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南传大藏经缘起

吴立民

佛教在印土流行，从公元前六世纪至十二世纪，约有一千八百年历史，大致可分三期：初六百年，为原始佛教和部派佛教形成时期；中六百年，为大乘显教發展时期；后六百年，为密乘佛教流行时期。初期佛教以上座、大众两部为主，三、四百年中分化为二十个部派。其中上座部分南北二传，南传上座部，在阿育王时期传入斯里兰卡，先后又传入缅甸、泰国、越南、柬埔寨等地。公元七世纪后又自缅甸传入中国云南，迄今流行于云南傣族等几个民族地区，形成中国巴利语系的上座部佛教。巴利语系的佛教，基本上使用巴利语原典——巴利语的三藏经典，就是巴利语系的南传大藏经，其中一部分译成了少数民族文字，在傣族各地区成为傣族文化的主体。印度中期的大乘佛教，主要是龙树——提婆的中观系统和无著——世亲的瑜伽系统，于公元二世纪传入中国汉地，公元七世纪又自汉地和印度传入中国西藏。印度中期、后期的佛教，在中国形成汉语系和藏语系两大佛教。特別是印度后六百年的密教，包括早、中、晚三期的密教，从八世纪开始全部传入中国西藏，一直流传至今。现在流传于中国的三个语系的佛教，是全面地继承了印度历史上的一千八百年分为三期的佛教，而且结合中国实际又大大地發展了，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可以说，世界上完整的佛教和完整的密教都在中国。中国三大语系佛教典借的总集，便是南传大藏经、汉文大藏经和藏文大藏经。这三部总集，不但反映了印度佛教典借的全貌，而且汇集了中国佛教典借的精华。可以说，世界上完整的佛典也在中国。但不足的是：第一、巴利语三藏大都没有译成汉文；第二、汉藏两部大藏，没有对勘补译；第三、世界佛学名著，汉译太少。正因为如此，在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大德的领导下，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特列「译经」一项重要工作，欲以弥补以上三项之不足，裨三大语系佛典总集，全臻完善。

巴利三藏，世界上已有十多种文字系统译本，唯独汉文译本至今仅有零星的单品，这不能不说是我国佛教译经事业的重大缺陷，实是一件很大的憾事。古代汉译诸经中，虽有些典借与巴利经典「相当」，如「四阿含」，但并非译自兰卡大寺部的巴利语传本，而是译自其他部派的梵本或西域诸语本，所以两者之间仍有区別。虽可资比较研究，但不能笼统地直说「某经同于某经」。1943年成立的「上海普慧大藏经刊印会」本计㓰出版北传、南传全部经典，但胜缘未具，南传巴利三藏祇从日译转译六册为汉，包括夏丐尊译的《小部》二册在内，共七十三经，一百五十个本生故事及《發趣论》。在赵朴老的支持下，1981年中国佛协叶均译出《清净道论》，1985年译出《摄阿毗达磨义论》，并重译《法句》。1985年郭良鋆、黄宝生合译出《佛本生故事选》，1990年，郭良鋆又译出《经集》，1992年，邓殿臣，威马莱垃担尼合译出《长老尼偈》。以上诸译，数量有限，未成系统。值得高兴的是，在吴老择先生主持下，台湾元亨寺成立「南传大藏经编译委员会」，从1988年开始系统地汉译，据传已译出四十余卷，但仍系采用日译本转译为汉的办法。「功成不必在我」，对于所有从事南传译汉工作的个人和组织，我们都赞叹随喜，愿与合作。

南传大藏经系统汉译的工作起步较晚，困难很多，关键在于人才的培养。有鉴于斯，赵朴老指示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必须把译经事业、学术研究和培养人才三者很好结合起来。从三十年代起，朴老就先后支持三批「五比丘」留学斯里兰卡，期望南传大藏系统汉译工作及南传佛教弘化事业在中国有个新的突破和㓰时代的發展。为此，从1992年起，在极端困难条件下，我所开始筹措南传大藏的系统汉译的编译工作，并取得南京金陵刻经处的大力支持与合作。我们的编译主要坚持两个原则：一个是忠实原典，尊重真译，源自巴利，如同巴利。即或是转译自日文、英文的也一定要以巴利语直校，审核无误，不能来自传译，又复重译，这就是坚持「信」的原则。二是译经如经，通达明白，既非纯文，亦不全白，侭力發扬佛经翻译的优良传统，充分显示文字般若的圆通功能，这就是坚持「达」与「雅」的原则。合乎这两条原则的译著，我们用而编之；不合乎这两条原则的，我们则组而译之。编译一本，我们就印行一本。我们知道，「兹事体大」，非少数人之所能为力，也非短时期之所能完事，即使全藏编译竣工，也还有对勘、比较、研究诸多事业需要继续开發、發展。但愚公移山，后继自有来人；集腋成裘，众志必定成城。中国佛教三大语系的典籍总集，终将在我们这个时代中国脊梁的新人手裡完成。我们期待所有有这个愿行的大德长老、仁人志士给予我们指导、赞助、随喜、护持与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