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弘法人才的重要

佛法要想昌明与兴盛，说来原因很多。对外说，必须政治安定，社会能善意护持；对内说，必须有组织的清净僧团，和善巧的弘化方法，如此才能使佛法普及于民间。但其中主要的，不能不说是弘法人才的问题。有了优秀的弘法人才，其他的事情才有办法。因此，要想中国佛教能够真正發扬光大，对于弘法的人才问题，不得不认为是首要的问题。

自从佛陀的教化播扬人间以来，弘法的任务，多属出家僧众。也有在家居士，声闻中如质多长者，菩萨中如维摩诘长者、胜鬘夫人等。他们对于弘化之功绩，都有很大的贡献。但是住持佛法的重任，从来都以出家众为主体。所以说到弘法，固然希望大心居士们多多热心弘扬，然而根本问题，对于出家僧众，觉得更要發心来尽力培养和造就。

培养佛教的弘法人才，决不单是对佛教有所认识，因为弘法不只是知识的灌输。尤其是身为宗教师的出家众，要想真能够摄受广大信众，给予佛法的真利益，除佛教知识外，必须具有高尚的德行，和精勤的修持，如此才能使信众们建立信心，进而引导他们深入佛法。佛陀教化弟子们，无非以三学、六度为修学法，学佛也即是修学这些。因此从古以来佛教优秀弘法人才的辈出，无不以三学、六度为修学内容。唯有依于佛法——三学和六度去真实修学的出家僧，才足以化导信众，使其由仰慕而生敬信，由敬信而發心修学，由修学而深入。

二　律学中心

虽然如此，事实上，从古以来，学众的培养，各有重点不同——或戒、或定、或慧。如佛在世时，以建立清净僧团为中心，用以训练僧众，陶铸圣贤。这主要以戒学为基本，以定、慧为进一步的修学。所以佛说：「佛灭后，解脱戒经是汝大师」。佛陀的本怀，要弟子们能依戒而住，以戒为师。所以说：有清净如法的僧伽，就是正法住世。以戒学为基本来训导弟子，这是将出家弟子们的生活，导入于有组织、有纪律的道德生活中。对个人说：能使戒行清净，不犯重戒；即使少毁轻戒，即能忏悔，还复清净，使学人身心安于清净律仪中。另一方面，对于大众团体生活之规律生活，渐渐熟习，了知如何出家，如何受戒，如何「布萨」，如何「安居」，乃至穿衣、吃饭、求医药、出入往返，一切生活方式，都契合于清净律仪生活。要知道，佛法能否住世，不只是个人的修证问题。据说：古佛没有依法摄僧，所以佛法不能久住。必须以大众增上力量，而使修学者的身心易于获得清净，佛法由此更易延续，更能适应于社会而發扬。所以佛陀建立僧团，其方法是「以戒摄僧」。其目的是以戒学引导大众生活于清净律仪中，来完成僧众的自律和化他。有关自律的一部分，即是「戒经」；有关大众一切生活规律，是「犍度」。因此，出家众不但要严守戒律而自度，更要熟习僧团中一切僧事。这些，佛陀都有极严密的制度，如限定收徒、传戒之资格方法，不使师资偽滥等。佛制：比丘、比丘尼，必须依止师长，五年内不离依止，不能一晚离依止而住。在此五年内，依师学习，一方面修学戒律，一方面熟习僧团中的一切僧事；其余才修禅观，或去善知识处请求教授教诫，同道们相互议论等。因此，定、慧的修学，是以僧团的戒律为基础。古说：「五夏以前，专精戒律」，就是此意。然此非专学戒律，是要出家弟子们，安住于律仪僧团中，完成高洁的僧格。如五年而尚未学成，或者不知僧事，规定再住五年，必须对于戒律生活完全学成为目的。如还不成，这就叫作哑羊僧了。

律上说：僧有四种：一、真实僧，即证得果位以上的圣者。二、有羞僧，具有惭愧心，以戒定慧修学，但尚未证得圣果。三、无羞僧，虽然修学佛法，而戒行不能清净，或犯而不知忏悔（如毁犯四根本大戒，就不名为僧了）。四、哑羊僧，对于戒定慧不能修学，不知僧团的一切僧事作法。如对僧事，不知同意（「与欲」），不知赞成（「默然」），不知反对（「说」），不知揭發（「举」），不知忏悔法，不知灭诤法，不知羯磨法，不知如法不如法，不知清净不清净，不知成就不成就等，所以无资格成为僧团中的一员。像这样的人，在清净僧团中，只有增加团体的紊乱和不安！

