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前言

最近，自由中国佛教界，举行了两次大会：一为玄奘大师灵骨塔寺筹建委员会成立大会，一为修订中华大藏经会成立大会。一是对于佛教古德的崇仰追思，一是对于佛教圣典的纂集流通。这两件大事，都相当艰巨，都非常重要。可以说，这可以预见法运的昌明，足征国运的中兴。这是怎样的大事，好事！每一佛弟子，都会随喜赞叹！

塔寺的筹建，要钱；经典的搜求，编集，印行，也要钱。出钱作福，是在家佛子的事；筹款方法等，我不用多说。关于圣典的编集，过去曾说过几句。读到大会散發的〈修藏编例汇录〉，〈分类汇录各方关于修藏意见〉，〈中华大藏经范本〉，觉得还在各抒高见阶段。主持修订诸公，是这样的不拘成见，广征众议，我也就敢来饶舌一番！

修藏的事体大，问题多，真是说也说不完。不过，作为根本的先决问题，有首先决定的必要。什么是先决的根本问题？就是为什么修藏？准备修成什么样的藏经？修订诸公，不愿意少数决定，等待大家来讨论，大家就应该先讨论这个问题。譬如要修房屋，东方宫殿式也好，西式洋楼也好，日式的木屋也好，台式的砖房也好，茅舍也未尝不好。问题在为什么要修？修在什么地方？修成作何用途？如为了大众，简单的平民住宅，最适宜。工厂等建筑，西式的好。在山乡，绿树阴浓，盖上茅草树皮，真是冬暖夏凉！如想修建小菜市场，那么宫殿式就大可不必。所以各方的宝贵意见，琳琅满目，都不能说不好。但如将这次修藏的根本方针决定，那可能有些是多余的意见。先将根本方针决定，那才会事半功倍，不致浪费宝贵的时间与精力！

二　求精要——选藏、续藏

各方对于修藏的意见，可归纳为四种不同的愿望：一、「求其完备」，二、「求其精要」，三、「求其通顺易晓」，四、「求其传布世界」。大家本著这种不同的方针，發表高见，当然难得定论。先说「求精要」。此次修藏，初以屈映光居士「择地静修」，發心遍读藏经，由此發心来發起修藏。最初就拟定了四大法典——选藏，续藏，译藏，总目录。选藏与续藏部分，就是出發于「求精要」的方针。我不赞同分为选与续二藏，但对于求精要的大方针，觉得极有意义。当然，我决不反对求完备。依草案初意，凡已经编入（二十六种）汉文大藏的，「去同取精」，选辑为选藏。凡汉文佛典而不曾收入藏经的，或藏文与巴利文典而没有译为汉文的，都选取精要，译成汉文，编辑为续藏。此一草案的原意，有两大特色：一、以一切佛典为对象，不限于汉文所固有的；二、选取精要。所以，在内容实质上，比旧有的大藏经，扩大而充实；在文字数量上，比旧有的大藏，反而减少得多。这种义丰文约的方针，也许是由于屈居士知道些汉文大藏所没有的，又读到汉文大藏而引生的见解。屈居士的这番主张，原因也许与我一样。假使有更多的人，知道汉文大藏以外还有佛法，而且發心去读藏经，可能会有更多人感觉此一方针的意义。

藏经，是了解佛法所依的文献。阅读藏经，不仅是「念诵功德」，更是为了了解，为了增进信心，策發修持而求得必要的胜解。然汉文大藏，过于庞大：清藏有七千余卷（每卷平均八、九千字），《大正藏》约近万二千卷，读者是难免望洋而兴叹的。记得我初读大藏，从《大般若经》开始，一字一句读下去。经过四个月，才读完般若部的七百五十卷。由于每天要读五、六万字，浮光掠影，不能深切了解。读完了才觉得，如选读一百五十卷，甚至精选七、八十卷，每天读五千字，还是一样的赅摄般若全部，毫无减略。如每天读五千字，应有讽诵、吟味、潜思、默会的更多时间；经四个月的修学，不是更能深刻了解吗？可是四个月已经过去了！我没有空过，却所得过少。汉文大藏中，重译的，別出的，综合而另成部帙的，大同小异的，实在不少。如精选一下，内容还是与全藏一样，却节省了时间与精力。这对于主持佛教的（与一般信众不同，最好能多少了解大藏的各部门），世间学者而想进求佛学的，不是给予更多的方便吗？同时，汉文大藏经，虽这样的庞大，却还只是世界佛教三大系之一。佛法本一味，有了中国大藏，甚至有了一经一论，也许并不缺少什么。但在佛法适应广大人群时——某一时代，某一区域，某一根性，确实流出了不同的义解，不同的修持。现在进入世界佛教时代，应该扩大心胸，重视古今中外的一切佛法；希望能从此陶铸出、抉择出更本真的，更能适应时代的，更能广摄众机的佛法。这不但充实了中国佛教的内容，也發扬了中国民族精神的伟大——广大涵容。这两点，我一直这样想。所以见到修定大藏经的原草案，「选而又续」的办法，使我大大的叫好！

