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项　波罗提木叉原理的阐明

波罗提木叉（Prātimokṣa）成立于佛陀时代。佛所制立的学处，经最初类集而成立的，被称为经，为僧伽所尊重。传如来入灭前，曾这样说：「我令汝等每于半月说波罗底木叉，当知此则是汝大师，是汝依处，若我住世，无有异也」。波罗提木叉的集成，展转传诵；第一结集以来，已大体凝定。而被称为毘尼（vinaya）的波罗提木叉分別（Prātimokṣa-vibhaṅga），性质就大为不同。这不是当时结集所成立的；是对于「波罗提木叉经」，经律师们的长期论究，而逐渐形成，發展分化，而成为现存形态的。半月半月诵说的波罗提木叉经，不只是诵说的。这是僧伽的行为轨范，比丘们日常生活的一切；这是需要深刻了解，而能付之实行的。每一学处的文句，需要明确的解说。制立学处的因缘，需要研究；惟有从制戒的因缘中，才能明了制立每一学处的真正意趣。人事是复杂的；环境是因时因地而变化的；新的事物，不断發生。所以要对波罗提木叉作深入的分別抉择，才能适应繁多的事件，予以确当的处理，处理得符合佛陀的意思。这一工作，佛灭以来的持律者（律师 vinayadhara），禀承于传承的示导，而不断努力。如《铜鍱律．小品．灭诤犍度》（南传四．一四九）说：

「广解二波罗提木叉戒经，善分別、善通晓、善决断，于律善巧不动」。

如上项所说，凡是摄受弟子，为人师长的；被差教诫比丘尼的；作断事人，裁决一切诤事的：波罗提木叉的分別抉择，为一不可缺少的必备资格。当时对波罗提木叉研究的重要，也可以想见了。经律师长期间的分別抉择，终于渐渐集成波罗提木叉分別。七百结集时代，波罗提木叉分別，或称〈经分別〉部分，已经集成，成为未来各部派律藏的主要部分。当然，现存各部广律，与波罗提木叉分別相当的部分，都曾在部派分化过程中，有过程度不等的补充，改组或修正。

佛为什么制立学处？为什么制说波罗提木叉？在波罗提木叉的分別探究中，原则与根本问题，被显發出来，而为僧众所传诵。制学处与说波罗提木叉的真正意义，被编集于「波罗提木叉分別」，这就是：一大理想，十种利益。

1.一大理想：舍利弗（Śāriputra）这样的思念：过去的诸佛世尊，谁的「梵行久住」，谁的「梵行不久住」？佛告诉他：毘婆尸（Vipaśyin）、尸弃（Śikhi）、毘舍浮（Viśvabhū）——三佛的梵行不久住。拘搂孙（Krakucchanda）、拘那含牟尼（Kanakamuni）、迦叶（Kāśyapa）——三佛的梵行久住。原因在：专心于厌离，专心于现证，没有广为弟子说法（九部经或十二部经）；不为弟子制立学处，不立说波罗提木叉。这样，佛与大弟子涅槃了，不同族类、不同种姓的弟子们，梵行就会速灭，不能久住。反之，如能广为弟子说法，为弟子制立学处，立说波罗提木叉，那么佛与大弟子虽然涅槃了，不同族类、不同种姓的弟子们，梵行不会速灭，能长久存在。于是舍利弗请佛制立学处，立说波罗提木叉法。《僧祇律》、《铜鍱律》、《五分律》、《四分律》，都有同样的传说。所不同的，《铜鍱律》、《五分律》、《四分律》，作「梵行久住」；《僧祇律》为「（正）法得久住」。正法久住或梵行久住，为释迦牟尼（Śākyamuṇi）说法度生的崇高理想。要实现这一大理想，就非制立学处，说波罗提木叉不可！这是如来制立学处，立说波罗提木叉的最深彻的意义了！

2.十种利益：制立学处与说波罗提木叉，有十大利益，如《僧祇律》卷一(大正二二．二二八下)说：

「有十事利益，诸佛如来为诸弟子制戒（学处），立说波罗提木叉法。何等十？一者、摄僧故；二者、极摄僧故；三者、令僧安乐故；四者、折伏无羞人故；五者、有惭愧人得安隐住故；六者、不信者令得信故；七者、已信者增益信故；八者、于现法中得漏尽故；九者、未生诸漏令不生故；十者、正法得久住，为诸天人开甘露施门故」。

《僧祇律》的「十事利益」，各部广律，都曾说到。《五分律》、《十诵律》、《根有律》，作「十利」；《四分律》作「十句义」；《铜鍱律》原语作 dasa atthavasa。attha，梵语为 artha，译为义，就是义利。十种义利，虽开合不同，而大意终归是一致的。《毘尼母经》说：「初十人（？）制戒因缘，增一中义」。检铜鍱部（Tāmraśāṭīya）《增支部．二集》，有十类——实为六类（第三类为：制现世漏，灭未来漏。此下別出：怨；罪；怖；制现在不善，灭未来不善——四类）的「二利」，为如来制立学处，制说波罗提木叉等的因缘。《铜鍱律．附随．五品》，所说完全相同。除「哀愍在家者，断绝恶党」——二利外，其他的五类二利，就与《铜鍱律》的十利相同。又《四分律》「毘尼增一」中，从「以一义故为诸比丘结戒」，到「以十义故为诸比丘结戒」。从一一別说，到二二相合，到十义结戒。似乎这是从不同的观点，發见如来制立学处，说波罗提木叉等意义，并不限于十事。其后条理综合为十事利益，作为如来制立学处，说波罗提木叉等的理由。「十利」，取其圆满而已（律学极重「五」数，十是五的倍数）。以十利而制立学处，及说波罗提木叉，是各部律所同的。由于条理综合而来，各部的意趣不同，所以也有二三事的差异。然只是开合不同，如归纳起来，不外乎六事，试对列如下：

「十利」或「十义」的开合不一，而归纳起来，可以分为六项来说的。一、和合义：《僧祇律》与《十诵律》，立「摄僧」、「极摄僧」二句；《四分律》等唯一句。和合僧伽，成为僧伽和集凝合的中心力量，就是学处与说波罗提木叉。正如国家的团结，成为亿万民众向心力的，是国家的根本宪法一样。二、安乐义：《僧祇律》立「僧安乐」一句，《四分律》等別立「喜」与「乐」为二句；惟《五分律》缺。依学处而住，僧伽和合，就能身心喜乐。《根本说一切有部毘奈耶杂事》说：「令他欢喜，爱念敬重，共相亲附，和合摄受，无诸违诤，一心同事，如水乳合」。充分说明了和合才能安乐，安乐才能和合的意义；这都是依学处及说波罗提木叉而达到的。三、清净义：僧伽内部，如大海的鱼龙共处一样。在和乐的僧伽中，如有不知惭愧而违犯的，以僧伽的力量，依学处所制而予以处分，使其出罪而还复清净，不敢有所违犯。有惭愧而向道精进的，在圣道——戒定慧的修学中，身心安乐。僧伽如大冶洪炉，废铁也好，铁砂也好，都逐渐冶炼而成为纯净的精钢。所以僧伽大海，「不宿死尸」，能始终保持和乐清净的美德！四、外化义：这样和乐清净的僧伽，自能引生信心，增长信心，佛法更普及的深入社会。五、内证义：在这样和乐清净的僧伽中，比丘们精进修行，能得离烦恼而解脱的圣证。六、究极理想义：如来依法摄僧的究极理想，就是「正法久住」、「梵行久住」。和乐清净的僧伽在世，能做到外化、内证。外化的信仰普遍，内证而贤圣不绝，那么「正法久住」的大理想，也就能实现出来。十事利益的究极理想，就是前面所说的一大理想，但各部广律的文句，出入不一。

《僧祇律》所说，始终一贯，以「正法久住」为制立学处，说波罗提木叉的究极理想。其他的律部，都不能一致。《铜鍱律》说「梵行久住」，又说「正法久住，爱重毘尼」。爱重毘尼（vinayānuggahāya）一句，应为重律学派特有的说明。《五分律》所说，显为折衷的综合说。《僧祇律》所说：「正法得久住，为诸人天开甘露施门故」，与《根本说一切有部毘奈耶》所说，意义是相通的。《萨婆多部律摄》卷一(大正二四．五三二上)解说得最好：

「我之净行（梵行）当得久住者，谓如法宣说，广利人天，展转相教，令我正法久住世故」。

从僧众修证说，是「梵行久住」。从佛陀的证觉施化说，是「正法久住」。二者是相互关联的；在佛教的大理想中，这是同一内容的不同说明。当佛陀初成正觉，在赴波罗捺（Vārāṇasī）的途中，曾宣告自己的理想，如《四分律》卷三二(大正二二．七八七下)说：

