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二章经抄出的年代

佛教在汉明帝永平八年（公元六五年）以前就已传入我国内地，但其初曾否翻译经典，现在却很难稽考了。西晋以来，由汉明求法故事的發展而有了最初译出《四十二章经》的传说，流行至今，虽屡经学者考证它的虚构，而一般人仍然信以为真。因此，这一有关中国佛教历史的《四十二章经》年代的问题仍有深入探讨的必要。在这里，且来简单地说一说我们对此问题的看法。

预先要说清楚的，在梁代之前出现的《四十二章经》始终只有一本，即是僧佑《出三藏记集》（卷二）著录的一本，也就是现存各种宋版藏经所收的本。这对后来屡经改窜的各本而言，可以称为「原本」。费长房《历代三宝记》（卷五）记载有支谦重译的《四十二章经》，说是见于《別录》，又说它和摩腾所译的小异，这些都是长房玩弄的玄虚。不用讲《別录》里所有支谦译本都已被僧佑收入《出三藏记集》更无遗漏，而且在长房当时明明只存所谓支谦译的一本（见《历代三宝记》卷十四《小乘经入藏目》），又何从作此比较？这正同长房也说支谦所译《赖咤和罗经》是第二出，和支曜译本小异，而根本就没有支译一样的凭空结撰，不可置信。

从原本《四十二章经》的体裁上看，它的确是种经抄，它所从出的大部又是何经呢？这看它各段都只短短的几句，称之「章」，又各段开头常常加上「佛言」字样，则和支谦译本《法句经》以颂为章且说是「撰集佛言」的形式十分相似，就很容易明白那大部应该是《法句经》的一类。我们再用《法句经》的各种汉译本来对照，又發现《四十二章经》整整三分之二都同于《法句》（參照文末附录的对照表），就称他为「法句经抄」也决不会有多大的错误。

明白了《四十二章经》的性质以后，它的年代问题就比较容易解决。先从它依据的《法句经》梵本说起。《法句》梵本原有略中广三类，这当于支谦《法句经序》所说的五百偈、七百偈、九百偈（后来更發展为一千偈以至一千五百偈）。五百偈是原型，其余则经过法救改订而为各部派采用之后多多少少加以变化了的。法救改订本的特征最显著的是补充内容而增加了品目（原有二十六品，改订后加到三十三品乃至三十九品），其次则「录其本起，集而为解」（僧叡《出曜经序》语）成了「譬喻」的体裁。现在从对照表上看，《四十二章经》所据的《法句》就具备这些特征（如表中一、二、四、一三、一七、二五、二六各项都出于增加的新品，一七、二一两项更属于本起之类），足见其为法救的改订本无疑。法救和迦腻色迦王同时，活动于公元第二世纪中叶，经他改订过的《法句》传来汉土，至早也应在汉灵帝的末年了。

《四十二章经》之为经抄，并非印度现成的结构，而是从一种汉译《法句经》随意抄了出来，所以显得那样凌乱、疏漏，毫无印度著述所常有的精严风格（这像《瑜伽师地论》卷十八、十九所收《法句经》二十八颂节本，便是结构整然，迥不相同）。从前有那一种《法句》的译本存在，可以由《法句经序》所说而知。序说「近世葛氏传七百偈，偈文致深，译人出之，颇使其浑漫」。这表明了距离维祇难译出五百偈本不远的汉末，曾经有过改订本《法句经》的翻译，而它的译文浑漫正是通过《四十二章经》所能见到的面目。像它用散文改译颂句，使人迷离莫辨，又随处敷衍解释，这非浑漫而何？至于葛氏其人，名字虽不见经传，但很可能是昙果。这不仅「葛」「果」两字声音相近，并且昙果为汉末唯一传来法藏部经本的人（他所传《修行本起经》即是法藏部本），而从《四十二章经》上见得那部《法句经》所有的部派特征（如第八章所表现的「布施依施者得清净」，又第九章所表现的「施佛果大」等），恰恰证明它正是法藏部的传本。

