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藏经编纂及电脑化研讨会發言摘要

编者按：为全面反映此次研讨会的情况，除了将会议论文结集發表外，由有关同志根据录音将其它诸位先生在会议上的發言整理后，摘要發表如下。發言摘要依据会议發言的先后次序排列。

王学信（《华声月报》主任记者）：我国自古以来便是文明礼仪之邦，历代朝野缁素自来推重文化典籍的修撰、编纂、刻印、收藏。这一优良传统，代有相继，累世不衰，薪火相传、文脉为继。遂使我中华民族拥有举世瞩目的极其丰富、又多姿多彩的文化积淀，为建设我国的当代精神文明提供了蕴藏丰厚的资源。

在我国历史上，每当太平盛世，便有朝廷主持的文治之举，将当时的文化建设推往极致。可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以彰千古同文之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入有史以来的最好历史时期，政局稳定，社会祥和，上下一心，共创大业。经济高速增长，国际威望日见提高，中华之腾飞崛起，当指日可待。誉之为太平盛世，殊不为过。建设无愧于伟大时代的文化伟业，自然也就提到了议事日程。

中华传统文化的精要即是震铄古今、精深博大的儒、释、道三家之学。此三家之学，虽经历史推移，时代变迁，不仅未能湮没、消亡，反而日见光大。使更多的中外有识之士得以从中收取无尽的营养及启迪，造福人类与社会。千百年来，以儒、释、道三家之学为主要内涵的中华传统文化，养育了一代又一代英才辈出的炎黄子孙，造就了众多的忠臣名将、先哲圣贤，以及诗人学者、艺苑名家，古代科技界的灿烂群星。中华传统文化以其无与伦比的感召力、向心力和凝聚力，无论过去、现在、未来，都是维系全体炎黄子孙的血脉和纽带。中华传统文化在与西方文化日益频繁的撞击、交流、融合中，必将优势互补，孕育、产生出新的更完美的人类文化，开启未来世纪人类文明的新曙光。

佛教文化在中华传统文化宝库中有著重要的地位，佛教典籍除佛教自身外，还涉及哲学、伦理学、历史学、语言学、逻辑学、文学、艺术、算学、医学、天文学、社会学、民俗学等诸多领域，是极其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大藏经作为汉文佛教典籍的总汇，历代均曾印行。虽然大藏经的众多版本均功不可没，但是基于种种原因，各版大藏经皆非善本。诸多遗漏、舛误及体例上的驳杂，难以尽如人意，每令人为之扼腕长叹。重修一部善本精品《中华大藏经》，并使之结合现代高科技，进入光电化，则势在必行。

国务院宗教局此次牵头召集中国佛教协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中国综合开發研究院的高僧大德、专家学者共襄盛举，以期在未来若干年内完成此项文化史上空前的伟业，堪称极具战略發展眼光的跨世纪大手笔。承前启后，继住开来；功在当代，泽被后人。开启欧洲新时代的「文艺复兴」，是以回归古希腊、古罗马文明而作为开端的；而我们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回归、反思、继承与發展，不也正是肩起新时代的闸门，步入中华民族与全人类更加和谐美好的未来吗？

刀述仁（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我要去參加一个会，简单讲几句。

编纂佛教大藏经，功德无量，也是一件顺应潮流的大事。我表示坚决支持。上周，我接待了台湾佛光山的一个代表团，他们也谈到希望在编纂大藏经方面进行合作的事。可见海峡两岸都十分关心这件事情。

我们现在做这件事，条件应该说已经比较好了。我今天讲话也是给打打气，我们一定要做好这件跨世纪的大事。现在大家开这个研讨会，意见也可能会有分歧。但我相信分歧也祇是在怎么做上，而不在做不做上。从佛教协会的角度讲，我们义不容辞。南传佛教、藏传佛教的信徒也都会支持这件事，因为这是各民族佛教徒共同的事业。

杜继文（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所研究员、原所长）：编纂新的大藏经是国家的盛举。我本人非常支持，而且希望很快就能够实施。它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刚才大家都讲了，我在这儿不再重复。我想强调的一点是：一开始，我们究竟从哪裡著手？

我个人认为《大正藏》的好处是方便、实用。它的校勘也是现代校勘，我们要做到它那个程度，大概要费点功夫。有一次，台湾一位学者在北京大学讲话，给我的印象很深。他批评我们现在出版的一些佛教书籍的标点，说：「这种标点的书我就不用。不仅如此，如果有谁依据这种书来写文章，那种文章我也不读。」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有些书籍标点的错误太多，没有权威性。台湾用的是《大正藏》，但我认为《大正藏》同样也不能作为最后的权威的版本。相反，我认为《中华藏》值得重视。我校勘过几部经，就我校对过的几部经来看，《中华藏》最可靠，最有权威性。至于具体哪几部，细节如何，这裡就不详细讲了。总而言之，《中华藏》可以作为一种权威版本。而《大正藏》不能作为权威版本。因此，我主张新的编藏工作以现在的《中华藏》影印本为基础来进行。