在印度初期佛法时代，佛陀显著的指出弟子们应修学的方案和程序，即每一弟子要依止师尊，精勤修学，陶练成完满的僧格。在大众和乐、尊师重道、净化身心的和谐气氛中，而自求解脱或外行教化。弟子们能「依戒而住」，使佛法能一天一天的發扬，是有其原因的。如依戒而学，完成僧格，这虽说不是佛陀的最高目的（更高的为禅定与智慧），但在社会一般的眼光中，一个组织健全，有纪律的清净的僧团，是怎样的值得赞叹！所以能使「不信者生信」，「已信者增长」了。所以以戒为基，建立清净僧团，佛门中之龙象才能从此中陶练出来。我们中国佛教，从前在大陆时，不是说不传戒，只是戒期完毕，戒牒到手，到处云水挂单，流为有养无教的一群，佛教当然衰落下来！像这样的授受戒法，不能说没有益处，但不能合于佛意，不能在和乐清净僧中，培养僧才，住持佛教。

三　禅学中心

佛教最初传入中国，原来也是沿袭佛陀在世的制度，依戒修学。不过因当时的国情，未能养成如印度那样的依戒而住的规模。特別是当时的中国佛教，大小乘兼弘而以大乘为主，大乘重禅慧，对重戒的精神就不免轻忽了！

中国佛教能够陶练佛门的高僧大德，培植佛教弘法人才的，在中国佛教史上，第一要推禅宗。唐代以来，使寺院几乎一律称为「禅寺」，可见禅宗的力量，在当时如何的壮大！禅宗以禅（定学）为中心，对于戒律或闻思经教，都是其次。禅者善能激發各人的道念，發心为生死大事而励力參究。在禅者看来，若吾人自心清净，自然性戒不犯，所以唐代百丈、马祖们，离开律院，別立禅寺，使住众们一心一意在禅思上下功夫。当时由于教法兴盛，僧徒们有反求实践的倾向，个个都倾向于參究力行。同时，禅寺中并不是完全抛弃了闻思慧，因为禅堂内有寺中的住持、首座、堂主们，随时随地指导清众，每天有定时的开示，对于学者行为举止，都有剀切的警策与指示。由于这种大众共同熏修的关系，渐渐产生了大禅寺，演出大丛林的制度和清规。一班清众们，安居于这有规律，淳朴生活的禅堂内，早晚參究、上堂、小參，随时接受善知识的开示教导，为了明白生死大事，參透本来面目而發奋修持。经过数年的修学，能开悟见性的不要说，即使參不透本来面目，因为经过数年大冶洪炉的陶练，也会养成道貌岸然，威仪庠序；其心胸豁达，气度之浑朴与严肃，与常人大有不同，一出山门，使人见了，油然生起仰慕的心情，因此禅宗千百年来能维持到近代。这并不单是依赖禅宗的制度的，而是以大众參究，互相警勉的力量，作为禅宗内在活力之来源。寺内的住持，为一寺之领导者，每日带领清众，上堂、说法，作种种法事。有多年的禅观功夫，经过长期的训练，熟习禅寺的一切制度，才出来当职事。监院职事们，他们發心为大众服务，使清众们能够专心修学。由于善缘具足，清众们也就放下一切安心向道，经过大冶洪炉千锤百炼，而成为一代的高僧、祖师。这种以禅为中心而參究的力量，在当时成为中国佛学的重心，不但影响了整个中国佛教，而且间接地孕育出中国理学的产生。原因是禅者能做到僧仪如法，内心清净。以明净禅心而引發出智慧，运用善巧的方便，使佛法的真义發扬光大。倘若不發展为集团的參究修学，个人的修证，也不过是个己的解脱，未必能使佛法光大，使佛法久住。

佛法到了近代，衰微不堪，禅宗失去了以禅为中心，陶冶僧才的本旨。禅寺的住持们，都以问事为目的。监院职事们，好像全寺大众的统治者。有的专意修建，有的专心应赴。發心修学的清众们，精神失去了依托，所以佛门禅风不能保持，禅堂的制度一切皆变了质。这证明了禅宗以禅思參究为中心，大众熏修，互相警策，才能使大众和乐清净，才有佛门的龙象辈出。

