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总说

平常说「学无止境」，学问原是无限的，以不断进步而越發深广的。对于人的学业，总是以「学无止境」、「书到用时方恨少」这类的话来勉励：切勿得少为足，不再求进步！话虽是这么说，而求学——在校读书的时间，毕竟是有限的。谁也不能过著终身的学生生活，读书是不能当作职业的。所以我想结合另外一句话——「学以致用」，这是说：「学无止境」，是要在「学以致用」的活学活用中不断进步；人就是这样的边学边用，一直前进。

为什么要求学？所学的知识与技能，性质是多种多样的；各人求学的时代，也长短不一。但所以需要求学，是为了学习前人的经验、心得，充实自己，作为适应社会，而能有利于自己、有利于人类。这一原则，终归是一样的。无论什么学问，只是「为用而学」。学业的价值，不但在为自己，而且要对人类能有所贡献。所以彻底的说起来，学只是「为用而学」。不问所学何用，不求如何应用，「为学问而学问」，是有背于学之意义的。这种学，一般说来，是不能存在的。假如说有例外，那是他有特殊地位、经济，有充分时间。对于这些例外人物，学问也只是高级的娱乐，或聊以遮眼、消遣时间而已！

「学无止境」，但不能终身读书、以读书为职业。问题是：人类是社会的延续个体；一个人的生命过程，是承先启后的。在社会中，人一定要「少有所学，长有所事，老有所养」，而不能停滞于学习阶段。佛教有自己的特性，但（无关于天上、他方的）现实人间的佛教，仍为社团之一，情形也还是一样。在僧团中，每人都应起初出家修学，进而住持佛教，以及衰老引退。这是合理的，这样的僧团，才能维持其正常的健康。这样，从学习的目的说，不能不是为用而学。从个人一生的历程说，不可能以求学而终其身。那将怎样的不断为学而进步呢？这就不能不是「学」、「用」结合，从切实应用中去造就更高的学问了！

就佛教而论，佛学本非纯知识的，一向是经验与知识相结合，所以非「学」、「用」相结合，不足以表彰真正的佛学。虚大师创办佛学院，提倡佛学，主意在：复兴中国佛教，非从僧教育入手、提高僧伽的品质不可。然而佛学院的兴起，并不能达成预期的成果。原因当然很复杂，而一般的现象，不能开拓新机运，反而引起些副作用。在一般人看来，虚大师偏重佛学。这是怪不得误解的，虚大师也不免感慨，因为：「出来的学僧，不能勤苦劳动去工作，甚至习染奢华而不甘淡泊。……以为別种事不可干，除去讲经、当教员，或作文、办刊物等，把平常的家常事务（寺院中事）都忘记了」（见〈现代僧教育的危亡与佛教的前途〉）。佛学院造出了一批（中国传统式的）文人，佛学上应该有成就了！实际上也不然，从有价值的著作的贫乏，就足以说明。于教务不能开展，于佛学很少成就，原因当然是太多了，学与用的不相结合，似乎是重要的一环。如虚大师所见的来说，除讲经、当教员、办刊物以外，就无事可做，那就不免有没有出路的感慨。从事学问，要有良好的环境来培养，但在我国，一向是很难得的！既没有学可以深造，又觉得没有事值得去做。这些看来前进的僧青年，久之，有的也就在僧海中消失了！

出家学佛，一定要求学；求学一定要有用，要有利于实行——「学以致用」。唯有「学以致用」，才能向「学无止境」迈进。这是值得提出来讨论的，作已经修学的、正在修学的同学们的參考。