「世间唯一佛，澹然常安隐。我是世无著，我为世间最；诸天及世人，无有与我等。欲于波罗捺，转无上法轮。世间皆盲冥，当击甘露鼓」。

「转无上法轮」、「击甘露鼓」，说法并不容易，但还是容易的。修行解脱是不容易的，但还不是最难的。佛的正法，能展转无穷的延续，常在世间，不致如古佛那样的人去法灭（近于人亡政息），才是佛陀心中的重要课题。释迦佛的悲智中，确定的认为：惟有为众生广说经法；更重要的是制立学处，立说波罗提木叉法。依和乐清净的僧伽——有组织的集体力量，外化内证，才能从梵行久住中，达成正法久住，广利人天的大理想。古德在波罗提木叉的分別探究中，圆满的窥见了佛陀的深意！不但阐明了制立学处，说波罗提木叉的真实意趣；法与毘尼的统一，更圆满的表达了佛的精神！

波罗提木叉的分別论究，从种种的观点，得来制立学处的不同意义（如《增一》中说）。然后综合为「十事利益」，是各部毘尼（波罗提木叉分別）所共说的。至于一大理想，分別说部系（Vibhajyavādin）的《铜鍱律》、《五分律》、《四分律》是这样说的：

• Ａ佛在毘兰若邑安居，三月食马麦。

• Ｂ舍利弗起问，佛为分別古佛的教化情形，以说明「梵行久住」，是由于制立学处，说波罗提木叉（这可说是波罗提木叉分別的序说，以阐明制立学处的理想所在）。

• Ｃ佛到毘舍离，须提那迦兰陀子出家。后因荒歉，乞食难得，回故乡去。为生母与故二所诱惑，陷于重大的恶行；佛陀因此开始制立学处。

《僧祇律》，有ＢＣ而没有Ａ。说一切有部（Sarvāstivāda）的广律，直从Ｃ迦兰陀子（Sudinna-kalandaka-putra）出家说起，没有Ａ与Ｂ部分。《律藏之研究》，讨论律藏序分的新古，以为：《铜鍱律》与《五分律》最古，其次是《四分律》。《摩诃僧祇律》比上三律为新，因为插入了舍利弗的「前生因缘」。说一切有部律，削除了序分，是新的；而《根本说一切有部毘奈耶》最新。新与古，我在上面说过：有结构（组织形式）的新与古；有材料（内容）的新与古；在材料中，有主体部分，或附属部分的新与古；有一般形式——语文的新与古。新与古的论究，原是并不太容易的！《律藏之研究》，似乎没有从律序的主体去体会！对于这一问题，我持有恰好相反的意见。佛以「十事利益」，制立学处，是一切部派所公认的。十事利益，为制立学处的一般利益，多方面的意义，应为部派未分，一味和合时代的公论。在波罗提木叉的论究中，条理十事利益，渐显發了梵行久住或正法久住，为制立学处，说波罗提木叉的究极理想。这一大理想，是存在于十事利益的终了。在部派的三大系中，（分別说部离出以后的）上座部所展开的部派——说一切有部，没有说到，表示了古形的波罗提木叉分別，还没有这一部分。大众部（Mahāsāṃghika）与分別说部的波罗提木叉分別，都有这一（Ｂ）传说，可以从阿育王（Aśoka）时代，大众部与分別说部合作，而说一切有部被拒北移的事实中得到说明。佛在毘兰若（Verañja）安居，吃了三月的马麦，《僧祇律》没有说到。三月食马麦，《十诵律》与《根本说一切有部毘奈耶》，都是说到过的；这是佛教界公认的事实。但食马麦是一回事，舍利弗起问，阐明制立学处的大理由——梵行久住，又是一回事，并没有什么必然的关系。至少，在说一切有部中，是没有关系的。不能因为说一切有部，知道食马麦的故事，而论证ＡＢ部分，为说一切有部所有意削除的。以文学的新古而论，说一切有部律，关于三月食马麦的叙述，即使文学的形式，比分別说部律为新；但说一切有部所没有的，分別说部律所独有的部分，决不能证明为古形所应有的，而只是削除了。其实，以三月食马麦为律序的部分，只是《铜鍱律》、《五分律》、《四分律》——分別说部律所独有的传说而已。

三月食马麦，与制立学处，有什么关联呢？须提那迦兰陀子，为了年岁荒歉，乞食难得，贪求生活的丰裕，还归故乡，因而陷于恶行。佛陀遇到荒歉，三月食马麦，也恬澹的坚忍过去。分別说部的律师们，应该是重视这二事的对比意义。将三月食马麦故事，与舍利弗问梵行久住相联合，接著说到迦兰陀子须提那的犯戒。这暗示了：出家受持学处，应有少欲知足，精苦坚忍的精神，不为生活丰裕所诱惑的意义。本来无关的事理，约某一意义而联结起来，甚至集成长篇；在佛教的传说中，这并不是少有的，这应该是能为现代佛学研究者所同意的！

在波罗提木叉的分別论究过程中，充分阐明了制立学处，说波罗提木叉的大利益，大理想。说一切有部——一切学派共传的「十事利益」，是古形的。《摩诃僧祇律》与分別说部的广律，揭示制立学处的究极理想——梵行或正法久住，要迟一些。与三月食马麦的传说相结合，以暗示出家学道，要能恬澹精苦，那是分別说部的新编了。但我不是说，三月食马麦的传说是新的。

第二项　毘尼的五事分別

〈波罗提木叉分別〉（Prātimokṣa-vibhaṅga），或〈经分別〉（Suttavibhaṅga），是「波罗提木叉经」的分別广说。在组织上，当然依著「戒经」的组织次第。但所依的「戒经」，是波罗提木叉的实体，而不是布萨（poṣadha）所用的，说波罗提木叉的布萨仪轨。所以作为布萨仪轨的「序说」、「结说」，以及「结问清净」等部分，在各部广律中，虽有附录或不完全的附录，而都是不加解说的。在「波罗提木叉经」八篇中，也没有解说「灭诤法」（Abhikaraṇa-śamatha）。〈波罗提木叉分別〉，是依波罗提木叉经的前七篇，一篇一篇的，一条一条的分別广说。

〈波罗提木叉分別〉的集成，是古代的持律者（vinayadhara），分別论究波罗提木叉的结晶。各部广律，虽名称不一致，而都有大体相同的部分（波罗提木叉的多少与次第不同，〈波罗提木叉分別〉，当然也就不同）。所以在部派未分化以前，波罗提木叉分別的原形，应该已经存在。其后随部派的分化，各有多少的补充与修正，形成现有各部广律中，与〈波罗提木叉分別〉相当的部分。

古代持律者，分別波罗提木叉，著重于五项的论究，如《四分律》卷五九(大正二二．一〇〇四中)说：

「毘尼有五事答：一、序；二、制；三、重制；四、修多罗；五、随顺修多罗：是为五」。

《僧祇律》有类似的五事记，如卷三二(大正二二．四九二中)说：

「毘尼有五事记：何等五？一、修多罗；二、毘尼；三、义；四、教；五、轻重。修多罗者，五修多罗。毘尼者，二部毘尼略广。义者，句句有义。教者，如世尊……说四大教法。轻重者，盗满五，重；减五，偷兰遮。是名五事记」。

「五事答」与「五事记」，应该是同一原文的异译。vyākaraṇa，译为记。如一向等四记，或译四种答。vyākaraṇa 有分別、解说、解答、决了疑问的意思。毘尼（vinaya）——二部毘尼，指波罗提木叉。毘尼有五事答（记），就是对波罗提木叉，有五事的分別解说。这是《僧祇律》与《四分律》共传的古说。《四分律》的五答，是依所制的每一学处说的。「序」、「制」、「重制」——三事，又如《四分律》说：「平断犯罪，一、戒序；二、制；三、重制。有三法平断不犯，戒序、制、重制」。犯与不犯，如要加以平断，要从三事去分別学处。一、制立学处的序——因缘。二、依犯戒因缘而制立学处。三、重制是补充或修正。这三事，是对于制立学处因缘的分別。从这三项去分別论究，才能了解这一学处，确定现在發生的事情，是否违犯了这一学处。依三事而分別犯与不犯，也见于《十诵律》：「三事决定知（决定知就是「记」）毘尼相：一、本起；二、结戒；三、随结」。又见于《毘尼母经》：「犯罪凡有三种：一者，初犯罪缘；二者，因犯故制；三者，重制。……是故三处得决（决就是「记」）所犯事。复有三处决了非犯」。《四分律》所说的（第四）「修多罗」，是波罗提木叉经，也就是经文（学处）的分別决了。「随顺修多罗」，是依修多罗所说，而分別决了。《四分律》所说的「毘尼有五事答」，实为上座部（Sthavira）各部律的共同意见。