第二步就是继续完成《中华藏》下编的问题。这项工作现在停顿了。停顿的原因很简单，就是没有钱。由于这项工作准备得比较充分，收集的材料比较多，份量比较大，日本等国都没有这样的藏经，我们把它编纂出来，可能要属于世界第一了吧。如果能够把《中华藏》的下编完成，我认为是功德无量，非常之好。希望国家能够支持。如果宗教局从《中华藏》著手，把整个的上、下两编全部做出来，就可以说把基础打下来了。在这个基础上，无论是标点也好，校勘也好，输入电脑也好，都有了最基本的材料。否则，恐怕下边的工作不太好做。

最近我看了几本书，用的本子权威性还是差。我看到的国内外比较有权威的学者常用的中国人编纂的大藏经，一个是《频伽藏》，一个是《碛砂藏》，它们比起《中华藏》，都差远了。所以我建议从《中华藏》开始新的编藏工作。

会议让我介绍六十年代初期，吕澂先生的《新编汉文大藏经目录》的情况。这件事情的基本情况都反映在吕先生《谈〈新编汉文大藏经目录〉译本部分的编次》中，对这个问题，当时有些争论，其中周叔迦先生提的意见比较多、比较中肯。吕澂先生根据周叔迦先生的意见又作了补充。写了《有关大乘经分类部分的补充说明》。这个材料可參考。这裡的中心问题是什么呢？吕澂先生私下讲过这么一层意思，觉得中国人用《大正藏》，不太好使。因为汉文大藏经本来以中国为主，而现在这个文化中心不在中国，跑到日本了。这当然有些历史原因，我们过去破坏得比较厉害。六十年代初，经济恢复，文化也比较發展，所以当时考虑中国人应重新编辑大藏经，这也是提高民族自尊心。在编辑体例方面，当时也考虑到可以冲破日本的，传统的。吕澂先生主张从研究的角度，从历史的角度，从学科的角度重新分类。他对《大正藏》的编法也提出一些不同的看法。《大正藏》说是按历史次序，实际上那种历史次序很难成立。吕澂先生主张按照思想内容来分。我个人认为，根据思想内容分也很难。有些问题是很难分的。究竟怎么分，我建议到了操作阶段，开专门会议，进行专门的讨论，今天在这裡很难讨论，因为这个问题涉及的面太专，不适于大范围讨论。

另一个问题。中国的大藏经，当然以汉文为主。如果以汉文为主，那就应该把日本人的汉文著作，朝鲜人的汉文著作，越南人的汉文著作都吸收进来，比较全面的反映汉文大藏经的全部面貌。在这一点上，我们过去没有十分注意越南。当然，究竟越南现在佛教典籍的现状如何，我不太清楚。听说是有不少史料，其中与禅宗有关的资料较多，是我们这裡所没有的。过去我对日本的著作也不太重视。最近看了空海的著作，大吃一惊。他在宗教方面的贡献这裡就不讲了，他在文化上的贡献也很大。比如对韩愈的研究，在中国历史上也数得上，此外，对中国文字的研究，对语音学、对四声的研究，都算得上好手。过去我没有想到他会有这么好的研究，写了这么厚一本书，国内已经有译本。对这些非中国人写的古代汉文佛教典籍，我们也要重视，吸收到新的大藏经中，吸收到《中华藏》的下编。这部分东西出来，同样是我们的国宝。

大家都说《中华藏》不好读，实用价值低。我也同意。但要讲最后的权威性，大概还要算它。它用起来不方便，没有标点，校勘在后面，还得一行一行地找，那么大一本书，很难。但讲权威性，还是它。当然也不是说编得就那么理想，但这个路子应该坚持。出于这样的思路，所以我建议首先来做《中华藏》下编的工作。

再回到吕澂先生当年的目录上，当时大家的分歧主要在分类上。不少人批评吕先生的分类是一家之言，学派性太强。但他是从文化，从学术这个角度来谈的。作为探讨问题的一个蓝本，也还可以继续讨论。

栾贵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电子大藏经的工作，我是1986年开始的。这个工作很重要，也很复杂。关于这个问题，刚才大家谈了很多。总结起来，人、财、资料、编纂程序等问题。我觉得更重要的还有信息。就是国际、国内目前此项工作的进展情况。如刚才介绍的国外大藏经录入的情况，就很重要。另外，大家也都知道，两部大藏经。一个是我们这边的，一个的台湾编纂的。这两部大藏经都有各自的教训。教训很重要，但主要还是成就。它们的成果，我们要用。比如《大正藏》标点的成果，我们要充分的利用。因为你要超过別人，必须站在別人的肩上。如果觉得丢人，不肯站在別人的肩膀上，那就无法超过人。这与体育比赛不同，百米赛跑，不可能別人跑前60米，我来跑后40米。文化是积累的，如果我们不能学习別人，就无法进步。问题在于怎样学习別人？我们不能抄袭，而是创造性地接受它们的成果。这是今后在大藏经的编纂方面应该特別注意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当然要严格遵守版权法。

