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八十三年四月八日，台湾佛学院志编纂组，经由常觉法师引介带领，前往新竹圆光寺拜访福严佛学院导师印顺长老，恭请长老概介福严初创时期的办学概况。长老目前将届九十高龄，后学佛子能借此因缘亲炙一代高僧，都感因缘殊胜难遇，因此也请问了一些有关佛教在人间的特质，及菩萨行与易行道的發展。编纂组特将当日长老的开示整理成稿，礼请常觉法师审阅，并呈印顺长老斧正。

一　福严佛学院草创概况

问：请老和尚谈谈福严精舍最初办学的概况？

答：当初福严精舍的修建，可以说都是为了学。但是开始的时候和一般的学院并不相同，它是一个大家自己学习，一起研究的学团，并没有对外招生，凡是有志于学、能够学的僧青年，只要是志同道合，都可以来这个学团共住。

精舍从民国四十二年建立以来，起初是香港来的一部分人，后来弥勒内院的另一部分人也来參加。这些人都是从大陆出来的，也都是有学佛基础的，像演培、续明、仁俊、常觉等法师。当然，也还有少数台籍的同学。我那时身体不好，教学经验也不足，有时候会稍微讲一点——专题演讲，但并没有预定一定要怎么讲。所以同学除了在那裡可以自己学习佛法，也希望他们可以出来教学。

那时研学的内容，以三年时间为限，我为学众们选读了各宗各派的代表经典，如讲教理、禅定、智慧的，各取一些代表性的，还谈不上深入研究，主要是希望大家在初学期间，从博学中求得广泛的了解，才不致引生门户之见。至于要深入研究，则可视个人根性好乐，选择一门深入。

谈到制度，我实际上是不擅长。那时只有一个共住原则，就是：无事不得下山，不要窜寮，不要说太多的闲话，认真用功看书、读经和听课。所幸大家都是来学佛法的，都能安心用功。我们很朴素，很简单，除了早晚打扫外，说不上有什么制度，这是早期的情况。

福严一直没有院长制，直到民国五十年，续明法师任住持，他就将精舍改成一个学院型的「福严学舍」。到了民国五十三年，他因身体不好，想到海外游化休息一下，不意竟病死在印度。后来名义上由演培法师当住持，实务上则由常觉法师等负责。

问：老和尚邀请办学的人选时，可有什么条件考虑呢？

答：福严精舍的环境与一贯风格，平常等于是关起门来自修的。一年仅有一次法会，且只有白天时间，信徒会回来看看。所以，也可说是一个纯粹以学为主的道场，没有经忏佛事，也不打佛七，没有香火，也少信众往来。

起初时候，来精舍共住、共学的都是法师，所以没有向外邀请法师。民国四十六年开始，壹同寺成立女众佛学院，老师并不需要到外面聘请，由我们山上推派几位去担任授课，只有国文课是外聘教授或信徒担任。

问：老和尚提到早期办学的时候，重点不在制度的设立而是原则的给予，为什么会订这些原则？

答：是啊！学生没有事，不能下山，因为大家都是来学佛法的，不要东跑西跑的，出家人不能一天到晚你找我、我找你，充嗑子（闲聊）的，否则佛法难有成就。那时，我们都不会讲闽南话，所以没有什么活动，下山没事做，是浪费时间。

现在的出家人活动空间比较大，这是想像不到的变动。这样的变动有好的、也有坏的影响，缘起法有正面的作用，也有负面的作用。就如同一件事情，你看来很好很好的，过分發展了，慢慢的裡面也会产生问题，就是这样。那个时候生活很轻松、很淡泊、简单，自然就少问题。但是好处在这裡，缺点也就在这裡。

我是个不会活动、没用的人，所以大家共住下来，也都比较倾向于学。讲到修学佛法，也还是要能够放得下，安心好好学一下，才能够对佛法有比较深刻的认识，否则，会说、会讲的，就博得听众的奉承，把场面弄得轰轰烈烈的，外缘太多，也把大好的修学时光荒废了，倒不如安心修学，持之以恒，对佛法有正确深刻的认识来得好。

问：老和尚后来曾经为福严佛学院拟定课程，这套课程开设的次第，是怎样安排的呢？

答：出家生活和在家生活是不同的，出家人称作宗教师，所以态度行为都应该与一般人不同。用佛法来讲，应该知道佛陀的教诲，应该朴素、实际一点。因而在佛法中，像《遗教经》这一类有关出家人正当生活的，都必须要学，这是出家人应该学习的基本课题。

过去，中国自从禅宗和净土兴盛以后，其他的教典、佛法的义理都慢慢的衰弱下来，显得没有用、不必要了。到了民国初年，大陆上才兴起教理复兴的趋势。所以，真正要理解佛法的深义，印度的佛教史、中国佛教史都要了解。

此外，我们需要对佛法每一系统的思想都了解。我指的是大乘三系，所以中观、唯识、《楞伽经》、《胜鬘经》、《大乘起信论》，都是要讲的。

我在讲学方面，向来都依据经典的本意来讲，让同学理解它的意旨，那么，就不会像有的人依照自己所想像的，就把它讲成什么样子，这样容易曲解佛法，让人不明瞭佛法的真义。至于这个好不好，或那一个比较好，那是另外一回事。