《摩诃僧祇律》的「毘尼有五事记」，是约波罗提木叉全体而说。「修多罗」，是五篇，是被称为「五部经」的。「毘尼」，是二部波罗提木叉。前二者，就是佛世的初编，与最初结集的再编（这是制与重制的另一解说）。「义」，是每一学处的文义分別。「教」，是四大教法。当时传诵的五经与二部，文义已有传说的不同。所以要经共同的论决，审定佛制的本义。「轻重」，就是判决犯与不犯，轻犯与重犯了。大众部（Mahāsāṃghika）所传的「毘尼有五事记」，与上座系不完全相同，而古人分別论究波罗提木叉的方法，仍然大体相同。

现存的各部〈波罗提木叉分別〉，是这样的：一、依犯戒因缘而制立学处；二、学处文句的分別解说；三、犯与不犯，轻犯与重犯的分別决了。〈波罗提木叉分別〉的内容，不就是「毘尼有五事记（答）」吗！《善见律毘婆沙》有类似的四毘尼，如卷六(大正二四．七一六中)说：

「于戒句中，于戒本中，于问难中，若欲知者，有四毘尼。……何谓为四？一者、本；二者、随本；三者、法师语；四者、自意。问曰：何谓为本？一切律藏是名本。何谓随本？四大处名为随本。……佛先说本，五百罗汉分別流通，是名法师语」。

四毘尼与毘尼五事，虽不完全相同，而对「戒经」文句的分別问答，有这四事，却是很相近的。尤其是「本」（Sutta）与「随本」（Suttānuloma），与《四分律》的「修多罗」，「随顺修多罗」，完全相合。本，是「戒经」；随本，《善见律毘婆沙》解说为四大处。四大处的原语为 cattāro mahāpadesā，实与《僧祇律》的「四大教法」一致。四大教法，就是四大优波提舍，见《长部．大般涅槃经》，《增支部．四集》等。所以，「本」是最初结集的经：「随本」是四大教法，随顺经本，而论决所传的是否合于佛法，也就是论决净与不净。「法师语」是从上律师传来的师承家法；「自意」才是后代律师的意见。毘尼——经分別，是含有这些不同的成分；也是综合这些成分，经长期的分別论究而成的。

制立学处的因缘，文句的分別解说，犯相的分別决了，是〈波罗提木叉分別〉的主体，为诸部广律所共同的，也就是〈波罗提木叉分別〉的原形。在犯相的分別决了中，共同的必要部分，是初编；不同的部分——扩编、整编，或精密的广分別，是部派分立以后的再编（在再编时，初编也有一定关系的修正）。还有，与〈波罗提木叉分別〉相结合的附属部分，那就是各部广律，或有或没有，或多或少的部分，都是属于〈波罗提木叉分別〉的后起部分。

第三项　因缘与文句的分別

在〈波罗提木叉分別〉（Prātimokṣa-vibhaṅga）的组织中，无论那一条戒，都是先举制立学处的因缘，次分別学处的文句，然后分別所犯的轻重。佛的制立学处，是「随犯随制」的。凡是有所制立，一定因当时的某种事实，或是遮止罪恶，或是为了避免社会的讥嫌，而有遮止的必要。所以学处与制立学处的因缘，在学处的传诵解说中，就结合而有不可分的关系。制立学处的因缘，古来传有五事：「一、犯缘起处（地点）；二、能犯过人；三、所犯之罪；四、所犯境事；五、所因烦恼」。除「所因烦恼」，属于内心的因缘而外，其余四事，就是人、地、事的因缘。每一学处的制立，不一定是一次制定的。有些学处，经多次的补充修正，才成为定制，所以古称为「制」与「重制」。说一切有部（Sarvāstivāda）律，分別极细密，如说：「此是初制，此是随制，此是定制，此是随听」。试以不净行学处为例：以须提那迦兰陀子（Sudinnakalandaka-putra）与故二行淫为因缘，佛初立学处说：「若比丘行淫法，得波罗夷，不共住」，这是「初制」。其后，毘舍离（Vaiśālī）大林（Mahāvana）比丘与猕猴行淫，再制为：「若比丘行淫法，乃至共畜生，是波罗夷，不共住」，这是「随制」。后来因为众多的跋耆（Vṛji）比丘，不乐梵行，不知舍戒，以比丘身行淫事，所以又制为：「若比丘，共诸比丘同学戒法、戒羸、不舍、行淫法，乃至共畜生，是比丘得波罗夷，不共住」。经这一次重制，准予自由舍戒，而不许以比丘身行不净行，成为「定制」。「随听」，也称为「开」，是在某种特殊情形下，不受某一学处的约束，也就是不犯。每一学处的制立，一制、再制，或者随听，都以某种事实为因缘，作为制立或修正的依据。

传说中的制立因缘，多数是共同的。虽或者人名不同，如不净行者须提那迦兰陀子，《僧祇律》作迦兰陀子耶舍（Kalandakaputra-yaśas）。或者地名不同，如毘舍离比丘与猕猴行淫，《十诵律》与《五分律》，作憍萨罗（Kośalā）舍卫（Śrāvastī）林中；《根有律》作羯阑铎迦池竹林园（Kalandaka-veṇuvana）附近林中；《僧祇律》作王舍城（Rājagṛha）附近的猿猴精舍。但所传的事实，还是一致的。这可以想见初期的原始传说，由久久流传而有所变化。不过，有关因缘的人名与地名，不免有「众恶归焉」的形迹。原始佛教的律学传统，是优波离（Upāli）的律学传统，已不免杂有人事的因素，这裡姑且不谈。

佛陀所制的学处，为了忆持诵习的便利，应用极简练的文体，当时流行的修多罗（sūtra）体。要理解简练文句的意义，就需要分別解说。这些文句的逐项解说，各部广律每有多少不同。这或是定义的分別：如说「比丘」，在一般语言中，比丘一词的意义，并不一致。波罗提木叉中的比丘，必须确定其界说，也就是确定波罗提木叉所制约的比丘，才能依之而予以制裁。如法律中所说的「人」，也要确定其界说一样。关于「比丘」的分別解说，《僧祇律》但举「受具足善受具足」——正义。《十诵律》举四种比丘；《根有律》举五义。《四分律》举八义；《五分律》举一一义；《铜鍱律》举一二义。虽列举四义、五义到一二义，但都结示这裡所说的，是以一白三羯磨，如法受具足的比丘（谁是原始的？谁是后起的呢）。

或是含义的阐明：学处的文句，依当时的因缘而制立，是极简略的。但在实际的情况下，必须引申阐明其意义，否则就会不足应用，或引起误解。如第二学处，《僧祇律》作：「不与取、随盗物，王或捉、或杀、或缚、或摈出」。「不与取」，解说为「无有与者盗心取」。不与取的本义，当然指盗心取；如不是盗心取，也就不犯这一学处了。但在文字上，不与而取，是可通于盗心及非盗心的。所以分別说部系（Vibhajyavādin）各律，说一切有部律，戒经的本文，就明说为「盗心不与取」。又如「王」，《僧祇律》解说为：「王者，王名刹利、婆罗门、长者、居士受职为王」；王是通称一切职司治理的人，不但指国家的元首。《铜鍱律》作「诸王」，定义也是一样。《四分律》、《五分律》、《十诵律》、《根有律》，就都明白的改定为：「若王若大臣」。又如第三学处，《僧祇律》作：「自手夺人命」。解说为：「人者，有命人趣所摄」。《四分律》与《铜鍱律》，大意相同，解说「人」为：从最初（结生）心识，延续到命终。《五分律》解说为：「若人若似人」；「似人」指七七日内的胎儿。说一切有部的波罗提木叉中，就直作「若人若人类」，「若人若人胎」了。各部波罗提木叉经文句有出入的，一部分从阐明引申而来。正如本文的夹注，日子久了，有时会成为本文一样。

或是本文的意义含蓄，因而引起歧义：如不坏色学处，《僧祇律》作：「得新衣……若不作三种，一一坏色受用者」。坏色的意义是：「三种坏色……持是等作点净」。下文又以「点净」、「染净」、「截缕净」——三种净对论。可见「坏色」是约「点净」说的；就是在新得的衣服上，以三种颜色的一种，点染作标记，以免与外道等混杂不分。《铜鍱律》与《五分律》、《十诵律》，也是约点净说的。《四分律》作：「得新衣……不以三种坏色」，约染色说。《根有律》也约「染净」说。律本的「坏色」，含意不明，于是或解说为「点净」，或解说为「染净」。《五分律》作：「新得衣，应三种色作帜」。明说为「作帜」，当然是点净派的确定其意义。如本来就有这「作帜」字样，也就不会纷歧为二大流了。