不问在家出家，修学佛法，是要求其有用的。正如大乘所说：「菩萨为众生而学。」修学，当下就要想到「所为何事」。以出家学佛来说，出家也必有所事，精勤勇进，决非如世俗所见——出家是隐逸、偷闲，或者逃禅。古代学佛，当然没有近代那样的「学院」，然学佛要从「亲近善友，听闻正法，如理思惟」下手，然后才「法随法行」。这是先经历一番「闻」、「思」，学佛而从闻思入门，正是佛法不同一般宗教的地方。然学佛不能停滞于闻思，而应从事实行，学以致用。这可引起了两个问题：一、要学（闻思）到什么阶段，然后从事实行？这是很难说的。「随信行」人，可能经一两次的简要听闻，就深信而从事实行。「随法行」人，总是多闻熏习，彻了种种疑惑，然后从博返约，从事实行。但这不是说起初不要实行，而是说起初重在闻思、重在信解罢了。众生的根性是不一的；佛法也不可能专从闻思去完全通达的。所以，如善于应用，学与用相结合，那即使所学不深，也会一天天增进，更切实、深刻起来。否则，学到相当程度，不能见于实行；或者实行时，不能与所学相结合。那相当的闻思知解，可说一无用处，久久也会退失了。那一心想学，专重闻思而不想实用，将永远是空虚的，也难有更高的造诣。二、从学到行，出家人应怎样行呢？原则的说，应该修行，是信、戒、定、慧的修行。除此以外，也就没有出家行了。但众生根性与好乐不一，不可能人人一样。从佛法存在于人间，为自己、为众生、为佛教，出家人所应行的，古来说有三事：一、修行，二、学问，三、兴福。这三者总括了出家学佛的一切事行；弘扬佛法，利益众生，都不外乎此。以个人来说，专心修行（专指定、慧说），为上上第一等事。以佛教及众生来说，学问与兴福，正是修习智慧与福德资粮，为成佛所不可缺少的大因缘。出家而能在这三面尽力，即使不能尽如佛意，也不致欠债了。

二　用在修行

现在，我想从当前的现实情形，来说学用结合。怎样将所学的见于事行？怎样从事行中增长所学？先说修行：

中国佛教界重修行，而实重于音声佛法，也就是以语言的念诵为重。如从寺院习惯传来的早晚课诵，每人的诵经、念佛、持咒、礼忏，以及普佛、上供，那一项离开了语言的持诵？甚至是不念佛、不诵经、不持咒，別人就会说你不修行。修行而偏重于持诵，无疑为中国佛教的一般情形。在没有学习佛法、闻思经论的，谁也都在持诵这些，也就是谁也在修行这些。现在经过了经论的闻思学习，在课诵时，念佛、持咒、诵经时，试问有些什么不同？是否能将学习所得而应用于持诵，提高持诵的品质，更适合于念诵的意义？如没有学习闻思，是这样的念诵；学习了佛法，还是这样的照念不误，并无不同。那就应加反省：学了些什么呢？学习有什么用呢？这就不能不说是学无所用了。如学习以后，就觉得念诵没有意义，那就不但无用，而且见解有问题，反而有害了！

佛法的每一行门，在实行起来，是否能行之有效、逐渐深入，不只是行法的本身问题。依佛法说，知见（理解）必须正确，意乐（动机）必须纯洁，趣向（目的）必须中正，方便（修持的技巧）必须善巧。如这四者而有问题，不但修行不会达成理想，还会引起副作用！如曾闻思修学佛法，应引發正见，主要是深信因果，明辨善恶邪正；务使修行的动机纯洁、目的正确；以念诵而论，念诵的方便，更为重要。一般教化的，只是劝人信仰、教人念诵，并不使人生真实信心、如法持诵。「信以心净为性」，如真的生起信心，一定是净善心现前，不善烦恼消退。能这样念诵，与佛法自有亲切之感。一般但有信心的名目，缺少信心的实际，却自以为这样就是信、就是修行、就大有利益了。好多人向我诉说：起初学习念诵，妄想还不太多；等到念诵纯熟，妄想可越来越多了！用功的时间并不短，而依然故我，进益有限，问题到底在那裡呢？问题在只知念诵，不知方便。初学习时，全心全意去持诵，所以妄想不多。但当念诵时，不知学习摄心、等心，以为多念就好，不专不切，不能摄持心念、习以成性、达到心意明净而宁定。这样，等到念诵纯熟了，口头是一片经声、佛号，心裡却妄想连绵，另有一套。这样的成了习惯，那虽然日常行持从来不断，而念佛的并不能一心不乱，持咒的也不能感应道交，礼忏的业障难消。我想，曾于经论而有闻思的，对这些问题，总会有些理会。能将所学而应用于念诵，一定能生多功德，不再是口头喃喃、类同鹦鹉学语了！