刚才大家谈了不少，我也觉得总体来说，的确有它的难度。但现在与86、87、88年不一样了。那时我刚输入几卷《中华藏》的经典做实验，方广锠天天在我那儿守著。做了以后，觉得有些问题。现在也还有一些问题，但比那时要少多了，科学进步非常快，很有希望。总结起来，我觉得人有。财也是小问题。资料、信息、怎么编等等，都可以解决。最最关键的是由宗教局来组织这件事。这是第一位的。过去这件事没有搞成，就差一步之遥了，关键就在这裡。所以听了这会，我觉得更有信心了。至于计算机的具体技术问题、学术与技术如何结合问题都是相当次要的。

大藏经如何编？今天大家讲得比较彻底。虽然有些还没有展开，但对我是重要启發，也更有信心了。现在各方面的条件已经比较具备了。我认为此事不用太长的时间。现在我们的手段也已经充分现代化了，有些事情可以事半功倍，甚至一事几功。我估算了一下，觉得不用超过五年。二年之内应该出初步成果。当然，如果讲到书册本，这是电子化以外的另一个问题。现在看来，作为珍藏本、传世本，可以用电子版，但在过渡时期，书册本仍然需要。而新版大藏经，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性的文化工程，不能影印。一定要新排，一定要有标点。这一点无需讨论。如果我们拿个「百纳本」或別的什么本来代表我们的水平，这总说不过去。由于有印刷、排版、还有详细的校对、标点等过程，所以书册本的时间相应要长一点。能够在十年以内拿出来，这差不多。但电子大藏经，就我们已经具备的条件看，它一旦把产品，即大藏经制成后，以后几年的工作，可以自动生成，可以由比较低层次的人来进行。这样可以避免大藏经虎头蛇尾。因为我们现在有了计算机。我们不唯计算机论，但计算机的确有它的优越性。电子版做成后，可以一本一本出书册版。现在计算机与印刷的连接也比较简单。我认为无论如何编辑工作不能超过五年。如果条件具备，完全可以做到。侭管大藏经有各种各样的复杂问题，但计算机可以满足各方面的要求。祇要我们能够想得到，提得出来，就可以纳入方案。第一步没有考虑到，还可以在第二步补充。

我对这是有充分的信心，但有一个前提，就是必须有宗教局来抓这件事。时间不用那么长，成果也可以是阶段的，比如一年出一次成果，或陆续發表。在这一点上，电子出版物有它的优点。当然，也有问题，比如盗版。但我们不能因为怕盗版就不搞了，就封闭技术。

熊国桢（中华书局副总编辑）：我个人对编印大藏经非常赞成与拥护，很关心此事。也关心有什么新的动向。在此想介绍一下中华书局在佛教典籍整理方面所做的工作。也谈谈我从事该工作的一些感想。

中华书局从1978年开始，搞了一套「中国佛教典籍选刊」，当时的考虑是佛教界的一些老专家年事已高，佛教典籍的整理需要抓紧进行。否则很多宝贵的精神财富要被带走了。大藏经又很多，所以从抢救遗产的角度，选择大藏经中最重要的若干部，请健在的佛教专家做注释、整理工作。到现在，当时定的22种，祇出版了9种。其中相当一部分仅仅是校勘与标点，没有注释。有的稿子虽然很小，但经过了好几个人的手。比如《童蒙止观》，开始约的是哲学研究所的谈壮飞先生，但还没有开笔，就去世了。后来巨赞法师接手，但还没有动手，患了脑溢血。最后是金陵刻经处的李安先生完成的。这部小书，带注祇有六万多字，经过三位高僧大德的手才完成。这裡的曲折艰难，不是一言半语能够说得清楚的。比如佛教典籍的标点，就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我们的选刊中有一本禅宗的语录，请的是某大学的一位老专家，他既是文学史的专家，也是禅宗史的专家。该书他交稿后，我们请编辑作了许多修改加工。但出版后，还是受到很多批评。首先是四川大学项楚先生，写文章指出该书标点错误五百例。后来我们又陆续收到一些读者的批评意见，至今为止，这本书因标点方面的错误累计挖改二千多处。而这本禅宗语录还是大家读得最多，最通行的一种。这样的语录，标点起来还如此困难；则其它一些不常见的佛教典籍的艰难程度，就可以想见了。这套书还有这样的情况，有的明知底本没有选对，但没有办法，因为作者已经去世，是遗稿，祇有先把它出版出来再说。有的注释是学生根据老师的成果写的，因老师年事太高，写不了了，学生来写也可以，总比没有强。对这些不太成熟的东西，我们也祇好先把它出版出来。就这样，至今一共才出版了9本。当然，出版速度慢，也有我们出版社工作方面的问题。

