识,《胜鬘经》说如来藏,如来藏也就是如来界(tathāgata-dhātu);「此识界」,真谛译表示了阿黎耶识与如来藏,有一种共同的内容。所以摄论宗所说的阿黎耶识,「果报(异熟)识」以外,还有「解性黎耶」。
阿黎耶识有果报与解性,不禁想起了《摄大乘论》对依他起性的解说,如说:
依他(起)性有几种?若略说有二种:一、系属熏习种子;二、系属净品、不净品性不成就。
这是说依他性的定义,有二类不同:一、「系属(就是依)熏习种子」而起的,名为依他起性,这是虚妄唯识——瑜伽行派(Yogācārika)的共同解说。二、(有漏妄)「识分別此性,或成烦恼,或成业,或成果报,则属不净品。若般若缘此性,无所分別,则成净品」。依他性,如为识分別,就成为不净——染汙品类;如为般若所缘,无所分別,就成为清净。是染汙或是清净,都没有定性,依因缘而染而净,所以名为依他(起)性。这一解说,是非常特出的。可以成为染汙的分別性(parikalpita-svabhāva,玄奘译为遍计所执性),也可以成为清净的真实性。这染汙、清净不定——不成的,就是依他性。这一见解,是出于《阿毘达磨大乘经》的,如《摄大乘论》卷中说:
阿毘达磨修多罗中,佛世尊说:法有三种:一、染汙分,二、清净分,三、染汙清净分。依何义说此三分?于依他性中,分別性为染汙分,真实性为清净分,依他性为染汙清净分。
譬如于金藏土中,见有三法:一、地界,二、金,三、土。于地界中,土非有而显现,金实有不显现。此土若以火烧炼,土则不现,金相自现。……如此本识,未为无分別智火所烧炼时,此识由虚妄(的)分別性显现,不由真实性显现;若为无分別智火所烧炼时,此识由成就真实性显现,不由虚妄(的)分別性显现。是故虚妄分別性识,即依他性有二分。
从经文及论文的解说比喻中,这明显的是「系属净品、不净品性不成就」的依他性。地界(矿)是阿黎耶——「本识」,一向只见是泥土,如一般众生,阿黎耶识由虚妄识而显现为染汙的分別性。矿藏经过开采冶炼,那就显出纯金,这如阿黎耶识为无分別智火所冶炼,就显出清净的真实性。这不是染因生染果,净因生净果的依他性;真实性如金,是本来就有的,依智火而显出真实性的清净法界,是了因所了,而不是生因所生的。依这样去了解,「此界无始时」的「界」,可以说是生死杂染的「因」性(种子识),也可以说是本净的法界(或本净真如)。《摄大乘论》的引经说,是站在虚妄识界的立场。但经文本义——依他有二分,当然可通于清净法界。真谛与《究竟一乘宝性论》,都依如来藏解说颂文的「界」,不是没有根据的。
「识界」有二分的思想,引起了《楞伽经》的结合了如来藏与阿黎耶——藏识,如《大乘入楞伽经》卷五说:
如来藏是善不善因。……无始虚偽恶习所熏,名为藏识,生于七识无明住地。譬如大海而有波浪,其体相续,恒注不断;本性清净,离无常过,离于我论。其余七识,意、意识等,念念生灭。
瑜伽行派立八识,《楞伽经》也立八识,但八识是:「如来藏藏识心、意、意识及五识身」。如来藏是不生不灭的;意、意识等七识是念念生灭的;阿黎耶——藏识通二分,「真相」(即如来藏)是不灭的,藏识摄藏的虚偽熏习——「业相」是可灭的。这样,瑜伽行派依(虚妄分別)阿黎耶识的唯识说,被统属于真常的如来藏,成为真常唯心说。传说依《楞伽经》而造的《大乘起信论》,说「依如来藏故有生灭心,所谓不生不灭与生灭和合,非一非异,名为阿黎耶识」,确是有所依据的。
瑜伽行派以真如会通如来藏,但所说的真如(即空性,圆成实性),只是理性,与依他起性不一不异,而无关于依他起性的因果起灭,所以吕澂称之为「性寂」。在真常大乘经中,如来藏不只是「性寂」,也是「性觉」的,如《大方等如来藏经》说:
一切众生贪欲、恚、痴诸烦恼中,有如来智、如来眼、如来身,结加趺坐,俨然不动。……有如来藏常无染汙,德相备足,如我无异。
众生身中的如来藏,佛那样的有智、有眼,能说只是「性寂」而不是「性觉」吗?又如《胜鬘经》说:「如来藏空性之智」;《大乘密严经》说:「如来清净藏,亦名无垢智」,那是更明显的「性觉」说了!《楞伽经》的〈偈颂品〉说:「内证智所行,清净真我相,此即如来藏,非外道所知」。如来藏就是我(ātman),「我」能说没有知性吗?所以吕澂主「性寂」而否定「性觉」,是不能解说真常大乘经论的。