现在从事于止观、禅慧熏修的，虽说不太多，但也不是完全没有。但由于一向专重修证，轻视闻思，所以或者一知半解，盲修瞎炼；或者专在色身上用功；或者不知深浅阶位，得少为足，似是而非的狂吹一阵。有些著实修行一番，可是「诚于中而形于外」的，却是行为乖僻、喜怒无常，或者哭哭笑笑、唱唱跳跳、疯疯颠颠。除了他们的真实修行大有受用而外，却是不够方便善巧，引起了身心某种程度的错乱。如曾闻思修学，而能应用所学，从事修行，相信这种副作用就会少得多。能学以致用，所学才有意义呢！

而且，佛法所说的，或有关于身心，或有关于修证。专在名相上修学，如身处热带而说下雪一样，总究是依稀仿佛，不得真切。不要说「真如」、「法身」，要自己体悟出来。就是所说心心所法、烦恼头数、禅定境界，不从修行去体验，怎么也不会透彻。例如所说「寻」、「伺」、「轻安」，到底是什么？佛法所说，多数是自家身心上事、修证上事。不经实行，怎能深刻踏实地了解。所以，真能学以致用的，一定能从实行中，所学的不断增明，日进于高明。学用结合而相互增进，在修行中最足以表现出来。修行是学佛上上第一等事！在佛教中，这也是第一要事。真正修行，能为僧伽典范，为众生所归向。而且正如太虚大师所说：

有一人向内心熏修印证，一朝证彻心源，则剖一微尘出大千经卷，一切佛法皆湛心海。应机施教，流衍无尽。

佛法的真生命、真活力，都从修行体证而来。从印度到中国，过去莫不如此。现代中国的衰落，在种种原因中，宗教经验的稀薄，不能不说是重要一著。佛教而缺少这个，又那裡会有真诚、会有力量呢！真心出家学佛，如以所学而用于修行，对自己、对佛教，可说是第一大事了！

三　用在学问

学佛以修证为本，学问原是第二门头。然而佛法的本质，可以不是学问，而终于不能没有佛法的学问。因为从佛的教化来说，要适应人类的知识与兴趣，表达为人类的语言文字。从学佛来说，要了解为什么学佛、应怎样学佛、佛法到底是什么。离开意识知解，佛法是不可能出现于世间的。从佛法的久住人间来说，学问更为重要！毘尼中说：佛法久住，是因为佛广说经法。广说，就是语言文字，就是通过「闻思」去修学。起初，佛法只展转传诵；为了保持延续，所以进行结集编次，成为一部一部的。有了一定文句、一定部类的经与律，就要有人去持诵不忘（起初还是口诵的文字，没有记录）。专门持诵契经的，是「持经者」（多闻者、持法者）；持诵毘尼的，是「持律者」。要保存从古传来的，不只是忆持不忘，还要理解、要适应，于是有「持经者集经，持律者抉择律」。经法的意义很深，要论究、要阐明、要分別抉择，于是从「持法者」而發展为「持阿毘达磨论者」，论师也出现了。没有经师、律师（并不是持戒、传戒）、论师对经与律的学问从事忆持、研究工作，佛法怎能开展广大、流传到现在呢？佛法传入中国，高僧传也有「义解」、「传译」等门。佛法（经与律）的条理化、理论化，是佛法住世所不可缺少的部门。这不是每人所能做的，但确是要有人去做的。

现在的时代，不是古印度，也与隋、唐及宋、明等时代不同。然而为了佛法住世，要有致力于佛法的学问者，还与古代一样。如受过佛教教育，于佛学有某种程度的理解，而發愿献身心于学问（不是说不要修行、兴福，而是说重心在此）的，应怎样使学问更充实、更深刻、更有利于佛教呢？以读经、阅藏为职业，有这份福报的人是难得的，切莫死心眼的在这条险径中去打主意！真正能于学问不断进益的，还是要「学用结合」，也就是「教学相长」。简单的说：如受过佛教教育，而想于佛学有更好造诣的，唯有从事佛教的教化工作，去求「教学相长」！

