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小传

吕澂大师是江苏省丹阳县人。字秋逸（又字秋一、鹫子）。出生于光绪二十二年（一八九六）。年轻时曾肄业于常州高等实业学校农科，后又入南京民国大学就读经济系。十九岁时曾到日本专攻美术。翌年（一九一六）回国，出任刘海粟的上海专科学校教务长。这时，他才不过二十岁。从上面的履历，可以看出吕澂早年涉猎的学术层面颇广。他先后曾读过农科与经济，对美学也曾刻意钻研。台湾佛学界的一般人也许多少曾读过他的佛学著作，但是大概很少人知道在美学方面，他也出版过不少书。他曾经撰有《美学概论》、《美学浅说》、《现代美学思潮》、《西洋美术史》四部书问世。

在学术领域裡，农科、经济、与美学，这三者都与佛学沾不上边，但是到后来，吕澂却完全舍弃这三者而一意研究佛学。

吕澂在十四岁时开始自修内典。十八岁（一九一四）时，到南京金陵刻经处的佛学研究部随欧阳渐学佛学。这是他一生生命的重要转捩点。从此，唯识学大师欧阳渐得到一位「超敏缜密」（欧阳渐语）的传人，而吕澂一生中的后面七十五年，也从此奉献在佛学研究领域裡。

吕澂在二十二岁那年（一九一八），开始协助欧阳渐筹办支那内学院，四年后该院成立，他也专驻该院，以襄佐其师。到欧阳逝世后，吕澂曾先后出任该院的教务长及院长等职。中共政权成立后，他续掌院务，到一九五二年该院停办为止。此外，在世俗职务方面，他也曾担任中共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后改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委员，及中国佛教协会常务理事等职。

一九六一年，吕澂接受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托，在南京开办一个为期五年的佛学班。他在该院所授的课程，后来被整理成书的有《中国佛学源流略讲》、《印度佛学源流略讲》与《因明入正理论讲解》等书。此外，在一九六三年，他还编了一部《新编汉文大藏经目录》。这四部书加上若干篇论文，是他在中共政权成立后的所有著述成果。

大陆的「文革」，似乎为吕澂的佛学著述活动㓰下休止符。因为从「文革」开始以后，他就不曾有过新著问世。「文革」之初，吕澂的年龄大约七十岁。这是人文学者思想趋于圆熟的年龄。加上他的身体还算健康，到九十一岁时还曾向访者自谓「耳聪目明」，且能研讨佛学问题，可见他在七十岁时是肯定有著述能力的。可惜从那时开始即告封笔。中国大陆佛教研究界的第一硕学，有二十余年「不著一字」，实在是学术界的一件憾事。

从一九七一年起，吕澂即卜居于清华大学的清华园，住在他那执教于清华大学的儿子家中，直到去世为止。他的著述，在文革过后，先后曾由他的学生加以整理出版。其中，较早的有谈壮飞整理的《印度佛学源流略讲》与《中国佛学源流略讲》、张春波整理的《因明入正理论讲解》。其后，李安又将上述这三书，并入《吕澂佛学论著选集》之中，于一九九一年由山东齐鲁书社出版。这部《选集》虽然不能尽收吕澂的毕生著述，但却是目前所能看到的吕澂著述集中，内容最丰富的一部。

二、佛学著述

吕澂研佛时间早，加上通晓英、日、梵、藏、巴利等多种文字，因此其学术工具之多与研究领域之广，在我国佛学界，无人堪与比拟。其著述在《吕澂佛学论著选集》出版之前即已印行成书者，共有下列几种：

• （一）译介类：《佛学研究法》、《印度佛教史略》、《佛典泛论》等三书。
• （二）印度佛学类：《印度佛学源流略讲》。
• （三）中国佛学类：《中国佛学源流略讲》。
• （四）西藏佛学类：《西藏佛学原论》。
• （五）因明、声明类：《因明纲要》、《因明入正理论讲解》、《声明略》。
• （六）目录学类：《新编汉文大藏经目录》。

至于单篇论文，除有二十几篇收在印度、中国二部《略讲》等书中作为附录之外，其余多刊载在各期刊之中，其后则被收入《选集》之内。在台湾，另外还有二本上列诸文的选辑。其一是《吕澂选集》，另一是《吕澂文集》。前者收在《现代佛学大系》第五十一册，后者则为单行本。