至于从汉译《法句经》抄出《四十二章经》的年代，这可在经录上找到线索。僧佑《出三藏记集》卷二说《四十二章经》最初见于「旧录」。此录在《出三藏记集》中引用极多，而又对道安经录特称旧录，应该是安录以前最流行的一种。再看它记载的译籍只到晋成帝末所抄集的《譬喻经》为止，又特別著录竺叔兰的译经《首楞严》二卷，这和《高僧传》卷四所说支敏度于晋成帝时著译经录流行于世，以及兰译《首楞严》仅见于支敏度《合首楞严经记》等事实相符合，可以断言旧录即是支敏度的《经论都录》。由此限定《四十二章经》抄出的最低年代不得迟于支录著成之年，即成帝末年（公元三四二年）。又关于汉明求法故事的最初记载，现在见得到的是晋惠帝时王浮《老子化胡经》中间所引的一段，但是它并没有提到《四十二章经》，经抄当在后出，所以它最上的年限不能超过惠帝末年（公元三〇六年）。就在这短短三十几年中间（公元三〇六～三四二年），有法炬等《法句譬谕经》的新译，它也带著抄译的性质。此时会有《四十二章经》的抄出，无疑的是受到它的启發。至于经抄作为汉明求得的第一部经典，这大概是从《法句经序》所说「其在天竺，始进业者不学法句谓之越序，此乃始进者之鸿渐，深入者之奥藏」这样的认识而来的吧。当然，这中间也有矫正《化胡经》中「写经六十万五千言」那种夸大其辞难以取信的用意。

旧录记载《四十二章经》特別加上「孝明皇帝」四个字，这说明经抄初出就有了声明来历的那篇经序（见《出三藏记集》卷五）。但序文开头说「昔汉孝明皇帝」著了一个「汉」字，也无意间告诉人抄出时代之晚。旧录在《四十二章经》之外还记载有《五十二章经》，这也是旧译《法句经》的一部分，梁代虽说缺本（见《出三藏记集》卷四），但现今却在《处处经》里面發现了它。用来和《四十二章经》一比较，可见经抄当时就已做了一些修辞的工夫，所以使人读了会有「辞句可观」不似汉译的感觉。

我们对于《四十二章经》年代问题的推究即到此为止，另外，连带著两个问题还须略加解释：其一，汉恒帝延熹九年（公元一六六年）襄楷上疏里有「浮屠不三宿桑下」、「天神遗以好女」两段，和《四十二章经》第二章，第二十四章很相像，似乎经抄早就有了，但事实却不然。襄疏两段的意义并不完全和经抄相符，只是异常类似，而从此类似上也只见到它们有同出一源的关系而已。《法句经》的素材主要取自《增一阿含》，襄疏那两段也出于《增一阿含》（參照秦译本卷六、卷四十一）。在襄楷上疏时安世高就已有了《增一阿含百六十章》的译本，所以疏文可以別有出处，而不必依赖《四十二章经》。其二，自序称汉末所著的《牟子理惑论》就已提到《四十二章经》，似乎经抄早应有了，但事实也不然。《牟子》一书的年代问题虽尚有讨论的余地，我们却很赞同一些学者已有的比较公平的看法。这就是，从《牟子》的自序里一些叙事（像交州牧弟的被杀等）和它文字上一些特征（像引《老子》而不及《庄子》，又避汉明帝讳称庄公为严公等）诚然可以使人相信它是汉代的作品，然而这些也是有意作偽者所能做出来，甚至必须如此做作出来的。至于它的内容取材于佛典译本的地方，则因为头绪纷繁照顾不周，就往往露出了马脚而不易掩饰。这像须大拏故事等，三国时代始见译传上，而它就已引用了。尤堪注意的，像说佛「以二月十五日泥洹而去」，又说「佛道以酒肉为上戒」，这些乃是晋凉两译《涅槃经》陆续流行以后才有的资料，而它也引用到了，可见它的制作至早也应在刘宋初年（公元四二二～）。它提到《四十二章经》之处，只是抄袭经序，这对推论经抄的年代说来，关系就更加浅薄了。

附录：《四十二章经》、《法句经》对照表

一九五六年八月七日改写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