问：关于各宗各派都介绍，有没有偏向中国的，还是印度的宗派？

答：先讲印度的，然后中国的。我为福严初期的学众所拟定的三年读经次第也是这样的，先开印度的，因为佛法究竟是从印度传来的，到中国以后，经过翻译，透过中国人的思想、文化，了解上多多少少有点变化不同。

比方佛教的制度，中国佛教的制度和印度佛教的制度完全不同。佛教在印度，寺院都是公有的，不是属于那一个人的。有人来住就是这个寺院的现前僧，就可在这个地方吃、住。中国大陆上的丛林，虽已经不太相同，但多少还保有一点十方常住的特质。南宋以后，丛林以外，寺院大都私有化、子孙化了，这是受到中国家庭本位文化的影响。师父传徒弟、徒弟传徒孙，在中国人看来很合适，以为应该如此。事实上，师父带徒弟胼手胝足的努力，往往可以维持一个道场的相当發展，但这样与印度原有的制度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在中国真正公有的，反而大家都没有兴趣！

二　佛教在人间

问：老和尚的著作裡面，相当的注重历史的延续性，整个都从历史的角度来贯串所有的佛法？

答：佛教讲的这个「法」，永远是这样的。讲到修证的内容，应该是没有时间性的。不过，佛法是佛所证悟的，但从佛口宣说出来的，或是由身体表示出来的，这种身教、言教流布到社会，就会显出时空的关系。

释迦牟尼佛当年建立的制度有很多，一部分是适应当时印度社会的情形。佛法裡面有一句话说：「毘奈耶因缘所显」，要谈戒律，就要知道佛为什么要制这个戒。

比方佛教的制度，当它传到不同的地方，种种情形、种种关系、种种观念，也就慢慢不自觉地起变化，因为它要适应那个地方！如佛不戴帽子，不穿鞋子，这种戒律传到寒冷的地方，怎么可以通行？自然而然的，比丘们的衣服就起了变化。因为弘扬的地方不同，为了适应不同的时空、因缘，所以每一部的戒律就有些不相同。

像锡兰、泰国，它们比较接近佛那一个时代的佛法，为什么呢？因为它们是热带地区，与印度很相近，所以接近一点。但它们也有不同的地方，比方，佛世本来有比丘尼，为什么泰国、锡兰却没有呢？也许是他们男女的观念太重视男性了。还有八关斋戒三个月，是佛在世时所没有的，显示他们制度的不同处。

这是佛法已落在人间的实例，人间的佛教是现实的，不是想像的。就现实的佛教来讲，从起初的原始佛教慢慢發展到部派，慢慢地大乘佛教接著也兴起了，这么这一来，就形成时间、地点种种实际因缘关系的不同，当然裡面也有个人的特质，但重要的是时间关系。

所以，根据我刚才讲的，真正释迦牟尼佛的佛法比较朴素、纯正、纯真。像中国看风水、看相，这种神道不分的方式，会引起副作用，出家人绝对是不能做。这种事情有没有效，对不对，是另外一个问题。释迦牟尼佛的弟子，绝对不随便显神通，为什么不能显？你显神通，那就慢慢影响社会，兴妖作怪！这是有严重副作用的。佛教不是站在个人的立场，我自己要怎么做，而是从团体的活动当中去了解，应该怎么样较适宜，这才是真正的戒律。

三　菩萨行与易行道

问：刚才老和尚提到宋代的子孙寺院兴起，是受到中国家庭本位文化的影响，为什么从宋朝以后，中国丛林制的禅宗会特別盛行？

答：我的看法是这样的，它是一种随缘随时的变化。当然，诸如所穿的衣服、学制、佛法理论什么都会改变。这种问题，并不只中国，印度也有这个倾向。

在印度佛教方面，就像初期佛教经论比较简单、朴实，而大乘佛法，一开始就比较通俗化、一般化、方便化，所以有念佛的易行道。易行道好像容易行，但并不是到极乐世界就一切圆满了，到了那裡还要学，不过，在那个地方学习稳当、究竟，不会退转。

印度佛教也有这一种倾向，倾向简单化，快而容易。真正的菩萨行殊胜难行，一般人听起来，菩萨不好做，不敢学，但也不能说大乘菩萨不好；最好修易行道，成佛快一点。要他为众生长期处在生死当中，那不要说是三大阿僧祇劫，一点点时间就受不了啦！所以，后来密宗有即身成佛，禅宗有即心即佛的说法，它们的基本精神是相通的，都是从如来藏思想發展出来的。

如来藏思想认为一切众生都有佛性，犹如衣裡明珠本来具足，只要拿出来，一点，随即显發出来，非常快速。这种倾向在印度發展后，与印度教配合起来便發展成秘密佛教，讲成佛要即身成佛、即心即佛，所以易行道、易行乘（密宗）便盛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