在上列诸书中，最具份量而且较能看出吕澂的功力的是《印度佛学源流略讲》与《中国佛学源流略讲》二书。此外，译介类三书常被误为吕氏的著作，其实只是编译及增订而已，其中，《佛学研究法》与《佛典泛论》分別取材自日人深浦正文的《佛教研究法》与《佛教圣典概论》。而《印度佛教史略》则大体取自荻原云来的《印度之佛教》。关于这些书的原始取材，吕氏都曾在序文或卷末书目中加以说明。因此只能把他们视为译介，不能视之为吕氏的重要著作。大陆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编）将这三书也一并归为吕氏的「主要佛学著作」，是不恰当的。

从上列吕氏的著作表，可以看出其治学领域广泛地涵盖了印度（包含南传）、中国与西藏的三系佛学。事实上，他不祇深入这三系佛学的义理大海，而且对梵藏佛典的对勘与版本目录等文献学也极为精审。在因明学研究方面，他也是开风气之先的启蒙大师。从他的佛学深度、广度、与语文来看，他是最有资格睥睨于当代国际佛学界的我国学人。

三、学术成就

关于吕澂的学术成就，可以从他本人所撰〈内学院研究工作的总结和计㓰〉一文中摘录出来。该文所提到的虽然是所有支那内学院的综合成果，但是其中有好几项正是吕澂本人的重要学术业绩。这几项是：

（一）「在玄奘所译《瑜伽论》最后二十卷裡，發现了引用全部《杂阿含经》本母──这是连玄奘本人也未尝知道的。因此明白了瑜伽一系学说的真正来源，并连带订正了翻译以后便弄紊乱的《杂阿含经》(〈杂阿含经刊定记〉)。」

据旅居日本的友人传述，有一年在日本的一次佛教学术会议裡，北海道大学教授向井亮，也曾提出类似吕澂的看法，当他被指出这一事实早在六十几年前已经被吕澂發现时，曾撰文表示无限的唏嘘与嗟叹。

（二）「认清了梵藏本唯识论书的文义自成一系，跟玄奘所传的迥然不同，因而确定了唯识古今学说分歧之所在(详见《内学》第三辑所载〈安慧三十唯识释略抄〉引言)。」

（三）「汇萃汉藏梵文所有的资料，并參酌时人已得的结论，对于佛学纵面的思想源流彻底作了一番考订，著有《诸家戒本通论》、《佛学七宗源流十讲》等。这样刊定了印度时代佛学的实际地位和它们理论的确诂，而建立起学说史的标准。再据以返观我国所传的各说，就容易發现它们和印度原本的距离。其间更见出有相反的趋势，像流传很久的《起信论》、《楞严经》一类返本归元的思想，都决定是国人错解义理而偽托为佛家之言，我们曾毫不容情地予以破斥(见〈楞伽与起信〉、〈楞严百偽〉等论文)。

又由此一贯错误的思想影响到禅宗方面，构成『本觉』异说，我们也都完全揭發它出来。(见〈禅学述原〉)还有西藏所传显密各宗学说之是非，我们也作了一番全般的批判。(见《西藏佛学原论》、《略论西藏佛学之传承》、《藏密三书导言》等，这都是为要做到真正佛学的实践，而来扫除一切的障碍。)」

除了上述三项之外，如前文所述，吕氏对于因明学的弘扬与研究，也有为时人所不及的成绩，他对勘因明论书之藏汉译本，校正不少窥基《因明入正理论疏》的谬误，而且也译出若干因明学名著（如《因明抉择论》、《集量论释略抄》等），对因明学的阐释，是有一定成绩的。

此外，对于汉文大藏经目录，他也曾重分大乘经的部类，校核译本与译者，在佛典目录学上，也有突破性的创见。至于对部派佛教的研究业绩，迄今为止也罕有国人能与相拟，他在《印度佛学源流略讲》书中所附录的七篇关于部派佛教研究的文章，也是民国以来最具深度的同类著述。