总之，佛教典籍的整理，不是一件简单的事。首先，文字的勘定就是大问题。佛典中有古体字，有俗体字，都应该整理为正字。这才能成为标准的版本。如保留很多异体字、很多现在已经淘汰的俗体字，则这种版本就没有时代特色。有些佛经中的术语是音译，这种音译因人而异，是否要统一？有的经，不同时代均有传本，由于时代不同，产生一些差別，如有的称「唐音」，有的称「晋音」，有的称「宋音」。如果要恢复原文，也要做一番文字考订工作。另外就是断句。佛经中各种佛教名相、名词、概念比较多。日本的《大正藏》有很多错误是因为对中华文化不瞭解，有隔膜，所以破句。中国人来整理，至少在名相、概念方面不要出现错误，不要断错句，例如把一个词分成两截等等。《大正藏》中有很多这样的错误。至于刚才有的专家谈到的它的排印方面的错误，那是工厂的问题，不是整理的问题。断句后还有标点的问题。断句对不见得标点也对。现在出版的一些佛教典籍中，包括白话翻译，很多似是而非的东西。自己就没有读懂。如果这样整理，等于是糟蹋古籍。这是破坏，不是建设。大藏经的整理是应该用非常严谨求实的态度来做的一项很严肃的工作。要动员相当的人力，这工作也不是一般的认识繁体字的人就能够做的。一是要求古籍整理的基本技术的训练；一是要有相当深厚的佛学修养。两者缺一不可。而现在要找一批符合这两个条件的人，不是很容易。中华书局出版标点本「二十四史」，当年调集了大批历史学家，集中进行。现在我们是否具备这样的条件，能够调集相当一批符合上述条件的人，全心全意地做这件事？否则，十年、二十年也出不来。我们现在出版的《中华大藏经》是任继愈先生挂帅、指导，具体工作是李富华先生、方广锠先生组织一帮人来做。先后參加工作的有三百多人，除了宗教所的专业人员外，大多数是退休的教师和干部。他们在这两方面，都有先天的不足。所以祇能做机械的比勘，列出异同，无法做评述，确定是非。当时的条件祇能做到这一步。现在要搞一个超过《大正藏》的佛教大藏经，这个标准绝对不行。《大正藏》收的经典多，再一个它是铅排，相当多的经集中在一本书中，上下三栏，校勘记采用比较简洁的方式，用一些符号，都能在当页查到。所以流通方便，也很广，世界各地都可以找到。中国的一些大藏经，版本很好，但是木刻的，卷帙太多，用起来不方便。《大正藏》的特点就是方便实用。但在标点断句方面的确很不可靠。有的经好一点，但多数都靠不住。包括一些很重要的基本典籍，破句都很厉害。错字也多，有些是因为不懂，生造一些根本没有的字。所以，要说超过《大正藏》，也很容易，因为中国人做这件事，有自己的民族文化传统，有优越条件。祇要能够集中相当的人，就可以做这件事。至少保证标点断句基本正确。这不难做到。但有两个问题：

一、投资问题。没有相当大的投资不行。82年做《中华大藏经》，那时主要是古籍规㓰小组李一氓同志支持，每年拨十几万，中华大藏经编辑局就能够做事，不过那也就是一点办公经费。现在十几万绝对办不了事，资料要资料费，复印要复印费，人头费也不得了。投资问题怎么解决？这祇好由宗教局出面来协调。李一氓同志办这件事时，当时政治历史条件不一样，气候不一样，所以当时采取不争论、办实事的办法，选取《赵城金藏》做底本影印，再用较好本子作校勘，出一个在历史上能够站得住的版本。也就把这件事作下来了。现在来讨论这件事就不能这么简单。再搞影印，意义不大。排印的话，投资至少要好几千万。现在一方面很多大型的文化工程重复浪费，是出于赢利的目的，而不是出于文化积累的目的。另一方面，有些很重要的文化建设工作，无人来出钱。大藏经就属于应该有人来组织，来做，来花钱的事。此事由宗教局出面，加上佛教协会，各方面一起呼吁，还是有希望的。