文句与因缘，是互相结合的。但文句是佛所制，经结集的公论审定，口口相传，极为严格，所以出入并不太大。因缘只是口头传说，传说是富于流动性的。所以文句略有解说不同，因缘也就随著变异了。以不坏色学处来说：主张「点净」的《铜鍱律》、《五分律》，都说起因于比丘的衣服，被贼劫去了，无法辨认取回来。《十诵律》也有这一说。《僧祇律》著重于衣色不分。就因缘而论，这是可通于「点净」、「染净」的。主张「染净」的《四分律》，专说比丘著新的白色衣，与俗人没有分別；《根有律》说比丘著俗人的衣服，去作乐演伎：这就都是在服色的差別上说。文句的解说有了差別，不但因缘也随著变化，就是判罪轻重，也就不同了。如以坏色为「点净」而不是「染净」的，《僧祇律》说：「作截缕净，作染净，不作青（点）净，得一波逸提。作青净，不作截缕净，不作染净，得二越毘尼罪」。这可见，不作点净的，犯波逸提（pātayantikā）；不作染净的，只是等于恶作的越毘尼罪（vinayātikrama）。但在以「染净」为坏色的，如《四分律》就说：「不染作三种色：青、黑、木兰，更著余新衣者，波逸提」；而点与不点，反而看作不关重要的了！

第四项　犯与不犯的分別

「波罗提木叉」的诵说，主意在用来处理实际發生的非法事项，以维护僧伽的和乐清净。所以波罗提木叉的分別解说，每一学处的分別解说，也就是犯与不犯，轻犯与重犯等分別。这是持律者（律师）所应有的知识，如《四分律》卷五八(大正二二．一〇〇〇中)说：

「有四法名为持律：知犯、知不犯、知轻、知重。复有四法：知犯、知不犯、知有余、知无余。复有四法：知犯、知不犯、知麁恶、知不麁恶。复有四法：知可忏罪、知不可忏罪、知忏悔清净、知忏悔不清净」。

如上所列，持律者应有的知识，《僧祇律》等都有说到。说到所犯罪的分类，是五罪聚（pañca-apattikkhandhā），是依波罗提木叉的五篇而分的。如《僧祇律》卷二〇(大正二二．三八六中)说：

「五众罪者，波罗夷、僧伽婆尸沙、波夜提、波罗提提舍尼、越毘尼罪」。

五众（聚）罪，又称为五篇罪。《铜鍱律》、《四分律》、《律二十二明了论》等，一致说到这一分类，实为佛教初期对于罪犯的分类法。以此五类罪而分別轻重等不同的，如《十诵律》卷五六(大正二三．四一二中)说：

「阿跋提者，五种罪名阿跋提。何等五？谓波罗夷、僧伽婆尸沙、波逸提、波罗提提舍尼、突吉罗。于此五种罪，比丘若作，若覆障不远离，是名阿跋提。无阿跋提者，……是五种罪，不作、不覆障远离、净身口业、净命；若狂人、病坏心人、散乱心人作罪，若（未制以）先作，是名无阿跋提罪。轻阿跋提罪者，可忏悔即觉心悔，是名轻阿跋提罪。重阿跋提罪者，若罪可以羯磨得出者，是名重阿跋提罪。残阿跋提罪者，五种罪中，后四种罪可除灭，是名残阿跋提罪。无残阿跋提罪者，五种罪中初种，是名无残阿跋提。恶罪者，谓波罗夷、僧伽婆尸沙。虽一切罪皆名恶，此是恶中之恶，故名恶罪。非恶罪者，波逸提、波罗提提舍尼、突吉罗，是非恶罪。可治罪者，可出可除灭，是名可治罪。不可治罪者，不可出不可除灭，是名不可治罪」。

阿跋提（āpatti），译为犯。与法（dharma）不相应，与毘尼（vinaya）不相应；凡一切有所违犯的，就是过失，所以也译为罪。然在犯（罪）的分別判决中，波罗提木叉的五篇罪，显然是过于简略，不足以适应佛教开展中的僧事实况。如佛制立的受具足（upasaṃpadā）、布萨（poṣadha）、安居（varṣā）等，如有所违犯，也就有罪，但有些不是波罗提木叉学处所能含摄的。所以《律二十二明了论》，于「优波提舍律」（upadeśa-vinaya）以外，別立「婆薮斗律」（Vastu-vinaya）。《四分律》等，于「波罗提木叉学」（Prātimokṣa-śaikṣa）外，別立「毘尼学」（vinaya-śaikṣa）、「威仪学」（ācāra-śaikṣa）。「破戒」（sīla-vipatti）以外，有「破威仪」（ācāra-vipatti）等。总之，波罗提木叉五篇（八篇）以外，还有为僧伽——每一比丘所应受持的律行。还有，佛因犯而制立学处，都是针对既成的罪事而立制。所以每一学处，都是既遂罪，且有一定的标准。但在罪的分別决断中，知道是并不如此简单的。以波罗夷（pārājikā）的不与取学处（盗戒）来说：是有主物，有盗心，将物品取离原处，价值五钱：这才构成这一重罪。假如，把无主物看作有主物，起盗心去盗取，当然也是有所违犯的，但所犯的不是波罗夷罪。又如于有主物而起了盗心，作盗取的种种准备，一直到用手拿著物件；在没有将物品取离原处时，还是不与取的方便罪。即使将物品取离原处，如物品不值五钱，也不犯这一学处。像上面所说的，或轻或重，在固有的五部罪中，应属于那一类呢？

大众部（Mahāsāṃghika）与说一切有部（Sarvāstivāda），维持固有的「五罪聚」说，而将第五聚的越毘尼（vinayātikrama），或突吉罗（duṣkṛta），给以弹性的解说，以容纳其余四部所不能容摄的一切过失。如《僧祇律》卷二五(大正二二．四二九上——下)说：

「越毘尼者，有十三事：阿遮与、偷兰遮、丑偷兰、不作、不语、突吉罗、恶声、威仪、非威仪、恶威仪、恶邪命、恶见、心生悔毘尼」。

阿遮与，是面向佛陀悔谢的。偷兰遮（sthūlâtyaya）与丑偷兰，是前二聚中不具分所起的重罪。不作与不语，是不受和尚、阿阇黎的教命，不去作或不理睬。突吉罗，指「波罗提木叉经」中的众学法。威仪、非威仪、恶威仪，都是有关威仪的。心生悔毘尼，也作越毘尼心悔，是心生悔意就能除灭的过失。这些不同的过失，说一切有部都称之为突吉罗，如《十诵律》卷五一(大正二三．三七二上)说：

「有九犯：犯波罗夷，犯僧伽婆尸沙，犯波逸提，犯波罗提提舍尼，犯突吉罗，犯恶口突吉罗，犯偷兰遮突吉罗，犯毘尼突吉罗，犯威仪突吉罗：是名九犯」。

《十诵律》虽分为九犯，其实还是五犯聚，只是将突吉罗开为五类而已。突吉罗是恶作，恶口突吉罗是恶说。偷兰遮也是突吉罗所摄。犯毘尼与犯威仪，是属于违犯犍度（khandha）规定的过失。总之，大众部与说一切有部，虽因分別抉择，而成立不同的罪类，但仍汇集于固有的五犯（罪）聚的形式之内。