这样,真谛引如来藏说,说「界以解为性」,是有所据的。如前《法界体性无分別经》,所说的「解」,与「知」、「觉」是相通的,所以真谛译《摄大乘论释》所说的,「此识界」是「解性」(又是「因性」),与《大乘起信论》的心生灭——阿黎耶识,有觉与不觉二义,可说是大致相近的。
三 真实熏虚妄说
依阿黎耶识(ālaya-vijñāna)的摄藏种子(bīja),成立生死的流转与还灭,是瑜伽行派(Yogācārika)一致的见地。说到无漏心的现起,当然依出世无漏心种子,但在瑜伽行派中,对出世无漏心种子,是有不同意见的。如《瑜伽师地论.本地分》与《大乘庄严经论》,都立本性住(prakṛtistha)与习所成(samudānīta)二类。《摄大乘论》以为种子是由熏习所成的,众生从来没有无漏心,怎能有本有无漏种(「本性住」)呢?所以提出了无漏新熏说。如《论》说:
此出世心从何因生?汝今应答:最清净法界所流,正闻熏习为种子故,出世心得生。
此闻慧种子以何法为依止?至诸佛无上菩提位,是闻慧熏习生,随在一依止处,此中共果报识俱生,譬如水乳。此闻熏习即非本识,已成此识对治种子。……是闻熏习,若下中上品,应知是法身种子;由对治阿黎耶识生,是故不入阿黎耶性摄。
依《摄大乘论》说,种子是由熏习(vāsanā)而有的。凡愚众生一向只是有漏心,所以不可能成立本有无漏种的。这样,出世的无漏心,从何而生起呢?《摄论》提出一项意见:「最清净法界所流(等流),正闻熏习为种子故,此出世心得生」。法界(dharma-dhātu)是真如(tathatā)的异名。众生位中,虽因烦恼等所蔽而似乎不清净,其实本性是清净的。在修行过程中,无漏智证法界,起初清净而还不彻底;到成佛,才是最清净法界。佛体现了最清净法界,为众生说法,众生从听闻中,理解佛法而熏成的,名「闻熏习」,也就是「正闻熏习」、「闻慧熏习」、「闻慧种子」。闻熏习还是世间法,但与一般世间法,就是高深的哲理、神教,也都是不同的。这因为佛的教法,从最清净法界而来,是最清净法界的等流(同类)。听闻正法所生的闻熏习,能引發一种出世——超越世间,断除烦恼业苦的力量。众生的生死业报——异熟(vipāka)识,是阿黎耶识,正闻熏习能引起对治阿黎耶识的力量,所以正闻熏习,在下中上——由闻慧而思慧,从思慧而修慧,都不是阿黎耶识所摄,是法身种子,所以是法身所摄。在唯识学中,一切种子熏习,都是依阿黎耶识的。闻熏习的性质,终究要断除阿黎耶识的,那众生的闻熏习,依止在那裡?《摄论》还是说:闻熏习「共业报识俱生」;不过说了善巧的譬喻,如乳不是水,却能依水而水乳交融。但性质不同,终究要达到断除阿黎耶识的目的,这如水乳交融,如鹅饮乳而水却被弃了。
「最清净法界等流」——教法,是真实性。听闻而正确理解的,是耳识与意识,是依他(起)性(paratantra-svabhāva)——虚妄分別。虚妄的耳识、意识,受真实的教法影响,而成「正闻熏习」,这不是真实熏习虚妄,于虚妄识中有了真实性的闻熏习吗?其实,真能熏妄,在真常的大乘经中,都是肯认的。真谛的《摄大乘论释》说:
真谛所引述的,是《大宝积经》(四八)〈胜鬘夫人会〉(《楞伽经》也引用《胜鬘经》说)。依经说:众生的所以能「厌生死苦,乐欲涅槃」,是常住不变如来藏的作用。因为生灭无常的六识(或七识),不能保持善恶业,也不能保持过去的经验,「刹那不住」的,怎能有厌生死而乐欲涅槃的愿望。由于如来藏常住不变,能保持善恶业,而有受生死苦的可能;能保持过去的经验,才能在「刹那不住」的意识中,有引起忆念的可能。忆念过去、现在(世)的苦,才能厌生死苦而乐求涅槃。这不是真常的使虚妄识能忆念生死苦,而起厌离心吗?如真、妄(即使不相离)没有影响力,这是不可能的。真常大乘经的如来藏,是(真)我(ātman)的异名,而唯识学者以真如、法界去解说、会通,但多少存有异义。真谛的思想,是依《阿毘达磨大乘经》,达成融会的目的,但在纯正的唯识学者,就不免要异议了!