从事佛教的教化事业，可以分为二类：一、以社会信众为对象的教化。二、以僧众为对象的教化。以社会信众为对象的教化，那就是演讲、弘法、讲经（从前是讲给僧众听的）、广播。不仅口头说法，更以文字教化，那就是办刊物、写（通俗教化的）文章，为经典作通俗解释等。我的性格与能力，不大适宜于这方面，但从不低估这一对外教化的意义与价值。这一工作，对弘法者自身，学问是会不断进步的。面对现实的佛教环境，要适应信众。怎样能启發信心，使信众对佛法有较好的正确理解，而不致神佛不分、迷信乱说；怎样引导信众去进修、阅读研究；怎样答复信众的疑难与问题。假定是真心于佛法的通俗弘化，使人回邪向正，于三宝中得大利益，那在对外弘法的努力中，不能不（甚至是被迫）作自我进修。忙中偷闲，甚至是车中、舟中，都会去阅览參考佛书。对某些理论、某些问题，也一定会去寻求适当的答案。虽然，有时会被讥为「现买现卖」，其实讲多了、写多了，佛法也就会更明白。佛法的许多理论、许多问题，也会贯通起来。所以，如真心于弘法，为信众著想、为佛教著想而努力的，佛学的理解，一定会深广起来。古代的讲经（论）法师，越讲越好，终于以某些经论为主，形成佛学一大流，这可以充分证明这一论题。这一类的边教边学，教学相长，我曾称之为动中用功。虽不能专心于经论作深彻精密的研究、成为学者，但是非常实用的（信众所不需要的，不会發展起来）、活泼有力的。从广大普遍的利益来说，有很高的价值。古代譬喻师的通俗教化，比精严的论师们，并不逊色。

以僧伽为对象的教化，从前是讲经法师。从前的讲经，是讲给僧众听的。想学法师的僧青年，追随法师，到处听经、覆小座（覆讲）。听久了，也就分化一方，成为法师了。这种僧伽（重学问）的教育，不够理想，尤其是熟读熟背、照本宣扬，（义学）难有进步的希望，但确乎也维系了佛法的义学不致完全中断。到了近代，虚大师首倡以僧众为主的（武院与汉院，都兼收少数在家青年）佛学院，渐成风气。受过相当佛教教育，而有志于深造的，那么从事于佛学的教学，教学相长，是唯一的途径了！佛学的高深造就，不能寄望于法师（或教授）的口头或讲稿的。在学院学习，初级的，只能得到佛学的一般知识；高级的，也只能对某部门的佛学，获得一些研究的方针与线索（这正是老师最宝贵的启示与引导），学得学问的工具与治学方法。就是去日本佛教大学，或者修完博士学分，光荣归来，也还是这样。真正的属于自己的学问，进一步而有所贡献的学问，还等待开始。想凭借已有的学力，不断增进而有更高的造就，最好也还是教学相长。