某些部派，觉得五犯聚不足以概罗一切，于是在五犯聚的基础上，扩大而成立七犯聚，如《四分律》卷五(大正二二．五九九下)说：

「七犯聚：波罗夷、僧伽婆尸沙、波逸提、波罗提提舍尼、偷兰遮、突吉罗、恶说」。

《铜鍱律》也同样的立七犯聚，但以偷兰遮为第三聚，列于僧伽婆尸沙以下。《五分律》虽没有明说，也应有七犯聚，次第与《铜鍱律》相同，如卷一九(大正二二．一三二下)说：

「犯突吉罗罪，向余比丘说，半云是突吉罗，半云是恶说。……犯波罗提提舍尼，乃至偷罗遮亦如是。若犯僧伽婆尸沙，若犯波罗夷……」。

《毘尼母经》，立有多少不同的七种犯戒，如卷三(大正二四．八一三中)说：

「犯戒有七种：一、波罗夷；二、僧伽婆尸沙；三、尼萨耆波逸提；四、波逸提；五、偷兰遮；六、波罗提提舍尼；七、突吉罗」。

《律二十二明了论》，也于五犯聚外，別立七犯聚。名数与《毘尼母经》相同，但以偷兰遮为第三聚。这二类的七罪聚，都是別立偷兰遮为一聚。而不同的是：或开波逸提（pātayantika）为二，于波逸提外，立尼萨耆波逸提（Niḥsargikā-Patayantika）。或开突吉罗为二，于突吉罗外，別立恶说。重律的学派，对于不同类的罪犯，作严密的整理，成立七罪聚，约为部派开始再分化的时代。这虽是后起的新说但更为完善！七罪聚，应与波罗提木叉的七篇有关。起初，波罗提木叉集为五部；依五部而罪分五聚（第五聚容纳四部以外的一切罪），是完全一致的。其后，波罗提木叉集为八篇，而第八「灭诤法」，不是〈波罗提木叉分別〉的对象，始终存有附属的意味。如《铜鍱律．附随》，明「三百五十戒」，也是除「灭诤法」而论的。以五罪聚过于简略，于是比拟七篇而成立七犯聚。七篇中的「不定法」，没有特定的罪性，所以《律二十二明了论》，及《毘尼母经》，都除去不定法而代以偷兰遮，立为七聚。但七篇的尼萨耆波逸提，在处理问题上，虽然是物应舍，罪应悔，与波逸提不同。而所犯的罪，还是波逸提，没有什么不同。于是分別说部（Vibhajyavādin）分出的部派，如《铜鍱律》、《四分律》、《五分律》，进一步的略去尼萨耆波逸提，而于突吉罗外，別立恶说。这样的七犯聚，约罪类的不同来说，最为完善！但与波罗提木叉的七篇，再也不能相合了。

〈波罗提木叉分別〉，是对于每一学处，分別犯与不犯，轻犯与重犯。也就是持律者，对犯聚作分別抉择，而应用于每一学处。一味和合时代，律师们分別论究的成果，成为〈波罗提木叉分別〉的重要部门。汉译有《优波离问经》，就是每一学处，分別犯与不犯，轻犯与重犯的简论。所以，犯不犯的分別抉择，起初可能是独立成部的。

第一项　因缘、文句与犯相分別（主体部分）

部派未分以前的〈波罗提木叉分別〉（Prātimokṣa-vibhaṅga），因部派分化，形成各部广律中的〈波罗提木叉分別〉部分。名称也不一致，或名〈经分別〉（Suttavibhaṅga），或名「毘奈耶」（vinaya），或名「毘奈耶分別」（vinaya-vibhaṅga）。研究从原形而成不同部类的先后，要将主体部分，附属部分，分別来处理。制立学处（śikṣāpada）的因缘，学处文句的分別解说，犯不犯相的分別：这是波罗提木叉分別不可缺少的核心问题。「本生」（Jātaka）、「譬喻」（Avadāna），与〈波罗提木叉分別〉相结合，是可以有而不必有的附属部分。

现存的各部广律，都是属于部派的。部派的分裂，并不是突然的，是经长期的酝酿，而到达明显的分裂。波罗提木叉分別也是这样，虽可说一切部派共同的原形，其实在分裂以前，或因「戒经」文句的诵本不同，或因师承的解说不同，不同的因素，早已潜滋暗长。所以不同部派的，不尽相同的〈波罗提木叉分別〉，是根源于同一古形，因不同的师承，及部派的一再增编改编而成。现存的各部广律，依师承不同，学风不同，形成不同的部系。同一部系的，相近；不同部系的，差別就较多。然而有些部分，与不同部系相近，与同一部系的反而不合。原因可能并不单纯，教区共同的影响而外，应该还有源于古老的共同传说。如《根有律》与《十诵律》，为同一部的二系。如同于分別说部（Vibhajyavādin），反而不同于自部別系，那就可推论到上座部（Sthavira）共同时期。如不同于自部自系，反而同于《僧祇律》，就可以推论到部派未分的时期。现存的各部广律，完成虽有先后，而都包含有古老的传承，新起的分別与改编。

〈波罗提木叉分別〉的原形，虽没有传诵保存下来，但「制戒因缘」、「文句分別」、「犯相分別」——三部分，确已规模粗具，相互结合而成立。以四波罗夷（pārājikā）为例：迦兰陀子（Kalandakaputra）、猕猴；檀尼迦（Dhanikā）、鹿杖（Mṛgadaṇḍika）、安居比丘，为制立四波罗夷的主要因缘。盗满五钱犯重罪，是參照当时摩竭陀（Magadha）的国法。比丘的自杀或他杀，由于不净观的厌离心过切，佛因而为大众说安那般那。这种事缘与「制戒因缘」相结合，是各部派不同广律所同的。「文句分別」，以依据「戒经」的共同（小异），解说也相近。如「戒羸」与「舍戒」的分別，各部都是相同的。「犯相分別」，虽形式与内容，各部极不统一，而也有共同的内容。如「不净行」戒，分为人、非人、畜生；男、女、黄门（或增为四．五）；大便道、小便道、口中。各部的「犯相分別」极不统一，可见原形的「犯相分別」部分，还没有后代那样的严密。这三部分构成的〈波罗提木叉分別〉的原形，在部派未分以前，是确实存在了的。

「文句分別」，依口口传诵的「戒经」。对文句的意解不同，阐述内容的不同，引起文句的补充；分別解说也就增多了。如「不与取」戒，《僧祇律》作「王」；《铜鍱律》作「诸王」；《四分律》等，都分为王与大臣。对不与取者的处罚，《僧祇律》作「或捉、或杀、或缚、或摈出」，各律都相同；惟《十诵律》作：「若捉系缚、若杀、若摈，若输金罪」。输金赎罪，是适应当时的法律，而为《十诵律》特有的增制。「夺人命」戒，《僧祇律》、《铜鍱律》、《四分律》，都说「人」；而《五分律》等，都分为人与人类（胎儿）。论到杀，《僧祇律》：「自手断人命、求持刀与杀者、教死誉死」（三类）；《十诵律》同。《铜鍱律》与《四分律》，作四类，是分「赞死」与「劝死」为二的。《五分律》作：「若自杀，若与刀药杀，若教人杀，若教自杀（劝死），誉死赞死」。这是将「求持刀与杀者」，分为让他自己杀，及求人去杀他——二类。《根有律》为：「故自手断其命，持刀授与，自持刀，求持刀者，劝死赞死」。这是分析文句，而为更详备的解说。由此而增改「戒经」的文句，「戒经」的分別，也就增广了。在「文句分別」上，《僧祇律》与《铜鍱律》，是接近原形的。《五分律》与《根有律》，出入较大。

四波罗夷的「制戒因缘」，在〈波罗提木叉分別〉中，虽地名与人名不完全相同，而事缘是一致的（其他学处，也大致相同，除对文句的意解不同）。但由于两点意义，各部律的制戒因缘，不免有些出入。一、古代律师的见解，佛是「随犯随制」的。一部分学处，不是一次制定的，所以有一种以上的制戒因缘；这是从文句的分別而来的。如「不净行」戒，有「戒羸不自出」一句。《僧祇律》与《五分律》，就別出戒羸因缘一则。「不与取」戒，有「若聚落，若空地」二句。所以《僧祇律》、《铜鍱律》、《五分律》，于达尼迦因缘外，別出取空闲处衣物因缘。「夺人命」戒，鹿杖因缘外，《铜鍱律》举赞死因缘；《僧祇律》別出二（三）缘；《五分律》別出四缘。这是与「戒经」文句的分別有关。二、与「制戒因缘」相类，或有关的事缘，佛教界的传说，是众多而普遍的。制戒的因缘，并不限于一事，所以重法的大众部（Mahāsāṃghika）；说一切有部（Sarvāstivāda）的持经譬喻师（dārṣṭāntika），将类似或有关的事缘，编入波罗提木叉的「制戒因缘」中。如《僧祇律》的「不净行」戒，列举「非道」、「死尸」等一四缘。僧伽婆尸沙（saṃghāvaśeṣā）「摩触」戒，前出支离尼等三缘。说一切有部的《根有律》，于「夺人命」戒前，列驮索迦（Dāsaka）等六缘，而说「此是缘起，未制学处」。在学处的因缘中，列举事缘而说「未制学处」，《根有律》是非常多的。《根有律》与《僧祇律》，与其余的律部不同。这一类的编集，当然比原形要迟一些。