四　教学中心

弘法人才的培养，是要在清净和合的僧团中：这或以戒律，或以禅思为中心，上文已经说明。若再从佛教史去考察，还有另一方式，是以闻思经教的慧学为中心的。他们对于根本戒，当然严持不犯；其余戒律和禅，也都能随分随力去修学，不过特重于闻思的慧学；从此發出的庞大力量，曾为兴隆佛教之主要动力。如唐代玄奘三藏留学印度时，当时的那烂陀寺，住有千余僧众，每日到处公开讲习教典，大家互策互励，对于广大精深的佛法，作一种深刻的研究。因此有些法师们，能通晓（不是泛泛的读懂而已）五部、十部或二十部以上的经论。法师资望的高下，是以通达经论多少而定，予以不同的待遇和器重，蔚为一时的学风。这一以闻思经教的慧学为中心的僧团，在西元五、六、七世纪间，成为国际佛教中唯一的最高学府所在。国内外的佛教徒，能不辞跋涉之苦而前往參学；学成后，再各化一方，传播法音。他们是在信、戒的基础上，闻思教学，以睿利的明智，对于传下的大小乘义理，修持方法，作一番更深刻的钻研。对空、有学派思想，作进一步探讨，思辨和抉择，而后将深奥的佛法，予以广大的阐扬。在这勇猛精勤的修学中，无疑的对于佛法的信念，有著更深的建立。坚贞卓绝的宗教精神，从此引發，为佛法的發扬光大而努力。这是那烂陀寺的学术精神，也可说：是以闻思经教的慧学为主，对于佛教文化發扬给予重大的贡献。

闻思经教的慧学，在组成清净僧团，及僧众们之信念与造诣，也许不如以戒律或禅思为中心的，来得较为坚强和深厚；但对于普遍發扬佛教文化，摧伏邪外之巨大力量，却有它不可磨灭之功绩。这如以闻思教学为中心的西藏佛教，自阿底沙从印度传入西藏，成为甘丹派，奠定了西藏佛法的特质。中国元代时，由于藏僧重视政治权力，不能重视教学，有的专重修证，以神通摄众；甚至娶妻畜子，一切俗化了，佛教落入衰微与紊乱状态。明初宗喀巴大师起来革新，也可说复古——阿底沙大师的旧传：僧徒须严谨律仪，才恢复寺院的清净，重闻思经教的慧学。在依于信、戒的闻思中，团结僧众而發生庞大力量，挽回了西藏佛教的厄运，成为一般所说的黄教。黄教在西藏，可以与中国唐代的禅宗相媲美。凡学佛者，进住寺院，除礼拜、念诵、忏悔等而外，重视研究经教，尤其是对于佛教的「戒律」、「因明」、《俱舍》、「中观」、《现观庄严论》——五大部，成为造就僧才必修之课程。他们不只修学，而在同一寺内或寺与寺间，乃至在全藏中心地的拉萨，举行辩论大会，众多义学的僧众，聚集问难辩论。若对此五大部之义理，能答辩无碍，即考试及格，被称为格西（法师）。由或全藏，或一地区，一寺院的论辩考验不同，所以有一等格西、二等格西等差別。西藏政治中心的拉萨，也成为佛教的中心。对于佛法有造诣的格西们，专门从事教学，培养僧才。因此，西康、蒙古、青海，甚至内地的佛徒，以仰慕藏地佛教的心情，不远千里去修学。学成后，再回本土，弘传其所学。使藏文系的佛法延续發扬，其得力处，不能不归功于闻思教学为中心的教派。

近代中国佛教，以闻思经教的慧学为重心的，要算是虚大师所创办的佛教教育。依大师的意见：建立僧伽，是以律仪为基础的，希望佛教青年，能从佛学院之初级（重律仪）、中级、高级次第修学。在此数年中，先对出世间学有一深刻了解。平时，早晚大众共修，以坚定佛法之信心。这样，不但可以培养成一些弘法人才，同时也能使他们处理僧事。再于高级之上，设立专修处，供他们专精于某一宗——或禅或净等，作一番修持，希望能做到行解相应，而成为真正的佛教人才。所以大师的建僧方式，大体与宗喀巴相近，也是以信戒为基，以闻思慧为中心的。可惜大师之理想，至今从未实现，而只是一些补习教育。虽有不少学僧，多少能为佛教而尽力，但不够清净严肃，不易达成整建僧团，引导信众的目标。就是对于教理的修学，也还差得太远。有些人误会大师所办之僧教育，与社会学校一样，实在是未能了解大师的本意。总之，虚大师训育僧才之思想，确是以闻思经教的慧学为中心的。