第二大困难，是人力问题。要集中相当一批有佛学修养的，有古籍整理基本技能的同志，专门从事这一工作。包括领头的人，必须全身心地投入到这个工作中，而不是仅仅挂名。仅仅挂名做不好这件事。他要具体研究版本，研究校勘，研究断句，要具体指导。我觉得木刻藏经中金陵刻经处的《藏要》本比较靠得住。当时就有杨文会、欧阳竟无、吕澂他们做这件事。这个本子确实靠得住，不会误导。也有错误，比较起来，在木刻版藏经中是最可靠的。我们现在能否集中这些人力？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现在市场经济，大家忙的是生存问题，温饱问题，这样一种气氛做不了这个事。要做这件事就需要有点牺牲精神，十年、二十年，就是坐冷板凳，就搞这一项工作，十年、二十年以后才能出成果。没有牺牲精神不行。现在佛学界的专家，不少人年事已经相当高了，年轻一辈能不能踏下心来做这件事？这要做大量的组织工作，思想工作，也要切实解决他们的物质福利待遇问题。否则不安心。这项工作周期很长，编校的工作，不要说五年，十年能够完成就算不错。出版再加五年。边编边出。周期长，没有相当的资金来支持就做不下去。资金、人力等都是实际运行中会遇到的实实在在的事。比如在座这么多专家，但究竟哪位同志出来做这件事？我看愿意投入的人大概不多。真正能够胜任的恐怕也不是太多。因为好多同志是搞佛教史的，或者是搞佛教理论的，或者是从事佛教宣传的。而真正搞古籍整理的，搞佛教典籍整理的，这样的人比较难找。从全国范围来调，恐怕都得费点劲。当然，可以培养一些年轻人。比如从古典文献专业的毕业生中培养一批，边干边学。但这些实际问题都非解决不可，否则启动不了。

这件事要认真去抓，如果不抓紧，真可能「黄」了。真有这个担心。

葛兆光（清华大学教授）：上面大家谈了很多。假定这个项目最终能够立项，那么我建议两点：

一、很多人提到关于人的问题，尤其熊国桢先生讲了很悲观的话。我认为，这项工作的确需要有人来做，而且两头的人不能做。一是现在研究很有成就的人，他们都很忙，实际上也未必肯对著电脑屏幕一字一字地去看。另一头，没有佛教知识，没有古籍整理常识的人也不能做。所以是不是可以采取办硕士班与博士班的方法。祇有学生才能够给你非常认真的办事。这是否可以由宗教局出面，与教委协商，在某大学办一个试点的班，从本科到硕士、博士。学生们可以非常认真地来做这件事，实在说，如果他们能够认真地做出来，人材也培养得差不多了。另一个方法，是否可以在佛学院系统中，找一些素质比较好的学生。这样，僧俗两界都有人參加，事情才真正有人做。说老实话，你要我现在坐下来慢慢校一本书，恐怕也抽不出时间来。

二、既然要做，是否在做的过程中同时完成一个目录提要。刘向校书，每校完一本都写一篇书录。如果我们也这样做，大藏经编纂出来，大藏经提要也编纂出来了。这样做的好处是：要做好提要，他就必须认真地看书。还可以把若干种目录，若干种藏经的典籍都附在底下，便于查找。我们可以学习清朝人编纂《四库全书》的办法。其实以前的人，像欧阳竟无，也做提要。有这样一个东西，将来做整理工作等都很方便。

净慧（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听了大家的意见，很受启發。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佛教文化也是世界文化的一部分，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新编汉文大藏经也因此有著重要的意义与切实的必要性。在科技文明高度發达的今天，利用现代科技文明来重新处理大藏经的有关问题，的确是一个好的机遇。

在这次新编汉文大藏经的设想方面，有两种样式。一种是印刷版，书册本，一种是光电版，电子本。在这两种版本的选择上，从佛教的理念来讲，书册本更重要。佛教把经典视为法宝，供人阅读学习，所谓闻、思、修，其中就离不开书本。除了阅读学习，还用来供养。每个寺院都有藏经楼，这就是供养法宝所在的地方。三宝有住持三宝，亦即佛像、经典与修持佛法的僧团。经典是住持三宝之一。考虑到这一因素，我们在新编汉文大藏经编纂开始时，应该把书册本放在第一位。此外，现在利用电脑阅读、查询的普及率不高，真正使用电脑的人数也相当有限。对寺庙裡的僧尼来说就更是如此了。

现在应用的书册本大藏经有好几种，其中最普及的是日本的《大正藏》。《大正藏》从日本传入中国是解放前。解放后传入的大多为台湾的翻印本。大约有1000部左右。使用上有一定的优势。方便，数量适中，两个书柜就装下了。资料集中。侭管标点有错误，但有了句读，读起来方便多了。比较起来，我们的《中华大藏经》就没有这个优势。佛经，特別是很多古文的东西，现代人接触起来像天书一样。你再没有句读，使人们实在没法看，受到很大的局限。因此，我们新编一部书册本的大藏经，要超过《大正藏》，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我们也要利用它的成果。人类的文明成果是大家共同分享。我们中国人在历史上创造了儒释道三家的文明，现在世界各国都在分享。世界各国所创造的文明，我们中国人也在分享。很多科技文明，是西方人创造的。日本人在佛典研究、佛学研究方面的确取得很多成果。我们中国的学者们都在分享这些成果。这也体现了中华文化的包容性，中华民族的包容性。因为日本文化本身就是儒释道三家大文化的一部分。因此，对于日本人取得的成果，我们一方面是接受，另一方面是欢喜赞叹。