「犯相分別」，为各部广律所最不一致的部分，试从《铜鍱律》说起。《铜鍱律》的〈大分別〉，依「波罗提木叉经」而作逐条的解说。每一学处（戒），作三部分：「制戒因缘」、「文句分別」、「犯相分別」；体例极为分明，可说是各部广律所同的。「犯相分別」中，四波罗夷，及十三僧伽婆尸沙的前五学处——「故出精」、「摩触」、「麁恶语」、「赞淫欲」、「媒」——九戒。每戒都分二部分：先「约义分別」：依对象、方法、意志（有意或无意、自主或被迫等）、结果，而分別犯相的轻重。末了，以不犯相作结，如说：「不犯者，不知、不觉乐、狂、失心、痛恼，最初犯者」。次「就事分別」：这本是当时發生的实际事件，是特殊的，疑难的判决实例。《铜鍱律》「就事分別」部分，列举章节如下：

• 1.第一波罗夷：一〇．一——一〇．二七

• 2.第二波罗夷：七．一——七．四九

• 3.第三波罗夷：五．一——五．三三

• 4.第四波罗夷：七——九．六

• 5.第一僧伽婆尸沙：五．一——五．一七

• 6.第二僧伽婆尸沙：四．一——四．一一

• 7.第三僧伽婆尸沙：四．一——四．一〇

• 8.第四僧伽婆尸沙：四．一——四．六

• 9.第五僧伽婆尸沙：五．一——五．四

「犯相分別」的「约义分別」部分，属于分別说部系的《铜鍱律》、《五分律》、《四分律》，是非常接近的。如「不净行」戒，初分人等三类，女等四（或五）类，大便等三处。次就自意作淫、被迫作淫，而论不眠、眠、死等。「不与取」戒，《铜鍱律》分地中、地上等三〇类；《五分律》也是三〇类，《四分律》二六类。「夺人命」戒，《铜鍱律》分自（己动手）杀，教杀等三〇类；《五分律》也是三〇类；《四分律》为二〇类。这三部律的分类，数目与内容，都非常接近；《四分律》简略一些。这显然的出于同一根源，分別说部的原本，是可以推见的。

同出于上座部的说一切有部，「不净行」戒，《十诵律》仅列人等、女等、大便等三类。《根有律》举颂说：「于三处行淫，三疮、隔不隔、坏不坏、死活、半择迦女男、见他睡行淫，或与酒药等，被逼乐不乐，犯不犯应知」。长行的解说，虽极为简略，但内容分类，与分別说部各本是相近的。「不与取」戒，《十诵律》分地处、上处等一六类；《根有律》分地上、器中等二六类。内容也与分別说部相同，只是简要些。分別说部律，与说一切有部律的类同，可以推论到上座部的共同时期，所有〈波罗提木叉分別〉的原形。「夺人命」戒，《根有律》先分内身、外物、内外合——三类；次分毒药，毒粖等一五类。《十诵律》大致相同，而在前面有自杀、教杀、遣使杀——三类；末了有赞叹杀三类。说一切有部律，对于「夺人命」戒的分类，是略于自杀等分別，而详于杀具、杀法的分类。分別说部律，重于自杀、教杀、使杀、赞叹杀，也就是依「戒经」而作细密的分类。杀具仅列阬陷、倚發、毒、安杀具——四类而已。这一分类的不同，是很难说谁先谁后的。

《僧祇律》自成统系，与上座部律的最大差別，是叙述的纷乱。但某些部分，可以窥见古老的成分。简略（而不完备），杂乱（而有待整理），应该是初起的，古老的特色。如「不净行」戒，《僧祇律》分人、非人、畜生；女、男、黄门；上、中、下道；觉、眠、死、被强等，与《铜鍱律》等大意相合。女、男、黄门的三类，与《根有律》、《十诵律》相合；这是可直溯于部派未分以前的分类。《铜鍱律》加二根为四类；《五分律》再加无根为五类；《四分律》作「人妇、童女、二形、黄门、男子」五类。四类与五类的分別，也许是更详备的，但却是后起的。又如「觉、眠、死」的三类，比起上座部的，尤其是分別说部的：「不眠、眠、醉、狂、颠倒、死」；死又分「（鸟兽）未喰、少分喰、多分喰」，要简略得多。「不与取」戒，《僧祇律》先出八种物；次出地、地中物等一六种物；又出物分齐等一三种分齐物。一六种物的分类，与分別说部及说一切有部相通。「分齐物」中，有「寄分齐」、「贼分齐」、「税分齐」，这也是其他二系律部所有，而且也是列于末后的。这似乎说明了：初期的分类，先是地、地上物等；而持寄、贼、税等，是较后集成的。说一切有部与分別说部，条理结合而为统一的分类；而大众部承受传说，先后杂出。这一情形，也见于「夺人命」戒的分类：初举刀杀等八类；次出行杀等一三类。重于杀具等分类，与说一切有部相同。在一三类中，如毘陀罗咒杀、示道杀等，说一切有部律也是列于后面的。《僧祇律》的一再分类，而没有统一组合，可据以推论古代分类的渐次形成。当然，现存《僧祇律》的分类，有后起的部分。如「不净行」中，有「入定」而被强迫行淫；「不与取」中，有「幡分齐」、「杙分齐」，是寺塔的庄严物；「夺人命」中，「僧坊杀」，「大臣杀」等，都是其他律部所没有的。大众部是重法（经）的，与重律、重论的上座部比起来，缺乏严密分析，条理综合的治学方法。以〈波罗提木叉分別〉来说，承袭简略的，杂出的古风，而杂乱的类集，又附入新的成分。

再说「犯相分別」的「就事分別」部分：说一切有部律，也是有的，但比起《铜鍱律》来，极为简略，并限于四波罗夷。《十诵律》中，1.「不净行」一事：难提（Nandiya）。2.「不与取」三事：施越尼（Sīvalī）、东方尼、耕作衣。3.「夺人命」六事：坐杀小儿、疾走、空地宿、避贼堕杀织师、失墼杀木师、跳堕杀木师。4.「妄说过人法」七事：定中闻声、温泉、战胜、生男、天雨、娑伽陀（Sāgata）、毘输多。《根有律》中，1.「不净行」五事：弱脊、长根、孙陀罗难陀（Sundarānanda）、开户睡、四禅比丘。2.「不与取」八事：取衣、取钵、取自衣、东方尼、世罗尼（Śailā）、目连（Maudgalyāyana）、毕陵陀婆蹉（Pilinda-vatsa）取儿、护物。3.「断人命」九事：浴室、温堂、坐杀小儿、施醋二事、击攊死、兰若杀贼、老比丘疾走。4.「妄说过人法」五事：战胜、天雨、生男、温泉、定中闻声。分別说部系的《四分律》、《五分律》，在〈波罗提木叉分別〉的「犯相分別」中，没有「就事分別」的判决实例。但不是没有，而是在〈波罗提木叉分別〉以外，成为另一独立的部类。

在现存各部广律中，不属于〈波罗提木叉分別〉，而有「判决实例」意义的，类似内容的，汉译的共有五部。1.《五分律》「调伏法」：所举的判例，除与四波罗夷相关的而外，属于僧伽婆尸沙的，有「故出精」、「摩触」、「麁恶语」、「媒」——四戒的判例。2.《四分律》「调部」：内容极广，有关四波罗夷而外，属于僧伽婆尸沙的，有「故出精」、「摩触」、「麁恶语」、「赞淫法」、「媒」、「无根谤」——六戒的判例。3.《十诵律．毘尼诵》（的一部分）：除四波罗夷以外，属于僧伽婆尸沙的，仅「故出精」、「摩触」、「媒」——三戒的判例。此外，于不定法、尼萨耆波逸提、波逸提、波罗提提舍尼，有最简略的几则；这多半是出于〈优波离问诵〉的。4.《萨婆多部毘尼摩得勒伽》（一部分）：这是《十诵律》的別译。除四波罗夷以外，属于僧伽婆尸沙的，仅「故出精」、「摩触」、「麁恶语」、「媒」——四戒的判例，与《五分律》相同。这可见现存的《十诵律》本，已有所增补了。5.《僧祇律．杂诵》，有「毘尼断当事」，共三五则。除有关四波罗夷而外，属于僧伽婆尸沙的，仅「故出精」二则，「麁恶语」二则。《四分律》与《五分律》，是分別说部系；《十诵律》与《萨婆多毘尼摩得勒伽》，是说一切有部；《僧祇律》是大众部。三大系的律典，都有这一（不属于「波罗提木叉分別」的）部类，名为「毘尼」（调或调伏）的判决事例。虽然内容或多或少，或开或合，人名与地名，也不完全一致；但于〈波罗提木叉分別〉——〈经分別〉以外，成为另一部类，却是相同的，这不能看作偶然的相合。从一切律部来观察，「就事分別」判决的部分，都是有的，只是部类的组合不同。《铜鍱律》全部编入〈经分別〉中。《四分律》与《五分律》，全部编成另一部类——「毘尼」（调伏）。《十诵律》与《根有律》，少分编入〈波罗提木叉分別〉，又別编为〈毘尼诵〉（《根有律》没有译出）；与《僧祇律》相近，《僧祇律》也是编为二部分的。