在教学相长中，要讲、要写作、要互相讨论。自己在学院修学时，似乎都懂了，考也考得好。可是等到自己去讲时，就会感觉到自己的理解不够，自己也不满意。对某一经论、某一学科，參考一番，讲说一番，不但精熟得多，也会深刻一层，这就是进益了！如要写讲义，那就更好！平时依赖口才、技巧，囫囵过去，等到要写出来，或者公开發表，多少有些责任感，会特別留意。这一来，就会感觉到：虽然讲得头头是道，写出来却不免问题多多——组织不好，根据不足，意义不明确，理由不充分。总之，理解不够，了解错误——学力不足处，就会显露出来。知道不足，參考、修正、补充，学问也就进一步了。虽然说「人之患在好为人师」，如能认真的话，也许老师的进步，比学生更多！说到讨论，古代佛教是经常以问答的方式而进行法义之研讨的。论辩的风气（因明学等，都从这裡發展出来），也曾经传来中国，如晋代的「支许」对论。在教学相长的过程中，不但自己不离经论，也不离修学的环境。师友之间不妨作口头的讨论（或是集体讨论），或以文字来作法义的商榷。这对于学问的进步，最为有力！因为辩论一经展开，为了某一问题，一定会竭尽自己的一切所能，以表达自己的意见。在这种情形下，自己知识的潜在力量，会意外的集中發挥出来。没有想到的，也想到了；没有贯通的，也贯通了。由于对方的评论，会认识到不同的观点、不同的论法、不同的意见。对受批评的自己来说，真是极丰硕的收获。学问的进步，在乎自己，但也要有学问的自由气氛、自由环境（思想的专制与垄断，是学问进步的唯一敌人）。那么，师友间的口头讨论、文字的商榷，都是有利于学术风气之培养的。不过，法义的商讨，要「虚心」，有接受別人批评的雅量。要「真诚」，有接受別人意见的勇气。切勿以自己为真理的代表——自己决不能错，错了也不能认帐。如这样，那就缺乏了讨论的根本条件，不讨论最好。时代的病态深极了！社会上的学者，起初是各人發表意见；继而互相批评；进而人身攻讦，戴上帽子；进而涉讼法院。好在现在中国佛教，说不上法义的讨论（有的是权利与人事的恩怨），所以也耳目清净得多！不过，澄静无波，对僧伽学问的进步，是有碍的。正如冰封雪冻，枯寂的草木不生，生气毫无，那还能有百花竞放的壮观吗？

无论是对信众弘法、对僧伽教学，所以能促进学问的进步，是因为表现了出来——讲了出来、写了出来。表现出来，就会引起反应，或者受到赞美，或者受到批评，这就是策导自己向上的良好动力。或者欢喜人的赞叹，怕別人批评，那是私欲与浅见作怪。其实，受到赞叹，是对自己的一种同情的鼓励；受到批评，是对自己的一种有益的鞭策。鼓励、鞭策，一顺一逆的增上缘，会激發自己的精进；修正自己，充实自己，不断的向前迈进。有的人向学有心，终日不离书本。可是既不愿讲，又不肯写，一年又一年。修行吗？并不曾专心禅慧。学问吗？也不知进益多少、为何而学。如终于如此，那也就终于如此而已！不走向教学相长的正道，那么想于学问有所成就、有所贡献，也就太难了！

从事对信众弘法、对僧众教学，「教学相长」、「学以致用」，是能使自己的所学日有增进的方便。真能向这一方向去做，当不会有所学无用的感觉了。但或者以为：向信众弘法吗？讲呢，没有人请。写作呢，编辑者不要。这么说来，大有无从著手之苦。其实，这是好高骛远、不切实际的错误想法！以宣讲来说，如一定要环岛布教、国外弘法，那当然机会不多。如非大座讲经就不讲，没有人归依就不感兴趣，那根本就颠倒了。任何事，都是由微而著的。如有向信众弘法的热心，那裡不是弘法的地方？尤其是住在什么地方——大寺或小院，总是有信众往来的。随机随缘，即使五句、十句，偶为赞扬佛道，也可使人得益。渐渐引起了信众的兴趣，就可以从开示，到定期布教，或短期讲经。把这种工作看作自己应尽的义务，对师长、对同道不憍不慢，一定能为寺院同人所欢迎，因为这对寺院是有利益而不是有障碍的。从前印度佛教的开展，得力于布萨——每月六次。布萨日（对内的事，这裡不谈），信众们来了，就为信众们说法（不一定要长篇大论）：说三归、五戒，或者授八关斋戒。这就是定期布教，信众们从事宗教的精神生活。等到佛教衰落了，定期的念佛会、消灾会，以及佛菩萨的纪念法会，只是礼拜、敲打唱念一番，再则吃一顿素斋回去。佛教而对信众不教，那就难怪佛教日渐衰落了！佛教而希望复兴，一定要摄受信众；摄受信众，要从寺院的定期布教做起。以现阶段来说，如向这一方向进行，那就是寺多人才少了！还会所学无用处吗？至于环岛弘法之类，是巡回布教，是少数大德的事，一定要得到当地寺院的合作。巡回布教，只是对各地方的佛教，临时奋起与鼓励一番。真正的摄受信众，日常教化，还是要靠当地寺僧（尼）的努力！这是最平实、最有效的向信众弘法，而自己也能因而日有进益的办法。至于写作，一方面要练习写作，一方面要能适应现实佛教的需要。如在这一方面，能下一番功夫，做到文义通顺，而所写的合乎信众与佛教的需要，那么，现在的佛教刊物都在闹稿荒，文稿那裡会没有人要呢！

