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所传的因明

印度的因明大成于法称（约六二〇～六八〇）。他所著的七部因明论书是在西藏佛教后传的初期（第十一世纪末）经俄译师（Rnog Blo-danses. rab, 1059-1109）的努力才翻译完全，而西藏人自己的因明著作也是由俄译师的三传弟子法师子（Cha-pa chos-kyi-sen-ge, 1109-69）开始。法师子住持桑朴寺十八年，作了法称因明论中要籍《量决择论》的注解，又著有通论性质的《量论略义去蔽论》（这一「去蔽」（yid-kyimn nsel）的题目，后来即为一般启蒙著作所沿用）。其弟子精进师子（Brts un-hgrus-sen-ge）更恢宏其说，于是桑朴寺成为西藏研习因明的中枢，而一般因明理论也以法师子师弟之说为准则。

但是，实际奠定西藏因明学说的基础的乃是萨迦派第四代祖师萨班庆喜幢（Sa-skya Pand-i takun-dgah-rgyal-mothan, 1182-1251）。他从释迦室利（Sōkyasi-bhadra）一二〇四年入藏受学，重新校订了法称因明主著《量评释论》的旧译本，并宏扬此论，讲说多次，转变了西藏因明学者一向只重视《量决择论》的学风。他还综合陈那《集量论》和法称七部因明论书的要义，另撰《正理藏论》的颂本和自释，他的弟子正理师子（uyug-pa Rig-pabi-sin-ge）更作详解。在《正理藏论》里批判了当时有关因明的各种说法，给学者以指归，所以影响于后世者极大（此书很受后人的重视，明代永乐初编刻西藏佛教各部门要籍为「六论」的时候，即以它和法称的《量评释论》并列为因明部门的经典著作）。

《正理藏论》共有十一品，解释了陈那、法称因明著述中的一切问题。全书由所知方面的「境论」和能知方面的「量论」两部分构成。第一部分七品，分別解说所知境的本身（第一品对于境的考察），了解境的心（第二品对于心的考察）、以及心如何了解境（第三品对于总和別的考察、第四品对于成立和遮遣的考察、第五品对于能说和所说的考察、第六品对于相属的考察、第七品对于相违的考察，这些都是关于心之了境的一般方式的）。第二部分四品，分別解说量的总相（第八品对于相的考察）、现量（第九品对于现量的考察）、为自比量（第十品对于为自比量的考察）、为他比量（第十一品对于为他比量的考察）。原来陈那、法称的因明著述，只以现量、比量等分章，而《正理藏论》则从其中提出各种要义另行组成通论性质的各品。如《正理藏论》的第一品辨境，即是从各因明论的现量、比量章中提出境的自相、共相以及所取、所转、所现、所执四类境来分析解说，同时批判了法上一派认为所取和所现、所转和所执是一义的说法，并还提出自己的主张，以为凡境归根到底只是一种自相，不过由于了境的心有不同乃相随而各別。在其余各品中也同样地随处先批判西藏和印度的旧说，再提出正确的说法，并还解释了种种疑难。特別是在萨班以前，西藏因明以《量决择论》为主要典据。此论在法称所著三部根本论中只算是详略酌中之作，义理并不完备。萨班改宏《量评释论》，不但讲究得更全面，而且由为自比量中發展了「遮诠」（apoha，这是陈那对于「概念纯以否定其余为本质」的创说，法称也沿用之）的说法，又取成量品（《量评释论》的第二品）之说阐明了量的通相，以及说到释迦牟尼其人堪为定量的道理，联系瑜伽现量（佛家所以为现量的最高阶段）而谈，都有独到的见解。

另外，还有可以注意的一点，即是萨班等所公认的传统师承，都是从陈那、法称而下，依次为天主慧、释迦慧、慧护、法上、律天、商羯罗雅陀等人，但在萨班等著述里，对于诸家的学说却以道理的长短为标准而有所取舍。这种学风给予后人的自由立说以很好的启發。

