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编印《中华大藏经》始末

张新鹰

佛教在台湾拥有众多信徒，佛教书刊的编辑出版活动也非常活跃，卷帙浩繁的各种大藏经不断推出，成为这方面的一个显著特点。

台湾出版大藏经，是以1955年台北中华佛教文化馆影印《大正藏》开始的。1962年，台北艺文印书馆影印日本《卍续藏》；1968年，台湾「中国佛教会」又与香港有关人士合作再次影印。70年代以后，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在影印各种版本大藏经上倾注了巨大努力，不但再度影印了《大正藏》、《卍续藏》，还用韩国东国大学影印本为底本重新影印了《再雕高丽藏》，以及日本《卍正藏》。祖国大陆的文物出版社重刷《龙藏》之后，新文丰出版公司很快据以影印为精装本，名《乾隆版大藏经》。在此期间，《频伽藏》、《普慧藏》（部分）及《藏要》也都改头换面被影印出版。由日文本译成中文的《南传大藏经》，由敦煌写经辑成的《敦煌大藏经》，由台湾佛教学者蓝吉富主编的《大藏经补编》，由南天书局编辑影印的《西藏大藏经》，一部部如同雨后春笋纷纷问世。1987年元月，台北文殊出版社开始發行「电脑排版」、「重新断句、新式标点」的《文殊大藏经》，原拟出174册，不久却因故中辍。目前，佛光山正在编辑一部与文殊出版社上述宣示如出一辙的《佛光大藏经》，已出版了《阿含藏》、《禅藏》和部分《般若藏》。除以上各藏外，台湾还影印了日本的《真言宗全书》、《净土宗全书》，编印了《禅宗全书》、《天台藏》等各別宗派的文献集成。

但是，40年来台湾社会有关各方费力最大、耗时最久的汉文大藏经编印项目，还要算1956年隆重开场、1982年勉强了事的所谓《中华大藏经》。

台版《中华藏》的發起人是密宗施主屈映光，而实际上最早的倡印者应推蔡运辰。蔡运辰，1900年生于辽东，是名僧虚云的俗家弟子，法名宽运，字念生。1951年3月，他在台湾《觉生》杂志上呼吁编印新藏，无人响应；1954年2月他又在《人生》杂志首次提出《中华大藏经》这一名称，唯含义与后来的不尽相同。到这年10月，屈映光有感于《清藏》刻成后200余年无大举修藏事，遂联络部分国民党元老，动议编纂新藏，当时签名赞同者有台湾僧俗要人210名。1956年11月11日，「修订中华大藏经会」在台北善导寺正式成立，签过名的赞同者都是会员，屈映光任首席常务理事，蔡运辰为总编审。「修藏会」还在泰国、日本设立了分会或代理人。

台版《中华藏》最初设想分为4大部分：1.选藏；2.续藏；3.译藏；4.总目录，共收书5,005部。「选藏」，又称正藏，是全书的主要部分，拟分4辑依次出版。第1辑：影印1931～1935年上海出版的《影印宋碛砂藏》和1935年三时学会从《赵城藏》中编选的《宋藏遗珍》，有书1，581部；第2辑：影印明清递刊版《嘉兴藏》（已见第1辑的书不重收），有书658部；第3辑：影印日本《卍正藏》、《卍续藏》（已见1、2辑的书不重收），有书1,337部。3辑累计收书3,576部。第4辑收另外13种藏经中不见于前3辑的书，共400部。合4辑之数，选藏拟收书达3,976部，号称「各藏经典，不重一部，不减一部，合成一帙」（蔡运辰：《中华大藏经序》）。对于各种藏经中同一部书因版本不同而出现的较大文字差异以及某些版本中增入的序跋等内容，选藏拟在第4辑后面设「综合补录」一项；蔡运辰专门编制了详细目录，指明应从何版中补录哪段文字，这等于为读者作了大量的校勘提示，其作用不可低估。选藏以外，计㓰是：「续藏」，结集历代未入藏之经典，收书970部；「译藏」，专收由汉文译成西文之经典，中外文对照刊印，收书20部；「总目录」，编列各藏目录及与目录有关之书籍，收书39部。这后3大部分共有书1,029部。

如果台版《中华藏》能按上面的设想全部完成，的确将是一部既有空前宏富的内容，又有文物观赏价值的煌煌巨制。然而，光阴荏苒，「修藏会」困难重重，工作拖延再三，庞大的计㓰最终夭折了。这对一开始企图利用这个机会笼络海内外中国佛教信徒，通过「修藏」在政治上、宗教上为台湾争个「正统」地位的人，是一次不小的打击。