综合地看，吕澂的学术地位及成就可以从下列几方面来衡量：

（一）对于十九世纪以来，欧美所盛行的新颖的佛学研究法(亦即以文献学、历史学、哲学等等各类学术方法及学术态度去研究佛教的方法)，吕澂有完整而深入的理解。他是将这种研究态度与方法介绍给中国佛学界，并且本身的成就也最大的中国学人。我们也可以说，吕澂是这种新式佛教研究在中国的主要奠基者。

（二）吕澂的佛学研究，不唯功力深厚，而且所涉及的领域也至为广博。从他的著作来分类，他在佛书版本及辨偽、印度原典的研究与迻译、因明与声明、戒律、西藏佛教、印度佛教、中国佛教等方面都有卓越的成绩。在所有佛教研究领域裡，如果综合起来衡量，在广度与深度上，他可以说是二十世纪中国佛学界的第一人。

（三）在学术创见方面，除了前面所提及的学术發现之外，吕澂的大部份论文，其实或多或少都有發人所未發，言人所未言之处。而综合性的创见与对中印佛学融贯疏解，则表现在他那两部讲稿（《印度佛学源流略讲》与《中国佛学源流略讲》）之中。尤其《印度佛学源流略讲》一书，更大体可以展示其一生主要佛学功力之所系。

该书大陆版的「编辑说明」中，曾扼要地举出全书的精华所在及吕澂的主要研究成果。这段文字，可以使读者对吕澂的学术功力有初步的理解。其文略云：

「本书把印度佛学分为原始佛学、部派佛学、初期大乘佛学、小乘佛学、中期大乘佛学、晚期大乘佛学等六个阶段。」作者根据汉文藏文的大量文献，对勘巴利文三藏以及现存的有关梵文原典，按照各阶段出现的典籍先后顺序，说明它们各时期学说的特点和变化，对印度佛学一千五百年的历史發展概况，基本上勾㓰出一个清晰的轮廓，这样原原本本讲述印度佛学史的，在我国这是第一部书。

吕澂先生专力于佛学研究数十年，在文字上，对版本、原典或异译本做了大量的校勘，在义理上，对各宗各派的根本典据、师承以及前后学说的發展变化做了详尽的考证，一字一校。一书之勘，竟委穷原，务求落实。因此，有一些长期以来被弄错了的或者模糊不清的史实，也能够获得了比较合理的答案。讲稿中如关于佛灭年代「点记说」的提出，「分別论者」是上座部的刊定，说一切有部「相应阿含」的發现，唯识古今学的辨析等等，都属作者孤明先發之见。诸如此类，书中还随处可睹。

至于《中国佛学源流略讲》一书，则是吕澂对中国佛教之若干主流学说的探讨。他在书中分析中国佛学体系之形成、發展与衰落之各阶段的特征，厘清各家思想的异同，并借此以彰显中国佛学与印度佛学的基本差异。

这部书共计十章，如果附录的十几篇文章不算，那么单凭这十章本文，在份量上显然不如《印度佛学源流略讲》。侭管如此，如果不具有吕澂其人的学养，其他人还是不容易写出这种程度的论著的。

上述这两部印度与中国的佛学著述，加上他早期的《西藏佛学原论》，这三部书使吕澂为现代中国佛学界，奠定了印度、中国、西藏三系佛学扎实的研究基础。

此外，有一项奇特的现象值得附此一提。吕澂是唯识学大师欧阳渐的大弟子，也是唯识学重镇──支那内学院的核心支柱。其对唯识学所下的功夫也非寻常学者所能比拟。然而，奇特的是，他所撰的唯识学论著为数甚少。在他所出版的十本书裡，没有一本是专论唯识学的。在他所撰的七十篇左右的论文中，专论唯识学的比例也不大。可见吕澂所瞩目的是印度、中国与西藏的三系佛学，而不是唯识宗一隅而已。

四、风格与际遇

在欧阳渐逝世后，支那内学院由吕澂主持（一九四三─一九五二）。内学院是从杨仁山的金陵刻经处演化而成的。杨、欧阳、吕三人虽然是直系的学术传承，但三人的风格并不一样。杨仁山生在佛学极端衰弱的清末，研学环境太坏，可用的古今典籍甚少，又缺乏良师益友，因此，他虽然是复兴中国佛教的枢纽人物，但本人的学说平平，给人的印象只是一个有心做事的传统佛教知识分子而已。