三　求完备——新编整体大藏经

「求完备」的意见，由续明，本际法师，华严关主，与蔡念生居士（蔡君局于汉文）等提出。照原發起人本意，「选而又续」，不妨称为「大藏经选粹」（蔡念生居士说），「大藏经选刊」（续明法师说），「简藏」（韩同居士说）；或者称为「佛藏备要」、「佛藏丛刊」、「佛藏精英」等，这才名符其实，而原提案人却要称为「中华大藏经」（这个名称，号召力大，容易使人發心来出力出钱）！据千百年来编修大藏经的旧例，对于印度译传的圣典，决无取舍选择的余地，只有遗落而没有删削（除偽妄部分）。所以顾名思义，大藏经应该力求完备，应该新编完整的藏经。求其完备的意见，我一样赞成，因为有他的好处。一、保存（总集）佛教文化——中国佛教文化在内，成为佛教文化的大总汇。二、供给佛教研究资料：无论是佛教的历史，义理，制度；佛教与印度宗教、中国儒道文化关系；古代东方文化的交通等，都能给予充分的资料。至于编修大藏，预兆国运的昌隆（宋初、明初、清初都如此）；建阁珍藏，恭敬供养，为众生作福等，也是好处之一。总之，如为了解了（与主持佛教者关系最切），大可以选取精要。如从少数佛学研究来说，资料应求详备。如《般若经》的《大品》与《小品》不同，初会、二会与三会也有差別，都可以比较研究，一切都有价值，都应该编入。求精要是精兵主义，求完备是多多益善。这都是好的，问题在你准备修成什么样的藏经！

四　求通顺易晓——语体文本

主张「通顺易晓」的，便是使用现代的语体文，这是韩同、李添春、方伦诸居士，在原草案以外，另行提出的宝贵意见。佛教的教典，一向是文言（除禅宗的语录，但也与现代语体不同），但不是古文，是之乎者也很少的，字句很整齐的一种翻译文学。从前日本也使用这种经文，著作也用此类文体。到近代，汉文的学习渐衰，所以有「国译大藏经」，「和译」《阿弥陀经》等出来。否则，佛教为语文所困，势必衰落下来。现代中国虽还是用汉文，但从语体文發达后，文言的佛典，一天天觉得难懂了！唯一办法，只有改译语体文。这对于佛教的普及传布，有非常的价值。从这点说，求通顺的语体化，比上二项更有迫切的需要。

