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新编汉文大藏经的意见

吴立民

汉文大藏经，自唐《开元录》一直到日本《大正藏》，迄今已有二十多种版本藏经，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都曾作过奉献和起过作用，是人类文明史上最宝贵的文化遗产。现在完整的佛教和完整的佛藏基本上都在中国。为融合古今中外一切佛法，以适应世界佛教时代，普摄人间群机，实有重新编修汉文大藏经之必要。有鉴于斯，近几十年来，有志弘法之士，莫不关注此事。台湾有中华佛教会屈映光等修订《中华大藏经》之纂辑，佛光山有《佛光大藏经》的编印，大陆前有周叔迦先生集中木刻经板刊印《金陵大藏经》之策㓰，吕澂先生有《新编汉文大藏经目录》之著作，现有中国古借领导小组重修《中华大藏经》之出版。但兹事体大，既非一人一地之力，亦非一朝一夕之功，非法缘成熟，难以完全办好。目前收辑较备，流通最广的仍推日本《大正藏》。惟《大正藏》亦有二失：一是体例不侭如法，有小乘经典列入大乘，而大乘经典又列入小乘者；有显教经典列入密教，而密教经典又列入显教者。宝积与大集性质相近而別分两类；释经宗论与诸宗关系密切而混淆不清。二是收集不够完整，有些佚书未收，有些应入藏而未入；藏传、南传、汉译重要著述，如宗喀巴《菩提道次第论》、《密宗道次第论》、觉音《清净道论》等均未收入。且《大正藏》出版至今已七十余年，新著新译可入藏者不少，虽有续藏，未能顾及。三是实用不大方便，有些经论，一直没有断句标点，校勘索引很不精审，错讹太多，图像零乱无序，应有附录全付阙如。而且《大正藏》为日本所辑，非中华所出，许多中土著述未能收入。作为现存佛教和佛藏最完整的中国，理应重新编修中华大藏经。而由国家主修现正印行的《中华大藏经》，除版本校勘有其优胜外，体例一仍其旧，收集未见完整，更不方便实用，且价值昂贵，非常人之所能问津。因此由中国佛教协会筹㓰重新编修一部汉文大藏经，是非常必要而适时的。新藏名为《金陵大藏经》，或另行命名如《无尽意藏》亦无不可。如巴利语三藏完成汉译，藏汉两部大藏又完成对勘互译，则不但完成了中国佛教三大语系的典借总集，而且将是世界上最完整的佛教典借总汇——集人间法藏之大成。那才是真正最理想最完备的中华大藏经。

综合现代各方对修藏的意见，诚为印顺法师所说，可概括为四大要求：一是「求其精要」，这属「选藏」工作；二是「求其完备」，这属「续藏」工作；三是「求其通顺易晓」，这属编译「语体（白话）文本」工作；四是「求其传布世界」，这属「将汉藏译为世界各种语文版本」工作。后两种要求是性质不同的另类问题，可不与前两种要求混淆，纳入重修新藏之列。这样，编修新藏的要求，主要是两条：求精与求备。求精就要选，就要如理；求备就要全，就要如量。二者看似矛盾，实乃相辅相成。其间就要求编，求编就要法，就要如法，这就是第三条，也就是在「选藏」、「续藏」的基础上更深层次地「编藏」。从当机出發，新编大藏，要突出三大特点：

一、体例的科学性——就是分门別类，要如理如量，既要契合佛法的根本教义和历史传统，又要当机创新适应现代图书科学分类方法和学科分类与代码的国家标准，使新藏本身就体现出佛法圆融大小乘，圆融显密教，圆融世、出世法的圆融性。

二、收集的完整性——就是完备齐全，要包括汉传、藏传、南传三个语系的汉文译著以及日、朝、韩、印、斯、缅、泰等国乃至欧美的汉文译著。这就需要译经工作相与配合。译经工作有三，即（一）、译巴利语三藏为汉；（二）、汉藏大藏经对译，主要是藏译汉；（三）、今译，即近现代世界佛学名著译汉。此外还要搜求佚书，收集《房山石经》、《敦煌宝藏》及藏外佛书，乃至与佛教有重大关联的非佛教典籍，收集完整齐备，使新藏本身就体现出佛法具足三藏一味，九乘差別，具足世法、出世间法的圆满性。

三、实用的方便性——就是方便实用，不仅便于供奉、收藏、流通，而且印刷精美，便于翻阅，切合实用，经济实惠，使读者生欢喜心，恭敬心，得到法益受用。要求标点逗句，提供系统图像，编好各种索引，附录必要资料，包括悉昙、音义、曲谱、年表、曼荼罗、比较图、对照目录等等，宋体纸型编排印刷，制图、插画、美编、装潢等等，侭可能采用现代化手段。无论是光盘或纸型，但必需保留传统优点，發扬金陵刻经处木版线装的庄严美观的传统优势，使新藏本身就体现佛法方便善巧，出入一切门示现无碍的圆成（用）性。

要编好这种具有中国特色，能适应现代走向世界，真正能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新编汉文大藏经，关键要抓好四个基本点，即做好四项基本工作：一是定好体例，二是编好目录，三是选好版本，四是搞好标点。