要编纂新的汉文大藏经，除了在资料上要超过它以外，在编排、校勘、体例、分类等方面都要有所突破，才能说超过它。我想在资料方面肯定能够超过它；在体例方面我们也有自己的一些想法，另外，台湾的《佛光大藏经》的很多做法我们可以吸收。关于体例与分类，我建议，等我们这件事真正立项以后，再开专门的会议来进行研究，这不是一下子能够解决的，可能有各种分歧意见。最后总得拿出一个大体上既符合传统，又与现代学术接轨的分类方法与体例，来新编我们书册版的大藏经。至于电子版的大藏经，昨天与小卢说，电子版大藏经的分类方法比较好解决，它可以采取各种各样的分类方法。到那时，分类祇是一个框架，可以按照各种方式来处理。可以按照《开元录》编排，也可以按照《阅藏知津》编排，或其它新的分类都可以，不受某一个模式的局限。所以电子版分类的问题不是很大。而书册版的分类要好好讨论。拿出来后，要真正能够超越前人，跟同时代的相比也要有自己的优势，这才能体现出做这项工作的优势与意义所在。

这件事应该怎么做呢？从历史来看，如此浩大的文化工程祇有在盛世才能够做得了。在当今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下，文化政策、宗教政策相当开明，做这件事正是适逢其时。历史上修大藏经，有官办、私办两种。官办为主，私办也不少，还有私办公助，或称民办官助。就是先由佛教界發起，其后得到国家的承认，给予认可。我想，佛教文化是有它的共性，但它之所以重要，我作为一个僧人，认为主要在于它的个性。个性就是信仰。祇有信仰层面能够存在，佛教的存在才有必要。没有信仰的存在，佛教仅仅是一种文化，它对人类的贡献也就大打折扣。基于这样一种理念，新编汉文大藏经能否采取这种做法：民办，得到政府的支持，政府在政策上给予保证由民间来具体实施。从我僧人本位的角度来讲，应该以具有信仰的人为主组成一个班子，与学术界、文化界共同来做这件事。祇有这样才能调动广大信徒的參与意识。佛教界的參与意识如何，是我们这件事业能否取得真正成功的保证。既然国家财政一下拨出巨款资助此事有困难，那么祇有调动佛教界的參与意识，经过几年的努力，来完成这件事。昨天听到对《房山石经》的介绍，它历时一千多年，不管朝代怎么改变，这件事一朝一朝一代一代坚持下来。昨天还讲到《赵城金藏》。该藏是一个女居士崔法珍断臂募集资金，而后刻成的。现在成了《开宝藏》以后最具有版本价值的佛教藏经。这就是信仰带动的。从我们民族来讲，没有共产主义信仰，民族要真正站立起来是不可能的；从宗教来讲，没有信仰也不可能。宗教文化事业有共性，有个性。共性的部分，全社会都可以分享。但个性的部分不可能全社会分享，祇是那些有信仰的人，才可能更积极，更虔诚的投入。所以我认为可以采取民办官助的形式。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可以看看台湾《佛光大藏经》的做法。佛光山当然有它的条件。主要有两条：一是经济力量雄厚；二是佛教人才多而且集中。现在修藏，经济还不是很重要的问题，最重要的还是人的问题。《佛光大藏经》从性质上讲是民间的，不是官办的。是以佛光山系统作为依托来做这件事。我们来做这件事，也应该考虑可以依托的一个大的寺院或名山。因为他们的经济收入是常年固定的。能够让他认同这件事，真正參与这件事，几年的时间其它事情不做，整个參与此事，就能够做起来。祇是简单地号召大家捐款，这恐怕也不一定能够靠得住。

编修新的大藏经还是不要太扩大。比如收入南传佛法的东西、藏传佛教的东西，我主张基本上还是以现有的汉文资料为主。如果真的搞南传佛教的互译或藏传佛教的互译，这件事就会变得旷日持久。文化事业是持续不断的，也是应该有阶段性的。在现阶段，还是以现有的汉文资料作为应收的主要资料。互译的事现在也可以做，也可以以后再做，再搞续编也可以。

苏晋仁（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大藏经工程可说是一个千秋伟业。现在已经到了20世纪末了，在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在前人的基础上，把过去的藏经以及藏外的东西做一个总结，做一个结论性的工作，把过去的东西都包括在内。这样，对于当今时代，对中国文化都将是极大的贡献。

我们一般用的都是《大正藏》，因为它有点句，有校勘。当然还存在很多问题，但毕竟给我们提供了很多方便。另外，我还想到一点，就是《大正藏》有它的特点，它不仅吸收前人的著作，还突出了日本人的著作。我统计了一下，它收的译经（主要是中国翻译的）有32卷1692部；中国人的撰著，祇有22卷666部；收入的日本人的佛教撰著，也有32卷，此外还有图像12卷。我们现在编纂《中华大藏经》，要突出中国人的特色，这样才能把中国历代的佛教文化表现得更加全面，这才能使这部藏经真正表现为是我们今天中国人的藏经。