至于向僧众讲学，为一异常重要的事，希望有人为此而發心。过去中国佛教，开大座的讲经法师（也是教育法师的），长江一带，本来不少。但这些不足以适应现代教学的，经抗战动乱，早就衰落了。虚大师门下，于义学而深尝的，并不太多。问题是：虚大师的提倡佛学，原是以应用弘法、整顿僧伽制度为重的。专精义学或潜心著作，对狂风骇浪般的中国佛教，不免有急惊风与慢郎中之感。文绉绉、酸溜溜的佛教秀才，能有何用？所以提倡佛学，或派人去国外留学，都著重于如何革新佛教、联系国际佛教。而当时的佛教界，清末以来，一直在惊风骇浪中过日子；这是现在一般佛教青年，所难于理解或想像的。佛教界需要人才、需要应付社会，维持寺院的人才，不是深通佛学的人才。于是从佛学院出来的，或在佛学院任教一期、二期的，有机缘的都受记了，当家、做住持了（没有因缘的，多数在僧海中消失了）。佛学院的修学与任教，与过去住宝华、住金山，可说异曲同工，都是受记作住持的过程而已。在这种情形下，佛学院一直办下去，一直不能产生人才——佛学的人才。佛学院师资的品质，无法提高，而且会找不到老师。这种情形，现在的台湾佛教界，显然是更严重了！

于佛学曾有某种程度修学的，如能發心在学院教学，不必问学院办理得怎样，只要自己肯于此用力，「业精于专」，自会于佛法深入起来。自己的理解深了，深入才能浅出，才容易使人理解，学的人也就容易进步了。近十年来，去日本留学的人不少。在日本，主持寺院的，主要是大学毕业。这是一般的佛教；佛学人才，并不是这些人。日本过去与佛教的关系很深，能珍惜与日本精神深切相关的佛教文化，所以修学硕士、博士学分的，多数人不离于学。有从事一般教育而附带研究的；一部分人，从助教起，始终与佛学不相离。十年、廿年，就各部门而各为深入的研究，虽不免零乱，而到底学有专长，人才辈出。这都以所学为基础，从服务于教学、教学相长，久久而后有成就的。现代的学问，不能依赖个人的天才，而有赖于多数人的努力。尊重別人，接受別人的研究成果，而自己更进一步。日本从明治维新以来，向这一方向走，人才也就充实而提高起来。这些学者，对一般的佛教活动，没有太多的影响，但影响还是很大的。力量生于信仰，信仰来于思想（这就非有信仰与思想的学问不可），如真能于佛学深入，融集佛学的精英而發皇起来，凭借佛教固有的信仰潜力，其前途是难以估量的。面对现代佛教的师资缺乏，佛学院的陈陈相因、不能提高品质，觉得从教学相长中造就师资，实为唯一可由的途径！现在中国佛教，固然没有日本那种学术环境，但未尝不能从教学相长中，去自修深造。对佛学而有法喜、有兴趣的，尤其是从日本留学归来的，何不选择这一方针，以發挥自己、贡献佛教呢！