《摄大乘论》的无漏新熏说,也是引用《阿毘达磨大乘经》的。《摄大乘论》在说到真实性时,说四种清净,如《论》说:
此中有偈:幻等显依他;说无显分別;若说四清净,此说属真实。清净由本性、无垢、道、缘缘:一切清净法,四皆摄品类。
《摄论》但说「此中有偈」,然依安慧(Sthiramati)《中边分別论疏》,这二颂是引《阿毘达磨大乘经》的。真实性有四种清净:一、「本性」清净;二、「无垢」清净,是瑜伽行派所共说的。三、「道」清净,《释论》作「至得道」清净,是般若(等)波罗蜜,及(四)念处等助道门。四、「缘缘」清净,《释论》作「道生境界」清净,是清净法界等流教法;听闻教法,是引生道及助道法的所缘境。四清净出于《阿毘达磨大乘经》,可见法界等流引生的闻熏习,也是出于这部经了。《摄大乘论》特有的教义,可说都是本于这部经的。
四 多心论与一意识师
《摄大乘论》的〈依止胜相品〉,以阿黎耶识(ālaya-vijñāna)为染净依:世间的杂染法,世间与出世间的清净法,非依阿黎耶识不能成立;说心、意、识时,说到染汙意(kliṣṭa-manas)——第七末那识(mano-vijñāna)成立的理由;又处处说六识:这明显的是八识差別论者。〈应知胜相品〉中,安立十一识或四识,成立唯识(唯量、唯二、种种)后,又有「诸师说:此意识随种种依止生起,得种种名」一段,这是一意识师。「一心论」与「多心论」,在部派佛教中,成为对立的学派。「一心论」与《大毘婆沙论》的「一心相续论者」相近。依「一心论」,依根对境不同而说为六识,其实只是一意识的相续。《摄论》所说的一意识师,引经也还是《法句》与《阿含》。但真谛译《摄大乘论释》说:「诸师,谓诸菩萨」。《摄论》所引述的一意识师,显然是当时的大乘学的一流。玄奘译的《摄大乘论(世亲)释》说:「非离意识別有余识,唯除別有阿赖耶识」。真谛译作「此中更无余识异于意识,离阿黎耶识。此本识入意识摄,以同类故」。阿黎耶识含摄在意识中,真谛的见解,是偏向一意识师的。这类大乘的一意识师,也是成立唯识的。《摄大乘论》是多心论者,又引述一意识师,并存而没有加以抉择取舍,这是很不寻常的!这可能是:八识差別是《瑜伽师地论.本地分》的传统,而一心论的唯识学者,是《阿毘达磨大乘经》的一流。从论文的内容看来,在一意识师成立唯识下,引用《阿毘达磨大乘经》的「四法相应,能寻能入一切识无尘」,一意识说极可能是《阿毘达磨大乘经》的。
《摄论》一意识的唯识大乘,对《起信论》作者,是有启發性的。《起信论》的心——阿黎耶识,意——业识、转识、现识、智识、相续识,意识(六识)——分別事识。这些名词,是从魏译《楞伽经》来的,然作为先后次第的生起,意趣与一意识师相同。我曾联想到:一、僧伽婆罗(Saṅghapāla)所译的《解脱道论》,有九心轮说:如有分与阿黎耶识相当;转(动)与业识,见与转识,所受与现识,分別与智识,令起与相续识,也有相类似的意义。二、《瑜伽师地论》卷一(真谛曾译《十七地论》五卷,佚)的五心说:如率尔心与业识,寻求心与转识,决定心与现识,染净心与智识,等流心与相续识。从细到粗,从认识到动作,各论都有此前后發展的倾向。魏译《楞伽》,不是《起信论》的唯一依据;可说《起信论》是博采众说,而自成体系的。可參阅拙作《大乘起信论讲记》。
四 结论
佛教的传来中国,一向著重于经西域传来的,其实从南方海道来的,影响中国佛教也相当的大!我因为不能同情支那内学院,偏宗唐玄奘所传,护法(Dharmapāla)、戒贤(Śīlabhadra)一系的唯识学,对《大乘起信论》作否定的攻讦,所以民国三十九年,讲《大乘起信论》,记录成《大乘起信论讲记》,曾略为疏解。晚年,在《法界体性无分別经》中,读到「如实解本始不二」与「解始」,引起深切的注意,所以对扶南(Funan)来的曼陀罗(Mandra)、僧伽婆罗(Saṅghapāla)、传说是《起信论》的译者——真谛(Paramārtha)的译典,略加检阅。觉得扶南传来的大乘经论,有扶南大乘的特色。当然这都是从印度传入的,但印度的经论多,派別多(唯识学也不限于玄奘所传的那样),为了在当地容易流通,传布者是有某种选择性与适应性的,渐渐的会形成一地的学风。