五　现代的弘法人才

从上来的例证，我们可以获得这样结论：要使佛法昌明發达，即需要弘法人才。要有佛教弘法人才辈出，必须佛徒们养成向学的风气。这不外以戒、禅、慧为修学训导之中心，决不能离此修学而有所成就。当然有些出类拔萃的僧才们，不须良好的修学环境，自能發心自修，德学成就，成为一代之高僧，但这非具有深厚的善根和宿慧不可。这究竟是少数中之极少数，不能以此为标准来希望佛教复兴。因此，希望佛教弘法人才的产生，须以念诵、礼拜等来增长信念，进而彼此间和乐共修，组成清净僧团，培养向学的风气。这样才能發生一种巨大力量，使衰微的佛教能振兴起来！弘法利生是每一佛子之天职，热心佛教的大德们，应考虑到复兴佛教的力量，究竟是在那裡？

最后，要说到两点：第一、今日是知识發达的时代，佛教徒要想降服魔外，高建法幢，这必须对深奥的佛法，有一番深入，才能以深入浅出的善巧方便来施化，使未信者信，已信者增长。众生根性不一，当然可以种种法门，或者不需语言文字，以身教感召別人。但约广大人心和现代风尚说：弘法者对于广大精深的佛法，必先要有明确的深刻的理解。从深广的义理中，不但能条理严密的發挥深义，更能提出简要的纲宗，使大众可以对佛法有一正确扼要的观念，如此才能使现代人士易于接受。大师曾以唯识学——适应现代科学方法来教化他人，就是因为这个。实际上，佛教任何义理，都可以此方法表达出来。

第二、一个身为宗教师的，要教化他人，除了对佛法具有深刻了解之外，对于一般世间知识，也应有广泛的涉猎，这倒不是说对于现代知识都应该专心研究。如中国佛教史上的道安、慧远大师们，对于中国学术都有很好的造诣；出家学佛后，才能引导当时社会一般的知识界归向佛法。印度的马鸣、龙树、无著、世亲诸大论师们，那一位不是当代有名的大学者？对于流行的四吠陀典和十八大论等，都有过研究，这才能以佛法融通世学，批评世学，从相互比较中，显出佛法之精深与高妙，使人们易于崇信而接受。以其他宗教之牧师、神父们来说，他们要作一个传教师，都是在一般大学知识以上，再予以数年的宗教教育，才能到处传道，發生良好的效率。虽说他们以物质来引诱，但传道人才之造诣，有他们的长处。不要以为过去唐代禅宗之發扬，专于著重自身的熏修，无须了解其他。不知禅者的力求实践，不重闻思经教，正因为那时的教学，已极为發达普及，而我们现在是怎样呢？当时的对手，是儒、道，禅者多少有些认识，而现在世间的学术，又是怎样呢？在现代，对于无边佛法的义理，不能随分随力的闻思修学；对世间知识太欠缺，要想弘法利生，确实是件难事！

有些热心的佛徒们，为了佛法能够深入民间，提倡一些最简单的道理，最简单的修持；或者利用歌唱、幻灯，这自然是引导信佛的大好方便！但从远大处著想，要使社会人士对于佛法有真确的信解，要摄受现代的知识人士，那么单凭这些通俗的说教，是不能达成佛教中兴的目的。必须依上面所说的集体修学——戒、定、慧中心的修学法，造就高深的僧才，才能成功。

以现代说：佛法之自修、化他，虚大师的以闻思经教的慧学为中心，不能不说是正确的。过去大陆的佛教已成过去，现实又因人力、物力关系，不能理想的培养弘法人才。但大家能认清这一發生佛教大力量的根本办法，到底是有益的。如注意「信心坚强」，「戒行清净」，以念诵、忏悔等来培养宗教情操，而将自己安立于僧团中，安立于闻思经教的慧学中，不求速成，以待时节因缘，才是现在佛教无办法中的办法。（印海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