「业精于勤」，「业精于专」，佛学也是不能例外的。中国佛教界，一向不重视学，得不到鼓励，还可能受到摧残。于佛学而有兴趣的，也就很难贯彻始终、毕生为佛学而献其身心。特別是现代台湾，摄受信众，弘法宣讲，打佛七，传戒，參加佛教会，作佛教的国际活动；似乎佛教的人才，非这样不可。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时间也是有限的，如成为这一型态的人才，即使于法义积有基础，也很难再有进步了！有的重视对信众弘法、通俗布教，觉得这样才是办法。于是对佛学理论（实际上是一般的），讥之为「天书」。可是事实终是事实，等到要办佛学院、研究院，甚至想办大学，就会發现问题——师资缺乏。于是乎僧伽教育，请居士来主持；请几位居士来担任课目。怎么说、怎么宣传，是另一回事；师资缺乏，或师资的内容不坚强，却是事实。留学，虽然说缓不济急，仍不失为补救的好办法。问题还在大家有一番认识，要专、要久，为教学而奉献身心，从教学相长中，不断提高品质。否则，也还只是有利于宣传而已！

四　用在事业

佛法流行于人间，是具体活动的宗教，不只是个人修证的事。佛教有僧伽组织，就有「僧事」；有寺院，就有寺院的事；对外摄受信众，与社会国家有关，就有摄受信众等事。所以佛劝比丘「少事少业」，只是不要去为私人私欲的事，而对佛教、对寺院，却不能没有事业。古人所说「弘法为家务，利生为事业」，也还只是部分的事而已。这些事是不能不有、不能没有人做的，直接间接与佛法有关。在个人的修行及研求义学上，似乎不重要，然为了佛教的利益、众生的利益，牺牲自己的精神去做，就是布施，就是修福。从大乘佛道必须具备福德、智慧二资粮聚来说，这都是發菩提心人所应行的。所以在寺院中服务，从住持到门头，都称之为「發心」。是的，佛法中事，不应该为了权力、为了财利，而是为了义务与發心。

佛教的事，除了寺院——维持僧众修行、摄化信众而外，现在还有教会组织，就有各级教会的事务。中国佛教，过去有藏书供人阅读、义塾，以及救济孤老等「悲田院」。元、明以来，逐渐衰落而消失了，失去了为社会服务的利济工作，佛教也就更衰微而被社会所歧视了。到近代，才缓慢地复活这一新的努力。佛教内部的、利济社会的——一切事，都是兴福，需要人去作，重要性是不逊于修行及学问的。如于佛法有某种程度的修学，正应本著自己所学的，去从事于兴福——护持佛教、利益人群的工作。从前的丛林，以禅堂为中心（如学院一样，整天修持、听开示）。在禅堂參学几年，出来任事——客堂、库房，以及大小职事。尤其是资历高深的住持，负有领众熏修、指导僧事的重任。这都是曾经修学，有维护佛法、维护道场的真诚与热心而出来發心的。在發心服务中，锻炼自己的道念与道力。假使曾经修学的，以作事为无意义，不愿做，唱些「不当住持」等荒谬的高调；而做事的，都是些与佛法无关的光头俗汉，佛法怎能久住、怎能兴盛呢？为佛教作事，需要于佛法有修学、于佛法有热心与真诚的人。佛教中无数的事（事不分大小，如法尽职就是），正等待学习佛法的人去作，还会学无所用吗？作事，就是从事于佛法的实践——对人、对自己的身心，作到更与佛法相应，这才是真实的佛学！（民国卅五年，我与二位同学，在重庆搭车，从西北公路回来。到了西安，去礼拜鸠摩罗什的塔院，在那裡过了一夜。傍晚，一位终南山的茅蓬和尚，也来赶斋过夜。晚饭时，当家的忙著拿饝饝、拿菜，茅蓬和尚也帮著跑。一位同学说：你坐下吧！你也是客呀！茅蓬和尚笑著说：出家人到寺院裡，是没有客人的。事后，我笑著对同学们说：我们学了佛法多少年，这一著还被茅蓬和尚抢了先。这一件事，最深刻的记忆在我的心裡。佛法、佛学，决不等于书本上的名相，而要从自己的观念、自己的见解、自己的行为中去表现出来。）