另外，我有个设想，就这个藏经的收经内容而言，首先是截止年限。是否到解放前（1949年）为止，或者到清末为止。就现在看，可以到49年以前为止，因从清末到49年还有些著作。当然，收的时候对不同时间段的典籍可以适度掌握宽严。其次是收的范围。这可以分为几个方面，比如说著述方面，宗派方面，历史方面，议论方面。以至过去没有收入的山志、寺志、年谱、诗文集等等，都应该收进去，不应遗漏。如出家人的诗文集，过去也收，但比较有限。我们这次则应该比较全面地收进去。

另外，对于外国人的著作，像朝鲜人、日本人著作等，我们收不收？如果都收，那就与《大正藏》重复了。我想要有一个界限。就是古代到中国来过的，不管古代藏经有没有，都可以收。像弘法大师那样。还有，到日本去的中国高僧的著作，也应该全部收入。事实上，那些著作也都是汉文的。

关于版本，我考虑，现在如果重新来标点分段，会有一定的困难。想一下完成不行，恐怕会旷日持久。是否可以用比较简单的办法，比如金陵刻经处刻的经，差不多都有句读，就采用它的句读好了。因为如果要重新标点，恐怕工程太大。金陵刻经处本没有的，我们再做补充。至于校勘，恐怕还要再考虑。比如《大正藏》、《中华藏》都是死校。这样校当然也有用处，但有一定的局限性。它没有活校，祇是提供资料而已，没有确定这句话到底应该用哪个字。我们现在真正校的话，应该是活校。当然这个工作很浩大，很麻烦。

在编排时，最好对某一个经，把它的有关著作都放在一起。形成一个体系。这部分书以后也可以单卖，便于读者学习。这样也收得比较全。像《楞严》、《华严》，都可以自成体系。

日本《大正藏》有一个小本目录，其后有一个「会员名录」，实际上就是出钱的人，买书的人。我们以后也可以采取这个办法。谁捐了款，谁买了书，我们把他的名字列在裡面。也就是对那些愿意做功德，愿意买书的人，进行表扬。

汤一介（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书面發言：对编纂新的大藏经表示热烈支持。新编的这部大藏经要超过日本的《大正藏》，成为最完备、最权威的大藏经。这就要求必须做到两点：一、要选好底本，认真总结编纂《中华大藏经》的经验与得失。二、必须要有现代标点，做好校勘。

周绍良（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编辑大藏经是一件很好的事，我很支持，希望它能够办成。这也是一件大事，我谈几点意见：

一、我们立足于今天来编纂大藏经，就必须突破过去。从《大周目录》到《阅藏知津》，从《开宝藏》到《大正藏》，这么多目录、藏经，老实说是炒冷饭。体例也没有突破，没有变化。大家翻来覆去，还是这些相同的经典。现在我们要突破，否则显不出精彩来。古代藏经的一大缺点是白文本太多，没有像儒家《十三经》那样整理。儒家《十三经注疏》本流通后，白文本就不流通了。我们要突破，才能编纂出㓰时代的大藏经。

二、大藏经，祇限于佛言法语。我们可以不搞大藏经，应该搞佛教全书。它与大藏经形式不同，含义不同，立意也不同。大藏经有取舍，有入藏、不入藏的问题，我们可以没有这个问题。如果我们限制在「大藏经」这个名称中，太窄了。应该有新的观点，新的立脚点。

三、我们是否还采用传统排列方法？我们应该定出新的排列次序来。这才能体现新的精神。苏晋仁教授提出「以疏隶书」，我认为可以考虑。

四、必须先编出一个书目，因为现在不知道有多少书。《大正藏》中提到的书，现在不少根本找不到了，有的可能在哪裡存在著，但我们不知道。所以要调查，登记，编一本中国现存的藏经目录、佛教典籍目录。现在浙江图书馆正在从事这一工作。他们来找过我。四、五年前，我对这事有兴趣，现在没有精力了。应该入藏的书是有，但必须先去找。《大正藏》的书并非都很好。我就存有一本书，书名与《大正藏》本同，前半部分残缺，中间部分与《大正藏》本相同，但后半部分与《大正藏》本不同。《大正藏》本有时还有错字。如果还用《大正藏》做底本，就会跟著错，自己还不知道。这就很危险。因此，先把访书的工作做起来，目录编纂出来，这很重要。

五、有人谈到，由宗教局牵头，成立一个机构，向国家立项。我觉得这样做太渺茫。什么时候才能够争取到？不知道。我觉得净慧法师提的民办公助的方法很好。我们先办起来，向宗教局立案。宗教局先承认。成，望下走；不成，解散完事。成立这样一个民办的机构很有好处，我们可以在海内外争取合作与资助。有形的资助与无形的资助。有形的资助（钱）随时可以号召，无形的资助（人力、出主意，资料）更重要。我认为可以先成立这样一个机构，同时把访书、编目工作先做起来，并进一步筹㓰如何进行。这样，虽然还没有成，但已经开始向前走了。