现在以「不净行」——第一波罗夷为例，来究明各部成立的先后，从古形而分化为不同类型的过程。《僧祇律》近于古形，分为二部分。一、「制戒因缘」中，列叙一九事缘。二、〈杂诵〉「毘尼断当事」中，与「不净行」有关的，共八缘。「制戒因缘」叙列的一九缘，是：1迦兰陀子，2离车子，3戒羸，4禅难提，5猿猴，6非道，7男子，8黄门，9男裹女露，10女裹男露，11长根，12柔支，13内行外出，14外行内出，15坏形，16口中，17兀女，18狂眠，19死尸。这些事缘，前五缘与一般传说的制戒因缘相合。如3戒羸，《五分律》也是有的。4禅难提，见于《五分律》「调伏法」，《四分律》「调部」，《十诵律．毘尼诵》等。一九事缘，是从制戒到依戒实施，从不同的分类，「约义分別」而叙述有关的事缘。如约人、非人、畜生；道、非道；女、男、黄门；裹与露（或译为有隔无隔）；口、小便道、大便道；内行外出、外行内出；觉、眠、死。其中15坏形，16口中，是假设问答，而不是当时的事实。这些事缘，编集在文句分別以前，而实为从制戒到实施，「约义分別」而组合的，属于「犯相分別」（不只是制戒的因缘）。「毘尼断当事」的八缘，是：1孙陀罗难陀（罗汉昼眠，蹴打女人），4（依毘尼断当事次第）开眼林，5外道出家，6共期，7淫女（与制戒因缘的9 10相同），25蹴女人，28舍妇，29隔壁。前五则是佛世的事；后三则是佛后「长老比丘」判决的事。「毘尼断当事」，都是特出的，不容易判决的；集为一类，是不属于〈波罗提木叉分別〉的判决实例。

分別说部是重律的部派，对于「戒经」的次第，〈波罗提木叉分別〉，以及僧伽轨则，都曾整理过，而作成新的完善的组织。所有犯与不犯的判决，古形是分为二类的。但到分別说部，或全部编入〈波罗提木叉分別〉的「犯相分別」，是《铜鍱律》；或全部编为〈波罗提木叉分別〉以外的「毘尼」，是《五分律》与《四分律》。无论是《铜鍱律》、《五分律》、《四分律》，都是将古形的二部分，综合为一，从制戒到实施，与「约义分別」有关的。古代律师，坚持「随犯随制」的原则，所以对「约义分別犯相」，也就认为应有违犯的事缘。传说久了，假设问答的，约义分別的，都被看作是「随犯而制」的，而违犯的事缘，就渐渐多起来了（《僧祇律》已有这种倾向）。以「不净行」为例：《僧祇律》二部分，除假设的与重出的，实为二三事。而《五分律》就有二七事；《铜鍱律》五四事；《四分律》更多到七二事。从逐渐增多中，可以了解先后成立的意义。

《五分律》「调伏法」，共二七事：1迦兰陀子，2阿练若比丘，3狂病（散乱心，病坏心，例），4孙陀罗难陀跋耆子，5二根，6二道合，7黄门，8小儿，9小女，10木女，11泥画女，12象，13立行，14坐行，15股脐等，16露地熟眠，17开户睡，18露地熟眠，19罗汉，20男根刺口，21共浴，22梦与本二，23狗啣，24根长，25弱体，26禅比丘，27共天龙等。这些事缘，部分是从「约义分別」来的。如1迦兰陀子（《僧祇律》同），2阿练若比丘（与《僧祇律》的猿猴同），4孙陀罗难陀（与《僧祇律》的离车子同），这三事，是各律相同的「制戒因缘」。3狂病，与「不犯者，狂心、散乱心、病坏心、初作」有关（约「不净行」说，就是迦兰陀子）。这是一切戒的「不犯」总相，而《五分律》却作为事缘了。二根、二道合、黄门、小儿，从女、男、黄门、二根、无根——五类的分別而来。10木女，11泥画女，12象，《五分律》的「约义分別」中，是没有的，却见于《僧祇律》：「畜生者，从象马乃至鸡」。「石木女人、画女人、越毘尼罪」。《僧祇律》是「约义分別」，而《五分律》却作为实事而叙有事缘了。13立行，14坐行，《五分律》与《铜鍱律》相合，而《四分律》与《僧祇律》，是内行外出与外行内出。19罗汉（与《僧祇律》的孙陀罗难陀相同），24长根，25弱体（上二都与《僧祇律》相同），26禅比丘，与《僧祇律》的禅难提相合。总之，《五分律》是综合《僧祇律》（应该是上座部律古形，与《僧祇律》相近）的二部分；部分的「约义分別」，已传说为事缘。不同于《僧祇律》的，只有共浴、开户睡、露地眠、梦与本二、狗啣——五事而已。

《铜鍱律》与《四分律》，这一部分的集成，应该是迟一些；只要略举几点，就足以说明了。「犯相分別」的「约义分別」，有死而未喰、多分未喰、多分喰、骨出等。《僧祇律》与《五分律》，都是分別而没有事缘。《铜鍱律》就有「五墓处、骨」——六事。又「约义分別」，有被迫与展转行淫；《僧祇律》与《五分律》，也没有事缘的叙述。《铜鍱律》分別为七事。《四分律》更详细分別，成为比丘与比丘，到沙弥强沙弥——八事。又从比丘与眠女，到恶比丘、恶沙弥、恶阿兰若与比丘尼等——二〇事。这都是依原形的「约义分別」，而传说为事实的。《五分律》有露地熟眠（二则）、开户睡、罗汉——四缘；《四分律》也仅有罗汉、开户睡、取薪女、担草女——四缘。而《铜鍱律》竟演化为罗汉，舍卫安陀林四事，毘舍离大林三事，重阁讲堂一事，共为九缘。大同小异的事缘，是这样的增多了。然《铜鍱律》的增多，主要从「约义分別」而来，而新增的并不多，仅莲华色、女口啣生支、败根者、故二强坐等数则（传说的事实，不一定是后起的，但编集要迟一点）。《四分律》有更多的新事缘，自难陀尼到母子，共一三事。其中为《五分律》与《铜鍱律》所有的，仅狗啣、股脐等二则。这些新集录的事缘，也见于《萨婆多部毘尼摩得勒伽》。

说一切有部二系——《十诵律》、《根有律》，这一部分的组织，是古形的，与《僧祇律》一样，分为二类：〈波罗提木叉分別〉的「犯相分別」，及「毘尼诵」。《根有律》的〈毘尼诵〉（应名为「毘尼得迦」），没有译成汉文，但一定是有的。如《根本萨婆多部律摄》，解说「不净行」的犯不犯相，历举种种犯缘，都与〈毘尼诵〉，《萨婆多部毘尼摩得勒伽》相合。《十诵律．毘尼诵》，与《十诵律》部分別译的《萨婆多部毘尼摩得勒伽》，内容增多了，与《四分律》相近。比对起来，有更多的新事缘，如《十诵律》与《萨婆多毘尼摩得勒伽》，自非人持著王夫人边，到守园尼，共一二事；都是其他律部所没有的，而且是集录于末后的。这是说一切有部特有的，集录完成最迟的部分。

〈波罗提木叉分別〉的主要部分——「制戒因缘」、「文句分別」、「犯相分別」，从原形而成现存的各部律，无论是内容或组织形式，古传或新成立的，都是错综复杂的，应分別观察，不可一概而论。从原形而分为大众部与上座部，就有二部不同的初形。从上座部而分化为分別说，说一切有，就各有自部的特有原形。依共同的而再分部派，就又各为编集，而成大致同于现存部派的律典（集成后，也还有多少演变，但大致相同）。这裡，也只是略举一例，以说明大概而已。

第二项　本生与譬喻（附属部分）

「本生」（Jātaka）、「譬喻」（Avadāna, P. apadāna），为「十二分教」的二分；存在于〈波罗提木叉分別〉，及「律藏」的其他部分，也存在于「经藏」。这二分，在佛法的开展中，因时因地，被称为「本生」与「譬喻」的体裁与意义，都不免有些演变。这一切，留在（本论第八章）〈九分教与十二分教〉中去研究。