一、定好体例。即首先解决分门別类的部类问题。综观历代藏目，自《开元录》立其范畴，至元代庆吉祥作《至元法宝勘同总录》，一度变更。《开元》以大小乘各分经律论，《至元》以经律论各分大小乘；《开元》大小乘经分重单译，《至元》不分重单译。《南藏》、《北藏》、《嘉兴》、《龙藏》等递相倣傚。明寂晓《释教汇目义门》，改革部类，合并经律论杂，分为华严、阿含、方等，般若、法华、涅槃、陀罗尼、圣贤著述八部，此就五时说教顺序，第四时方等赅括宝积、大集，第五时则分为法华、涅槃。此乃创新之分类，但后世各藏均无倣傚者，惟《阅藏知津》及日本《缩刻藏》效其华严居首。说者谓古代各藏以般若居首，般若为诸佛之母，《义门》、《知津》、《缩刻》以华严居首，华严为诸经之王。实则华严不仅经中之王，亦居五时之首也。《大正藏》则以阿含居首，取其由浅入深，由小入大之意。明智旭《阅藏知津》又另起炉灶，別开蹊径，日本《缩刻》，略仿《知津》，《大正》亦本《知津》而加变革。就中国言，藏经虽多，所分部类祇此《开元》、《至元》、《义门》、《知津》四种。日本《缩刻》、《卍字续》皆具义例，《大正藏》殆集各藏之长，如前所述，还不侭理想。晚近学者，诤论颇多，见仁见智，各有所得。按古代印度传译佛书，约时代而竖分，不出声闻藏、菩萨藏、秘密藏三大类；约内容及文体而横分，即不出经、律、论、杂四藏。从印度發展到中国三大语系的佛书，则不能不考虑到密乘与禅宗诸书，势必要立密藏与禅藏。密藏亦有先例，意见不大；唯立禅藏，异议颇多。近世纪来，由于佛法传入西方以及近代文化的影响，治理佛学方法，多少与古代不同，使用之语文，研究之论题，更为广泛，体裁与内容，都与古代有很大差別。因之近现代著作除可纳入经、律、论、密、禅五藏中外，其他均可摄入杂藏。这样，就以经、律、论、密、禅、杂六藏来分类，每类之下再按大小乘法门及世法学科性质分目。其详将另拟新编汉文大藏经的体例说明。

二、编好目录。即按所定体例分门別类编目。过去上海佛学书局曾油印有《五种大藏经目录汇编》、吕澂著有《新编汉文大藏经目录》、现在有台湾出版蔡运辰编著的《二十五种藏经目录对照考释》，甚为详尽。最近我所又访得社科院有人编有《近百年来重要佛书目录》及《近百年来重要佛学论文目录》，中国佛教图文馆编有馆藏《藏传佛教汉译著作目录》，成都黄显铭补足日本宇井伯寿编的《西藏大藏经总目录》而撰成的《藏汉对照西藏大藏经目录》，藏学研究中心正在编纂《藏汉大藏对勘总目》。这些都为编好新藏提供了资料条件，我们拟在上述各种目录以及更加广泛采集拾遗的基础上去粗取精，扬长避短，融会贯通，按新定部类体系，重新编写汉文大藏经总目录。

三、选好版本。实即解决异本歧出之书的校勘问题。各藏之有校勘，始于日本《缩刻》而继以《大正》。因《缩刻》、《大正》皆以《高丽藏》为本，论者谓《丽藏》错误较少，核之殊未尽然。所以行家大都主张中华修藏，应自择善本。国家主修的《中华大藏经》颇致力此，应吸其成果，以免重劳。台湾学者蔡运辰在其所编著《二十五种藏经目录对照考释跋》中，曾提三项方案，可以參考研究。因新藏必须标点文句，作好校勘，更为必要。校勘之法，或以一本为主，分注各本不同之字句，《缩刻》与《大正》皆然。或就各本择善而从，而仍注明余本之不同字句，古借中颇有此例。或就各本中择善而从，不注余本之不同字句，《频伽》所校《一切经音义》用此法，论者谓其未免过于自行，使古书失其真正面目，不宜倣效。凡此均须研究，慎重而定，万无一失，裨臻完善。

四、搞好标点。此即解决经借断句问题。由于佛法深奥，一字多义。佛以一音演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一般标点符号，难以准确表达句义，甚至造成误解或障碍。因此对佛经标点，拟采用古借逗句办法，仅用逗号、句号，以示断句；或用「．」、「。」两点以示断句。以「└」号于两行底交以示分段。如何是好，均应从长计议，深入研究。

做好上述四项基本工作，则编藏工作基本可以完成。这是前期工程，后期工程即为印藏工作。印刷發行工作虽仍繁重，但有前期基础，即可交叉配合进行。其实施方案将由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与金陵刻经处拟定。

新编汉文大藏经，是人类文明建设的根本大事，是续佛慧命、当机弘扬佛法的根本大事。显实相于文字，转法轮于经藏，化干戈为玉帛，挽共业以净行，誓愿精诚，众生祈求，诸佛加持，人天护佑，全力以赴，圆满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