楼宇烈（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重新编纂大藏经是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很有必要。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古代大藏经有三十部左右。新编大藏经，我看到台湾编的，就有五、六部，大陆有《中华大藏经》。我认为我们现在编纂大藏经，要考虑究竟从那个方面著眼。我比较倾向于把大藏经作为备查的资料库来使用。如果读，还要靠各种流通本。但建立佛教文化的资料库很重要，这个资料库也可以成为各庙的镇山之宝。各大图书馆能够有这么一套，就很解决问题。现在有很多资料真的找不到。实在说，一部《大正藏》是不够用的，很多东西要从其它地方去找。当然，反过来说，我们再怎么努力，也不可能收罗完全。祇能是相对的。入藏时限可以放宽，可以到现在，但选择要从严。特別是民国以后的，否则太滥。一个图书馆也不可能什么书都收。它也做不到。

由于是备查，所以我不太主张标点。对佛教典籍的标点，我深有体会，不太好办。中国的古文，佛经的翻译，根本不能用现代的新式标点去做标点。一标点就把它原来的语气、文风全部破坏了。如果没有亲身体会，从理论上讲，是应该新式标点。但祇要自己实际动手一做，你就知道不是那么一回事。不要说古代佛经，就是严复翻译的著作，也同样。我也做过严复著作的校点。用新式标点都很难。因为它是四六文，用新式标点一标，原来的文风、气息全部没有了。所以我认为，最多做句读。就这样恐怕好多还做不过来，或者做不了。金陵刻经处的本子是句读了，但也有好多都空著。因为他圈不下来，不知道在哪裡圈。包括《藏要》，也有不少地方没有断掉。这当然应该允许。所以，如果用新式标点，不仅工夫很大，恐怕将来错误百出，还误导阅读。所以能够用句读就很好，而且侭量保持它原来的文气。如佛典四字一句。其实要从内容看，有些地方八字一句才好，但古人的行文，人们的读法，就是四字一顿，才有味道。新式标点，是符合意思了，但没有味道了。说实在的，看不懂的人，再新式标点，他也看不懂。需要研究的人，没有标点，他也要研究，所以标点的工夫可以省。校勘，可以侭量利用现在已经有的。现有的当然并不都是正确的，但可以侭量借用。如果全部自己做，这个工夫也不得了。底本，是否可以用百纳。不一定非要确定为某一个。哪个精，哪个好，我们就选那个。这样更好一点，也可以省去很多校勘工作。比如我校过《房山石经》一个本子，其它藏经读不通的，《房山石经》可以读通，这就应该选为底本。所以选底本应该不拘一格，百纳。

从步骤来说，可以电子版先上。因为我们要出重排本，那首先需要录入。录入以后，校勘也罢，什么也罢，都可以在电子版上做。有些可以先出一些阶段性成果。然后回过来做书册本。

事情很大，需要成立一个机构。我觉得这个机构依托在一个寺院有它的优越性。可以得到长期的资助，可以维持机构的日常运作。三十年代影印宋藏，也不是国家的机构。用这种方式比较有保证。工作人员应该固定，不能像《中华大藏经》那样临时聘用一些退休人员。编纂的过程也是培养人才的过程，我们应该吸收一些年轻人參加。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培养了一些佛教人才，毕业以后无处分配工作。而这项工作很需要人，应该结合起来。我觉得佛教界缺乏一些眼光。各大寺院钱很多，可以多办一些研究所，把我们培养的学生吸收过去。有好处。这些人也可以随缘么，愿意出家就出家，愿意做居士就做居士，愿意当研究人员就当研究人员。这项工作，临时请一些人来出出主意，这个可以。但真正做起来，不落实具体的地方，组织固定的工作人员，没有周密的计㓰，那还是困难，临时措施是不行的。《大正藏》很多问题，也就出在当时找了一些临时工作人员，每人包几卷，进行点校，那问题就出来了。

如果能够做出来这样的藏经，意义太重大了。至今为止，还没有这样一个资料完全的大藏经，所以很有必要，很有需要。辛亥革命以前三亿五字，我估计可能还要超过。当然编的时候，具体问题还要商量。有许多资料是重复的。

另外，就是能够考虑在这同时编纂一个供大家阅读的小的佛藏，真正是能够实用的。像《藏要》性质之类的。无论信仰者、研究者，都可以阅读。这可以考虑注释等等。

收的范围非常复杂。如果全部收，了不得。这与其它古籍整理也有重复的地方。现在浙江图书馆在做调查。图书馆以外的资料需要另外调查。现在可以先做起来。

（整理者　赵建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