然而，佛经的改译语体文，只能好懂一点，并不就一切通顺易懂了。因为佛经不是小说、故事，佛经的难读，因素极多。从内容说，如理论化的深义，内心体悟到的胜义，都不是一般心境所能容易领解的。例如「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你怎么改译，一般人也不会一读就懂。例如相对论、四度时空等，真能懂得的，只是绝少数。世间学术尚且如此，何况深奥的佛法？这是难在义理的深奥。又如佛教的事相，推究得细微严密，非条理密察，记忆力强的人，不易深入。有的接触到广大法相，如入迷宫，摸不著头绪。这是难在事相的繁密。再从文字来说：一、音译梵语中，人名如舍利弗、弥勒等；地名如迦毘罗、罽宾等，初学者一时莫名其妙。其实，英吉利、纽约、伦敦、梵蒂冈、艾登、艾森豪，这不一样是音译吗？这根本不需要解说，只要多听多读，熟习了都与我们的故乡老朋友一样。文言与语体，毫无差別。还有梵语名词，如菩提可以译为觉，但这不是一般的觉。般若可以译为慧，但不是一般的慧。横竖非解说不可，译成汉文，反而会望文生义，倒不如保存音译的好。又如阿赖耶识，可以译为藏识，或者更译为现代的术语；但在我们自觉的心地中，一样是生疏得很。二、专门术语，佛说的就不少，印度与中国、日本等古德，又创造一些。由于佛教传布的时空太悠久广大了，这种术语，收集起来，真是多得惊人（同一术语而各派解说不同，更当別论）。这只是多了些，但不是不容易懂，而是要经过学习才能明了。世间学不也是一样吗？哲学家，都不但继承前人，总又有一些自己的术语（哲学辞典所收，就太多了）。无论是哲学、政治、经济、物理、生理、医药等，那一科没有很多的专门术语？这都要经学习而熟悉起来，并无取巧办法。无论是文言，或者改为语体（不能尽改，也不必），都还是一样非学习不可。三、佛法中术语而带有数目的极多，如五蕴、十八界、十地、七菩提分等。这并非佛法所特有，如五常、五伦、四维、八德、七出、八卦，不也是一样？即使是少些，总之非学习，非记住内容不可。所以佛经的难读，不只是文言问题。当然，如改译为语体文，总是方便得多了！

近代的中国佛教，与知识界过于疏远，很少人曾读过佛经。经中平常的事理，也会茫然不解。正像身入异国，一切是生疏的一样（过几天就会熟习起来）。修学佛法的，一分是由于年龄关系，急切的希求横超直入，所以每是粗通大义，不能深入。像屈居士那样年龄，学佛几十年，还發心来遍读大藏，真是凤毛麟角！一分文字基础较差的，或事业过于繁忙的，更是绝大多数。在这种情形下，不要说社会人士觉得佛经难懂，连佛门中人，甚至弘法传教的，对一些简要事理，也认为太深了，甚至觉得没有多大用处。这唯有佛法逐渐普及，主要是重视教典的义学，阅读研究的人多起来，才能解决这问题。总之，佛经的难读，不全是文言的障碍。论理，中等教育以上（应有阅读文言的能力），發心弘赞佛教的人士，不会因文字而障碍修学。据我所知，中国近几十年的僧众，较能深入佛法的，很少曾受过正规教育，都是从不断的学习中得来。

选译佛典为语体文，可说是迫切需要的工作。但这是为了通俗，为了「研求佛法的初步知识」，为了「一般信众的基本信解」。这与「求完备」、「求精要」不同，选辑就不必太多，不妨称为「语体译本佛教圣典丛书」，大概三百卷就足够了（将来再多多译出，当然也很好）。一分为印度译传的圣典，一分为中国古德的精心杰作，就多方面的内容，平衡分配。韩、方、李三位能注重这一著，最好能互相联络一下，再征求教内的法师和居士合作，论才力与财力，都还不太艰难。这既出大藏编修發起者的预计以外，如觉得语体译本的切要，似乎可以另行组织去做。不过，如编修大藏会而同意的话，那么另成立一小组，附属于大会也得。

五　求传布世界——译藏

「译藏」，是翻译佛典为外文，先从英译做起，这是出發于「传布世界」的要求。无论以此来沟通南传北传的佛教，或以佛法去化导西方，救济西方文明所造成的世界危机，都极端重要。关于这，我曾说过：「译藏要紧，应另成专编，不宜夹在《中华大藏经》中」。无论大家的意见如何，结论如何，将译成外文的汉文佛典，编入《中华大藏经》，我是怎么也不敢苟同的。这犹如现代中国，再来增修《四库全书》，决无把译成外文的《论语》与《老子》，编在裡面的道理。从前慈航法师主张从新编印藏经，分为四大法典（原草案的四大法典，应该是受有慈师影响的）：〈中国佛教大藏经〉，〈中国佛学白话丛书〉，〈佛教ＡＢＣ丛书〉，〈佛教英文丛书〉。语体文本与英译文本，也是没有编在《大藏经》以内的（与我的意见一样），也许可供主修诸公作一參考。所以，译汉文佛典为外文，最好照道安法师所说：「俟大藏经编成后，再英译选藏，或法文选藏」。如觉得迫切需要，还是另行组织来推行。这不是別的，是怕主修诸公所负的责任太艰巨了！不过，如主修者而自觉确有兼顾的能力，那不妨在大会下，另设一编译外文佛典小组去负责。论到选译汉文佛典为外文，应该先译些什么，续明法师、李添春与方伦居士，都主张依据「选藏」。然据选藏的意趣，与译传世界的当前急切需要，似乎不能完全相合。尤其是大量翻译，人才难得！南亭法师说：「选译经论中，于国家社会有实用，或供宗教信仰之修养者」；及盛成教授所说：「先多译小册子」。虽似乎不够伟大，但也许实际而做得通些。