以真谛三藏来说,虽带来二百四十夹(可译二万多卷)梵本,但弘传所宗的,是瑜伽行派,主要是《摄大乘论》,这是依《阿毘达磨大乘经.摄大乘品》而造的。这部论(依经)有特色,如依他性(paratantra-svabhāva)阿黎耶识(ālayavijñāna)通二分说;无漏种子是新熏的,以闻熏习为真实性(pariniṣpanna-svabhāva),这是真实熏虚妄说;多心论,而又別说一意识师,不加抉择取舍。这是在《瑜伽师地论》的传统下,而引进《阿毘达磨大乘经》的思想;实际上是在传统的虚妄唯识的立场,引进真常心(如来藏学)的思想。在唯识(唯心)经典的發展上,从《解深密经》到《阿毘达磨大乘经》,再进就是《楞伽经》、《大乘密严经》。由于虚妄唯识学的兴盛,真常心(真常我)融摄他,引起真常唯心思想的大成。在思想演进过程中,《阿毘达磨大乘经》与《摄大乘论》,起著中介的作用。真谛是一位虚妄唯识论者,但赞同《阿毘达磨大乘经》与《摄大乘论》的思想倾向,所以在他的译典中,多少引入真常论的思想;也以妄识为依止的思想,融入真常论中,如拙作《如来藏之研究》所说。
真谛在陈太建元年(西元五六九)入灭。在真谛生前,他的众多译典,大多流行在岭南。到隋代(西元五八九)完成了南北统一的大业,因北周灭法(西元五七四——五七七)而南下的僧侣,才带著梁陈(主要是扶南来)的译典,传入北方。以《摄大乘论释》为主的南学,充实了北方固有的「地论宗」,又發展出「摄论宗」。承受这些思想,參考(西元五一三)北魏翻译的《入楞伽经》等,综合融贯而出现了《大乘起信论》。在中国佛教中,这部论起著深远的影响,也不妨说是中国人的伟大了!我从扶南(Funan)大乘说到《起信论》,只是不能同意偏执的宗派意识,所以从思想演化的观点,作少分的论究。在本人对一切佛法的理解,还是比较赞同虚妄唯识论的。
校注
《大正藏》卷五五,页一四二上。 珍海《三论玄疏文义要》卷七所引。 张曼涛主编《现代佛教学术丛刊》三五册之〈大乘起信论与楞严经考辨〉,页二九九——三一三。大乘文化出版社,民国六七年十一月初版。 《内学》第一辑,页一六二。 《大正藏》卷五〇,页四二六上。 《大正藏》卷八,页七二六下。 《大正藏》卷八,页七二九下。 《大正藏》卷三二,页五八二中。 《大正藏》卷八,页七三一上。 《大正藏》卷三二,页五七六中——下。 《大正藏》卷一一,页一四五上。 《大正藏》卷一一,页一四五上。 《大正藏》卷一一,页一四五中。 《大正藏》卷一一,页一四五中。 《大正藏》卷一一,页一五〇上。 《大正藏》卷八,页二四四中。 《大正藏》卷二,页一〇四中——一〇五上。 《大正藏》卷一一,页六五五中。 《大正藏》卷四八,页三三八中。 《大正藏》卷五〇,页四二六上;《大正藏》卷五五,页二六六上。 《大正藏》卷五〇,页四二九下。 《大正藏》卷三一,页一五六下——一五七上。 《大正藏》卷三一,页一七五上。 《大正藏》卷一一,页六七七下。 《大正藏》卷三一,页八三九上。 《大正藏》卷三一,页一一九下。 《大正藏》卷三一,页一八八中。 《大正藏》卷三一,页一二一上。 《大正藏》卷一六,页六一九下。 《大正藏》卷一六,页六二一下。 《大正藏》卷三二,页五七六中。 《大正藏》卷一六,页四五七中——下。 《大正藏》卷一一,页六七七上。 《大正藏》卷一六,页七四七上。 《大正藏》卷一六,页六三七中。 笔者在《如来藏之研究》中,以为「解性」是「解脱性」,应该加以改正。參考页二一五。 《大正藏》卷三一,页一一七上。 《大正藏》卷三一,页一五七上。 《大正藏》卷一一,页六七七下。 《大正藏》卷三一,页一二〇下。 《大正藏》卷三一,页一一九上。 《大正藏》卷三一,页三三九下。 上来引用真谛的《摄大乘论释》,见《大正藏》卷三一,页一八五上——下。 《大乘起信论讲记》,页一七二——一八三。 《如来藏之研究》,页二〇七——二三五。【经文资讯】《印顺法师佛学著作集》第 43 册 No. 41 永光集
【版本记录】發行日期:2022-01,最后更新:2021-1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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