「本生」与「譬喻」，在「律藏」中，被称为「眷属」，也就是附属部分。佛法不外乎「法」与「律」；法是义理与修证的开示，律是学处与轨则的制立。在法与律的流传（实行）中，次第结集出来，就与人（畜、非人等）事相结合。经律传说的人事，可归纳为三类：一、佛与弟子的事迹：在传说集出中，佛与弟子的事迹，片段的，局部的，与某一法义，某一规制相结合。又逐渐的联合起来，成为佛及弟子的传记。二、古人的德行：古代印度的名王、名臣、婆罗门、出家仙人，所有的良法美德，透过佛教的观念而传述出来。这表示了世间的真正善法，以遮破传统宗教的迷妄；又表示了世间善法的不彻底，而引向出世解脱。三、举世间事为例证：这有点近于「比况」（aupamya），但不是假设的，也不是一般事物的譬喻。在说明某一善行或恶行时，引述世间（民间）共传的故事，以表达所要表达的意义。这种举为例证的故事，含有教训的意味。佛教传说的「因缘」（依制戒因缘而显著起来），「本生」「譬喻」等，都由于这些——不同的体裁，不同的目的而成立。

「本生」可分为二：经师所传的「本生」，在传述先贤的盛德时，以「即是我也」作结；这就成为释尊的「本生」，也就是菩萨的大行。律师所传的「本生」，是在说明某人某事时，进一步说：不但现在这样，过去已就是这样了。叙述了过去生中的故事，末了说：当时的某某，就是现在的某某。这一类型的「本生」，《僧祇律》最多，共存五三则。《十诵律》与《根有律》，也有这一类型的「本生」。然《僧祇律》的「本生」，都在二部〈波罗提木叉分別〉中，而《根有律》特重于「破僧事」。传说佛为了提婆达多（Devadatta）破僧，「广说五百本生」，这是说一切有部（Sarvāstivāda）律的特色。

这一类型的「本生」，分別说部（Vibhajyavādin）系也是有的。与偷罗难陀（Sthūlanandā）比丘尼有关的，《铜鍱律》有「黄金鸟」，显然为「本生」的体裁。《四分律》也有「黄金鸟」「本生」；《根有律》说有：「宝珠鹅」（黄金鸟的传说不同）、「贪贼」、「丑婆罗门」、「不贞妻」——四「本生」。但是，《僧祇律》、《五分律》、《十诵律》，却都是没有的。与提婆达多有关的，《铜鍱律》有「小象学大象」事。虽没有具备「本生」的文学形式，而确是释尊与提婆达多的前生。「小象学大象」事，《四分律》与《五分律》，都明确的是「本生」体裁。《僧祇律》的「本生」很多，但有关提婆达多的，仅有一则——「野干主」。关于提婆达多的，《铜鍱律》一则，《四分律》三则，《五分律》四则，《十诵律》一则，而《根有律》多达三六则。在这一比较下，明确的可以看出：上座部（Sthavira）系统律部的「本生」，有集中的倾向。重视佛教的问题人物，以提婆达多、偷罗难陀比丘尼的恶行为主，而广泛的传说，集录出来。这与《僧祇律》的本生，对一般的比丘、比丘尼而说，没有集中在少数人身上，是非常不同的。这到底谁古谁今呢！

依律部所传的「本生」，而论究成立的先后，是不能以有无、多少为准量的。1.先应确认「本生」所表达的意义，这是关联于前生后世，善恶因果的具体化。善恶因果，是佛法的重要论题。然在佛法的开展中，一般的要求，不是抽象的原理，法则，而要有具体的因果事实，可以指证。于是，传述的古人善行，指证为「即是我也」。对现在的释尊说，这是前生的善行、高德，而形成前后的因果事实；这是经师所传的「本生」。律部中，举为例证的世间事——过去的人（畜生及非人）物，对现在的佛弟子，在传说中也成为前生后世的因果系；这是律师所传的「本生」。

2.经师与律师所传的「本生」，是同类的善恶因果；这是佛法中，善恶因果具体化的早期形态。我们知道，浑括而简要的佛法根本思想，是但说善恶因果，没有作进一步的分类。但立善恶二性的大众部（Mahāsāṃghika），就是这一思想的继承者。上座部的特色，是三性论，于善、恶外，別立无记性。分別说部，及从先上座部分出的，说一切有部中的「持经者」，都立三性说。说一切有部论师，及犊子部（Vātsīputrīya），成立四性说：善性、不善性，有覆无记性、无覆无记性。「因通善恶，果唯无记」；「异类而熟」的异熟因果，在上座部系，尤其是说一切有部论师中，發扬广大起来。如认清佛法思想的开展历程，那么律部本生所表现的，具体的因果事实，正是初期的善因善果，不善因不善果的说明；与大众部的思想，最为契合。同类的善恶因果说，在上座部中，渐为异熟因果所取而代之（「譬喻」），但仍或多或少的，留存于上座系统的律部。

3.在部派中，学风是不尽相同的。从上座部而流出的阿毘达磨（abhidharma）论师，是究理派。对于「本生」、「譬喻」等，取审慎的抉择态度。如《阿毘达磨大毘婆沙论》说：「诸传所说，或然不然」。属于《十诵律》系统的《萨婆多毘尼毘婆沙》卷一(大正二三．五〇九中)说：

「凡是本生、因缘，不可依也。此中说者，非是修多罗，非是毘尼，不可以定义」。

「本生」、「因缘」、「譬喻」等，与经律相结合，而不是经律的实体；这是不可以作为定量的。所以重阿毘达磨的学派，对于本生、譬喻，不予重视。为罽宾（Kaśmīra）论师所重的，「除却本生、阿波陀那，但取要用作十部」的《十诵律》，真正的意义在此。铜鍱部（Tāmraśātīya）重律，也有發达的阿毘达磨论。《铜鍱律》仅有「黄金鸟」本生，及「小象学大象」，可与《十诵律》作同样的理解。反之，大众部是重于修证，重于通俗，重经法而没有阿毘达磨论的（晚期也有）。《僧祇律》保持了简略的，杂乱的古形（律藏的全部组织，《僧祇律》是古形的，下文当加以证实），却富有同类因果的「本生」。在说一切有部中，本为持经者（上座部本重经）所用的《根有律》，有非常丰富的「本生」与「譬喻」。所以论究律中的「本生」，有无与多少不一，有关学风的不同，是不能忽视的一环。

可以简略的总结了。《铜鍱律》仅「黄金鸟」为「本生」，还有近于「本生」的「小象学大象」。《铜鍱律》编集完成时，当时的佛教界，就只有这二种「本生」吗？还是学风不同，简略而不多采录呢？仅有二项，而与上座部的其他律部，特重提婆达多与偷罗难陀，恰好相合，这是不能不引为希奇的！上座律与大众律，对于风行古代的「本生」，态度是显然不同的。同类因果的「本生」传说，是古老的，与大众部的思想及学风相合。所以在《僧祇律》的编集中，保存的最多。铜鍱部是重论的，与某人其事相结合的「本生」传说，在《铜鍱律》的编集中，仅保留了上座部系所特重的，有关提婆达多与偷罗难陀的「本生」。律部的集成，与部派成立的时期，相去不能太远（集成定本，以后只能有多少修正与补充，不能有太大的变动）。说一切有部——经师与论师分化时期，比化地部（Mahīśāsaka）、法藏部（Dharmaguptaka）、铜鍱部要迟一些。那时的说一切有部律，提婆达多的「本生」，已经不少。论师系加以删略，重为编定，成为《十诵律》。持经的譬喻者，继承旧有的学风，扩充（「譬喻」部分更多）改编，成为《根有律》。

经、律所传的「譬喻」，也是多少不同的。经师所传的「譬喻」，只是先贤的善行，光辉的事迹。而律师所传的「譬喻」，通于善恶。从（制戒）「因缘」而化为「譬喻」——佛与弟子的事迹；又从「譬喻」而化为（业报）因缘。「本生」与「譬喻」，有一共同的倾向：从现事而倾向于过去的「同类因果」，是「本生」；从现在而倾向于过去的「异类因果」，是「譬喻」。这都是因果原理的具体说明，使人可证可信。依「譬喻」的發展情形，而论现存的各部律，说一切有部的《十诵律》，尤其是《根有律》，详于业报「譬喻」，最为后起。其次，是《僧祇律》、《五分律》、《四分律》（有伊罗钵龙王宿缘等）。《铜鍱律》为古。如以〈波罗提木叉分別〉——部派未分，已大体形成来说，那就还没有什么（业报）「譬喻」，惟《根有律》是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