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　佛法概论

《佛法概论》这部书，曾为了他（在香港）的出版，我没有转移到重庆，而免了陷身大陆的灾难。也为了他的出版，为人密报「为共产党铺路」。假使这本书是人的话，那应该说恩人还是冤家呢！

国历四十三年一月二十三日，中佛会特电协助取缔。子老要我呈请再审查。就在一月二十五日，请中佛会转呈有关机关，请求再予审查（附上《佛法概论》）。当时分三项来申明理由——「关于佛法概论者」，「关于个人者」，「关于来台以后」。「关于佛法概论者」部分，是这样写的：

共产主义，主要为唯物主义，斗争哲学，极权政治。概论一再说到：佛法不偏于物；不从物质出發而说明一切；不同情唯物之认识论，且指斥为：结果反成为外界的奴隶……庸俗徇物。其非唯物主义，彰彰明甚。佛法重于自他和乐，重于慈悲，且指「惟有嗔恚，对有情缺乏同情，才是最违反和乐善生的德行。……恶心中，没有比嗔恚更恶劣的」。其反对残酷斗争，极为明白。至于极权政治，尤与本论相反。盖佛教僧团，纯为民主生活。「佛法的德行，是以自他（和乐）为本，而内净自心，外净器（世）界」。纯本于佛法立场，与马列之共产主义，绝无少分之相染。

北拘罗洲为福地，无家庭组织，故「无我我所，无守护者」。无男女之互相占有，无经济之彼此私有，此全依经典所说。若更有智慧与慈悲，则为净土。以世俗论之，此为古代所有之理想社会，与礼运之大同，耶教之天国，西人之乌托邦相近。此实为东西哲人共有之理想，而佛法则主以「身心净化」、「自他和乐」、「慈悲智慧」之德行而实现之。此为马列共产党徒所抨击，与斗争的共产主义，绝不相合。以印顺所解，民主自由平等之社会，不应有问题，问题在仇恨斗争之暴行，此国父之以斗争的共产主义为病理的是也。

《佛法概论》虽以避难香港，出版于民国三十八年。然其中之第三章至十二章，并是民国三十三年在四川之讲稿，且有据更早所说者，如〈自序〉所说。

《佛法概论》而被认为有问题的，主要是北拘卢洲。这原是民国三十三年在四川的讲稿，發表在《海潮音》，当时都是经过新闻检查而刊布的。这一讲稿，还受到虚大师的奖金，我怎么也想不到是会有问题的。四大部洲说，与现代的知识不合，我解说为：这在古代是有事实根据的，不过经传说而渐与事实脱节。拘卢即今印度的首都德里，为古代婆罗门教的中心。北拘卢，也就是上拘卢，在拘卢北方，所以说：「传说为乐土，大家羡慕著山的那边」。我画了一幅地图，北拘卢泛指西藏高原。当时是抗战时期，即使是三十八年，西藏也还没有陷落，能说我所说的北拘卢洲（福地），隐隐的指共产区而说吗？我对四大部洲的解说，与旧来的传说，有点不合。这不是我的不合！而是四大部洲的传说，与现代所知的现实世界不合。为了免除现代知识界的误会，作一合理的解说，这算「歪曲佛教意义」吗？其实，王小徐的《佛法与科学》；虚大师的《真现实论》，都早在我以前，尝试新的解说，以免现代知识界的误会了。

过了几天，子老告诉我：这样的申请再审查，还不能解决问题。为什么？这也许是政治的常例。既经明令取缔，不能就此收回成命。如收回成命，不等于承认明文取缔的误会了吗？子老要我申请修正，我就顺从他的意思，由中佛会转呈（二月五日），申请修正，呈文说：

敬呈者：印顺于民国三十八年，在香港出版之《佛法概论》，专依佛法立言，反对唯物、极权、残暴，以智慧慈悲净化人类。

佛经浩如烟海，《佛法概论》九十三页（解说北拘卢洲部分）所叙，因在逃难时，缺乏经典參考，文字或有出入。至于所说之北拘卢洲，虽传说为福乐之区，然在佛教视为八难之一，不闻佛法，非佛教趋向之理想地。必有真理与自由，智慧与慈悲，乃为佛徒所仰望之净土。

「如九十三页有应行修正删易之处，当遵指示修改。恳转请政府明示，以凭修正」。

这样的申请再审查，再修正，也有人来善导寺，索取有关北拘卢洲的资料，抄了一大段的《起世因本经》回去。三月十七日，中佛会得到有关方面的通知，要我「将佛法概论不妥部分，迅即修改，检呈样本，以便转送」。这是准予修改而重新出版了。对四大部洲的解说，没有改动，只将地图省去。对北拘卢洲的解说，少说几句，简略为：

北拘卢洲……大家浑浑噩噩，没有家庭组织；饮食男女，过著无我我所，无守护者的生活。没有肤色——种族的差別。……这该是极福乐的，然在佛法中，看作八难之一。……要在社会和平，物产繁荣的基础上，加上智慧与慈悲，真理与自由，佛法流行，才是佛教徒仰望的净土。

修正样本转了上去，到国历四月二十三日，得中佛会通知，将修正样本也發了下来，「希将印妥之修正本，检送四册来会，以便转送」。惊涛骇浪的半年，总算安定了下来。这一次，我没有办法，也从不想办法，在子老的指点下，解除了问题。虽然，他是我之所以成为问题的因素之一，我还是感谢他。

这一意外的因缘，使我得益不少。一、我虽还是不会交往，但也多少打开了窗户，眺望宝岛佛教界的一切，渐渐的了解起来。这可说是从此进步了，多少可以减少些不必要的麻烦。二、我认识了自己。在过去，身体那么衰弱，但为法的心，自觉得强而有力，孜孜不息的为佛法的真义而探求。为了佛法的真义，我是不惜与婆罗门教化、儒化、道化、神化的佛教相对立。也许就是这点，部分学友和信徒对我寄予莫大的希望，希望能为佛法，开展一条与佛法的真义相契应，而又能与现代世间相适应的道路。《印度之佛教》的出版，演培将仅有的蓄积献了出来。续明他们去西康留学，却为我筹到了《摄大乘论讲记》的印费。特別是避难在香港，受到妙钦的长期供给。这不只是友谊的帮助，而实是充满了为佛法的热心。学友们对我过高的希望，在这一次经历中，我才认识了自己。我的申请再审查，还是理直气壮的。但在申请修正时，却自认「逃难时缺乏经典參考，文字或有出入」。我是那样的懦弱，那样的平凡！我不能忠于佛法，不能忠于所学，缺乏大宗教家那种为法殉道的精神。我不但身体衰弱，心灵也不够坚强。这样的身心无力，在此时此地的环境中，我能有些什么作为呢！空过一生，于佛教无补，辜负当年学友们对我的热诚！这是我最伤心的，引为出家以来最可耻的一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