西藏所传的因明到了元末明初的宗喀巴（Ts-on-kha pa. Blo-bz an-grags-pa, 1357-1419）和他的弟子们又有一大变化。宗喀巴虽曾从萨迦派仁达瓦（Ron-ma ab-pa gshon-nu-blo-gras, 1349-1412，萨迦派晚期两大学者之一）学习因明，但他通达此学，实得力于他自己对各种因明论书的寻研。他生平未曾撰述大部注疏，只是常常讲说《量论》的纲要。《量评释论》的《现量品》以及量论有关修行的道理。他的大弟子贾曹杰（Rgyal-shab-rjedar-mn rin-chen, 1364-1432）替他记下了《量论备忘录》和《现量品备忘录》，另一大弟子克主杰（Mkhas-grab-rjedge-legsdpalbzan, 1385-1438）又作了《现量品述记》。此外，宗喀巴自己只写了有关因明纲要的一种小品，题为《七部〔量论〕入门去蔽论》。此著虽很简短（拉萨版全集仅有二十三页），但用境、有境（即心）和了境方法三门来作通论，实际包括了因明所有的问题，并建立了他们一系（格鲁派，通称黄教）量论著述的纲格。其弟子克主杰撰《七部量论庄严去蔽论》，又根敦主巴（Dge-bdun-sg-zub, 1391-1474）著《大量论正理庄严论》，其结构均不出它的范围，仅内容更为充实而已。

即从《量论随闻录》中可以见到宗喀巴一系对于因明的特別看法。他们强调因明论也是希求解脱和一切智者所必需之学，所以这类论书兼备内明的性质，并不像常人所解只供思辨之用。这种看法的根据在于《量评释论》的成量品。本来，陈那《集量论》开端有个归敬颂，头两句说佛堪为定量之人。法称的《量评释论》發挥其义，写了《成量品》一品，共二百八十余颂。它从「量以不虚偽的识为总相」说起，详论佛现证四谛的各种相状，一无错谬，故能指示求解脱和一切智者的途径，而成为定量者。这种说法给宗喀巴一系以启示，他们便主张运用因明可以正确证成四谛之理，而引生瑜伽现量以得解脱，故因明的实际具备修道次第的意义。

宗喀巴等这样结合因明于修持，带了特殊的宗教色彩，同时就限制了因明的正规發展。他们还打破了因明和内明的界限，好像两者理论完全相同。其实严格说来，这是可以商量的。如在《佛地经论》里便明白指出因明和内明之解自相、共相各有其不同的说法，不应淆混。

宗喀巴的弟子们对于西藏传译的因明论书，多重加探讨，并做了注解。像贾曹杰就对陈那、法称的各种论书大半有比较简要的注解，而且贯串著「因明具备解脱道次」的主张。他给《量评释论》颂本作注解和撮要，即以「阐明解脱道」为书名，同时也明白表示和萨迦派不同的见解，特別是表现在对于印度各家说法的取舍上。他又对萨班所著的《正理藏论》作注以自申其说（此注收在拉卜楞寺版《贾曹杰全集》第四帙）。从此以后，格鲁派的因明研究，即专以宗喀巴师弟之说为宗，而很少进展。

另外，在西藏的因明研究中，还存在著一些根本欠缺。像陈那的因明理论，其初成型于《正理门论》，后来才扩充为《集量论》，故从学说源流上说，《理门论》也很为重要。但它的梵本早就失传，以致重视因明的萨迦派虽从第三代祖师名称幢（Grag-pargya-mtshan, 1147-1216）起即注意此书，而他和后来的教童（Stongshun）却一再误认天主（陈那门人）的《入正理论》，以为即是《理门论》，并还改动作者天主的名字为陈那，由此辗转讹传，再没有人能纠正其失。实际《入论》和《理门》固然详略悬殊，而且释义也有出入，如根据《入论》来谈陈那之学，即难免有本末倒置之病。其次，陈那、法称的理论有处和经部相关。经部著作现在没有整部的传本，只在別种书中引用它一些片段。其比较引文丰富而较有系统的要推《顺正理论》，本来可以利用，可惜西藏只翻译了它的略本《显宗论》，其中有关经部议论之处，早已删除无余。因此，西藏因明中关于经部之说都只局限于注家零星的传述，不能博引以使研究更深入一步（还有因明论中关于印度各派哲学之说，藏文资料也很不完备，同样有此缺憾）。这些是西藏因明的欠缺，不可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