六　两项先决问题

问题可以总结了。建议中的语体文本，外文译本，充其量，也只能附属于大会，而不是大会所应办的主要事业。留下来有待决定的是：到底是求其完备的大藏经，还是求其精要的选而又续？这一问题，使我迷惘。「修订《中华大藏经》」，已由發起人呈请，由内政部备案，举行成立大会了。而在發起又主修的屈居士，似乎还是求精要的原方针。他在大会致词中说：「拟一，先以十二年，集合中、韩、日、汉文藏经，去同取精（意指「选藏」）；并于中、日汉文藏经遗漏未收入者（意指「续藏」），……并「译藏」及「总目录」，成为《中华大藏经》」。新编整体的《中华大藏经》，与原草案中四大法典的《中华大藏经》，大有不同。我觉得这是急待先决的问题。

我是赞同屈居士原意见的，然也赞同求其完备的新编整体大藏，只是觉得先要决定一下。无论是新编整体大藏，或选而又续的大藏，还有第二项重要问题先要决定，这就是：是以现有的汉文译本，及汉文著作（包括日本古德作品）为范围？还是求其充实，不但搜求未编入藏的汉文本，还要翻译藏文及巴利文的教典而编入大藏？照续明与本际法师，周邦道与方伦居士的意见，都有新译的编入。屈映光居士也如此，如大会致词中说：「释尊一代时教，其佚而未传（华）者，或传而未备者，实不可计量，此本会所应继述者一。佛法有南传北传之分，学者间有诤论，实非释尊说法本旨，此本会所应负责融通者二」。这显然不以现有的汉文教典为满足，而著眼于藏文及巴利文教典的新译（非汉文所有者）。这么一来，求得藏文及巴利文教典，不算太难，而翻译的时间与人才，却应该考虑。论时间，怕十二年中，连翻译的工作都未必完成呢！巴利文已不少，藏文教典的数量更多！论人才，也不容易求得这么多人。如真的依萧纯伯居士提议：「先办大学，养育人才」；或如尚因培居士提议：「训练通才数十位」。对于佛学，文字——汉文、藏文、巴利文——修学有成就，也许要十二年吧！法务过于伟大，主修者似乎应对此作一郑重的考虑！如以现有汉文译本及作品为限，倒是比较简单些，大概朱镜宙、蔡念生居士是作此计㓰的。不过，当此佛教进入国际性的时代，专以现有汉文本为限，似乎狭小了些。即使为了尊重现实，不需要设想得那么远大，但总觉得，不空前也得媲美前修呀！抗战期间，上海编修《普慧大藏经》，后经太虚大师改名为《民国大藏经》。据我所知道的，（由印度）南传的教典，已全部译出，编入大藏（已印出两三册）。他们是依据日译本，分由夏丏尊等译出，有的译为语体文。太虚大师以为：最好能依据巴利原本，參考英译本，重新校正一下，成为一完善的汉译本。上海方面的译本，怕无法取出，现在如因陋就简，不再译编，似乎不及抗战期间的气魄，不足以象征国运中兴时代的景象！当然，發起又主修者的心境，不但如此，而且还记著藏文教典呢！

「千句并一句，目录第一」！其实，在此以前，应该决定一下：是求其完备的大藏呢？还是求其精约的「选而又续」呢？是专以现有的汉文本为限呢？还是更补译藏文巴利文本以入藏呢？问题都不简单，得好好的考虑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