欧阳渐的印象则不同，他具有浓烈的宗教热忱与精纯的宗教情操，而且愿力深厚，是一个能将生命溶入佛法之中的宗教思想家。至于吕澂，在风格上又与欧阳渐显然不同，他给人的印象是学者风范大于宗教家风范。冷静客观，求真求实，性格上似乎较缺乏宗教家的淑世热情。因此，与其视之为宗教家，不如视之为具有文化使命感的佛教学者，反而来得恰当些。

作为一个二十世纪的佛教学者，吕澂的际遇并不顺畅。他与同时代的日本学者宇井伯寿在学养等方面都颇为相似，但是外在环境与对后代的影响则不可同日而语。他们都熟谙现代佛学研究方法，通晓多种语文，都具有世界眼光，治学领域也遍及印度、中国、与西藏三系的佛学。论学说的广度及深度，两人的水平大体是相同的。在师友方面，宇井是著名学者高楠顺次郎的门下，与木村泰贤、长井真琴等名家又是同学。同样地：吕澂是唯识学大师欧阳渐的上足，也是王恩洋、黄忏华、熊十力等名家的掌门师兄。可见在人事环境中，宇井、吕澂二人都同有良师益友可供提携与琢磨。

然而，在现实际遇上，宇井则远比吕澂顺利得多。宇井先后出任日本东京大学、东北大学，与驹泽大学等校教授。现实上的优渥学术环境使他在八十一岁的生涯中著作产量远多于拥有九十三岁高龄的吕澂。宇井在学术研究与教育学生方面的成果，也使日本佛学界产生了一股「资料丰赡、考证周详、义理深入」的绵密学风。这股学风曾影响了甚多二十世纪的日本佛教学人。

宇井的成就固然出自于他本人的天赋与努力。但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外在条件也是使他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这就是：日本有容纳一流佛教学者的环境。因为日本有数十所佛教大学，数以千计的佛教学人，以及数以百、千万计的佛教徒与佛书读者。

在这方面，吕澂是不能与宇井相比拟的。支那内学院在抗战期间由南京迁到四川江津（蜀院）。抗日胜利后却无法在南京复校。一九六一年他受中国科学院委托的佛学班，仅数年即告停止。「文革」之后，他几乎全然消声匿迹。就其一生所学与著作的比例来衡量，其已出版的各种著作，几乎不及他的学问的十分之一。如果环境好，社会需要他，那么，再写出十种具有国际水准的著作，应该是很可能的。

的确，整个现代中国的大环境，似乎并不需要吕澂这样杰出的学者。一般大学不需要他，佛学界与佛教文化界自顾不暇，对他也无法关注。至于哲学界与历史学界，更无法给他应有的文化尊重与支持。

最令人感到怅然的不祇是整个社会对他的冷漠，也不祇是其学术思想的后继无人，而是他所竭力去廓清扫除他所认为的佛学上的「重重障蔽」与「错误思想」迄今仍然百花齐放，盛行一时。他认为「楞严、起信、偽说流毒千年」。说《起信论》是一部「来历不明而面目模糊的书」，列举一百余条证据去证明《楞严经》的内容「集偽说之大成」。

但是这两部书仍然盛行于当今佛教界而不为所动。他认为《四分律》不如《有部律》，认为《梵网经》是偽经，但是佛教界每年传戒时仍然依据《四分》与《梵网》。

他看不起熊十力的思想及熊氏的《新唯识论》，认为熊氏思想如「浮光掠影，全按不得实在」，然而熊氏思想却甚受海内外华人哲学界重视与欢迎。

这些现象不祇烘托出哲人的孤独，也显示出治学的艰难。而且也不禁使人怀疑：学者对佛学的研究结论，与现实的佛教信仰是否有必然的关涉？

回顾这位当代佛学大师的一生，不祇使人感觉到生为现代中国的佛教学者是何等的不易，也凸显出我国佛学研究环境的某些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中国的佛教学人势必难有出头之日；中国的佛学研究，势将永远落后日本一大截。

※本文原载于一九九一年新文丰版之拙著《二十世纪的中日佛教》书中

法鼓山中华佛学研究所研究员　蓝吉富谨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