选藏第1辑是1962～1966年出版的，16开，精装40册。1968～1974年，第2辑出版，精装80册。同时出版了朱镜宙编的第1辑索引和蔡运辰主编的《中华大藏经首编》。《首编》包括该藏序文9篇，「修藏会」成立时的章程、宣言等文件，编目通例，各辑编目说明，全藏目录。在此期间的1972年，屈映光病故，年近80的刘泗英接任首席常务理事。刘缺少屈那样的「权威」，「修藏会」在屈主事时埋下的用人失当、计㓰不周等矛盾很快趋于尖锐化。第2辑基本告竣时，第3辑本已开印，却又将第1辑重新印成「大字本」，即改原每页三栏为两栏，一下扩展成约100册。第3辑预计也不低于此数。两辑分別印到三、五十册时，印刷经费竟被负责印务的人挪做股票投机买卖，赔得精光，以致提起诉讼，但于事无补，印行工作从1979年完全停顿。预付了书款的订户，函电交催，逼得「修藏会」在日本的代理人几欲寻死；还有一些未付款的订户见书成无日，打了退堂鼓。台湾「中国佛教会」方面则因与「修藏会」不谐，其各级组织「无一处请藏」，也不管推荐订户。蔡运辰目睹原定方案「滞碍难行」，信心黯然，移居去了美国。刘泗英「心有余而力不足」，最后找了一位「立法委员」董正之，和屈映光之子屈彦远一道接手印行。台湾当局「内政部」看看「前朝遗事」骑虎难下，不得不指派一名科长出面监督。经过一番计议，新文丰出版公司答应承担继续印刷，而此时掌管影印底本的一位林觉非居士又拒绝交出书来，祇好另外去找。到1982年，第1辑大字本和第3辑精装各100册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印成，又配套重印了第2辑，「修藏会」赶紧宣告「功德圆满」，20多年的「修藏」就这样草草收兵了。

台版《中华藏》共出版正藏3辑，计精装280册（第1辑以大字本册数计），线装本加倍；台湾岛内外购买全部三辑的订户不过150家左右。付之阙如的各个部分，还能不能问世？董正之祇好说：「祈祷佛陀」！

用实事求是的观点看，台版《中华藏》在编印过程中还是取得了一定成绩的。最突出的是蔡运辰为确定全藏目录所作的工作。蔡运辰任总编审后，首先「穷四年之力」，「搜罗古籍，獭祭群书」，「凡得刻藏目录18种、辑藏目录8种、专书5种，合为31种，综合排比，钩稽部数，校注异文」（圣严：《序〈二十五种藏经目录对照考释〉》），编成《三十一种藏经目录对照表解》，统计各藏所有经书，共得4,166目，于1960年4月由「修藏会」出版；后又补入《金藏》目录1种，成为32种；再从32种中删去辑藏8种，另加《大正藏》目录1种，并分別进行研究考释，于1971年最终编成《二十五种藏经目录对照考释》一书，1983年12月由新文丰出版公司出版。这部16开760页的著作，是佛教经籍目录学的重要成果，连同先前出版的《中华大藏经首编》，给治佛学、修新藏者带来了极大便利，是可以传之久远的。台湾华宇出版社1986年出版蓝吉富主编的《大藏经补编》第35册中全文收录了《中华大藏经首编》，蓝吉富在说明中指出：「即使祇将此一书目浏览一过，也足以使人对中文佛典之美之富，有一初步之理解。」蔡运辰在參与修藏的20年裡，还在台湾杂志上發表了一系列文章，详细探讨有关这部藏经的很多问题，这些文章具有明确的学术价值，被收集在《如是庵学佛剩语》上册，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年出版。「选藏」第1辑中，有两部经是上海版《影印碛砂藏》中失收的，这就是胡适在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文库發现的《碛砂藏》「宁四」、「更一」两册，分別为唐不空所译《略述金刚顶瑜伽分別圣位修证法门》一卷和《瑜伽集要救阿难陀罗尼焰口仪轨经》一卷；第2辑中，有3部书实属《嘉兴藏》，而为《嘉兴藏》目录所不载，是在此次修藏时整理發现的，书名分別为：《云栖法汇》、《布水台集》、《鹤山禅师执帚集》。这些不易得见的版本被台版《中华藏》影印公诸于世，值得庆幸。此外，台版《中华藏》虽然在1982年就完结了，其「余荫」却至今还嘉惠著台湾的某些出版商。新文丰出版公司1986、1987两年间，分別把原来该藏的1、2辑以《影印碛砂藏》（内含《宋藏遗珍》）和《影印嘉兴藏》的名字重新印行，精装各40册；那位当初匿书不交的林觉非居士，1985年拿出了手裡的10种佛教寺志胶卷，由杜洁祥印入丹青出版公司的《中国佛寺史志汇刊》（第3辑），这10种寺志都是被蔡运辰列入台版《中华藏》「续藏」目录的。直到新文丰出版公司陆续出版的《佛学名著百种》（70册），从中还可以分辨出胎死腹内的「续藏」的面貌。当然，所有这种种新书，对学术界、宗教界的读者都有著独特的魅力，不仅仅是「嘉惠」出版商而已。

台湾编印《中华大藏经》的始末表明，在不少古本藏经已星散各处的当代，要搞出既全又精的大藏经，离不开海内外的广泛联系和密切协同。该藏的第2辑有相当一部分影印底本摄自日本驹泽大学，而其第4辑之所以无法开印，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台湾当地缺少的各藏太多，甚至连明永乐南北藏这样在祖国大陆往往可见的版本，台湾竟一部没有。正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修订新藏是个浩大的工程，非一年半载之功。必须有周密的计㓰，严谨的部署，科学的组织，依靠强劲的领导，得力的骨干，精干的队伍，还要获得可靠的长期财力及印刷能力的支持。最后，还需要坚韧不拔的意志和同心同德的团结。台版《中华藏》的经验教训，对于我们今后从事类似的编藏工作，也是有可以借鉴之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