今天的中国佛教，问题很多；下自小庙，上至中国佛教会，都有事需要人去做。学习佛法的，正是發心去为教的时候。依我的想法，不必放言高论，应当反省、观察，从可能的范围内做起，求其与佛法更为接近。一项最根本的问题，是「无私」，不要专为自己著想。佛法说「无我」，佛教的制度，就有「现前僧」、「四方僧」，没有以僧团的任何部分作为自己私物而占有的。然而，当了住持的，一般寺院是住持（或当家）与寺院一体，看作私有的财产。成立财团的，僧尼又被看作雇佣。其实，寺院属于僧尼个人、属于在家人组合的财团，都不合佛法，而危害真正的佛教。有些寺院，本来不是小庙性质，然而做住持的，千方百计，在怎样成为自己永久的占有物上著想。不要说化私为公，反而一心一意的去走化公为私的路子。如不曾修学佛法，那也还可原谅，如曾修学佛法，真不知所学何事！试问修学佛法、提倡佛法，到底是怎么回事？从前太虚大师提倡佛学、整顿僧伽制度，只是为此一著。而在一般住持与当家的心目中，太虚是可厌的人物，问题也就在这裡。至于教会呢？无论是市、是县、是省、是国，论理是佛教的共同组合，一切应以佛教（或市以至或国）的共同利益著想。唯有这样，佛教会才会健全起来、团结起来。否则，各为自己打算，不做则已，做就等于为自己办私事，一切以自己的利益为第一，佛教会是难于健全的，也就是不足以代表佛教的，徒成为少数人的庄严而已！

修学佛法，去从事一切兴福的事——寺院事、教会事、文化慈善等事，都应当将所理解的佛法，而求见于实事。这样的兴福，于佛教有益，于自己的福德有益，也与自己的智慧有益；实践了佛学，与佛陀的精神相接合。在大乘佛法来说，这是「学有所用」、「学有进益」的最有效的一途！

五　劝除三病

修行也得，学问也得，为佛教作事也得，都是将自己所学的，求其实用；从实际应用中，更充实、更深化自己的所学。修学佛法，决不会学无所用的，没有不能增进自己所学的。「没有出路」，在佛弟子学佛的辞典中，应该是没有这一词类的。假使说有，那不是自己好高骛远，就是观念上的错误、自己的烦恼作怪！

我想再说三个字。修行是好事，每病在一「怪」字。有些标榜修行：留长发哪，颈项烧一串念珠哪，不吃饭哪，不睡觉哪，放光哪，说前生后世哪，一天念多少哪……。说不修行、假修行吗？却活像修行模样。说修行吗？却有点不伦不类。有些是理路不清，有些是眩奇惑众。「索隐行怪」，在中国文化中，是不足取的；在佛教中，不是邪命，就是大妄语（例如不吃、不睡，是不能生存于世间的），再不然，理路不清，增上慢人。将所学而用于修行，应从平常切实中做去；否则，滑向歧途，前途是黑暗的！

学问是好事，但每病在一「慢」字。古德说：「说法必憍慢。」于经论多知多见，或者能讲能说，名利恭敬之余，慢心也容易嚣张起来。以研究著作来说，如文义善巧，或条贯整理一番，有一些些贡献，就被称为学者。其实，在出家学佛的立场，这算不得什么！在佛家的富有中，琳瑯满目，应有人来發心，登记、管理、陈列、介绍，以便人鉴赏受用。但数点宝物，并不成为管理数点者的家珍。發心去从事研究、讲说，是必要的，但憍慢是大可不必！

兴福是好事，每病在一「俗」字。如不發真切心，没有为教的诚意，那么从事与佛教有关的事业，与俗人的成家立业、揽权获利，本质上并没有什么不同。一切以私人利益为原则，对人对事，势必以权利为转移，市侩气、势利态，就会相随而来。佛法平等，不主功利；但如有人说出家人势利，势利的问题就在这裡。在这种情形下，一切努力，都是为了自己。全盘俗化，毫无道意。即使表面上为佛教而努力，副作用潜滋暗长，终必败坏而后已！

不要说学无所用，不要说无法进步，能从小处做起，与实用相结合，边学边用、越用越学，佛法将成为自己的，充实而有光辉！不要怪、不要慢、不要俗，触处都是功德，无往而非进步。为自己学佛、为佛教久住，珍惜我们自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