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九　我与居士的佛教事业

佛教的在家弟子，应以佛教的立场，从事文化、慈善、社会福利事业，这不但契合佛教的菩萨精神，也能取得社会大众的好感，有利于佛教的流行。所以在家居士而能从事佛教的文化与慈善事业，不论他对我怎样，我都表示由衷的赞叹！

一、台中李炳南老居士领导的莲社，对我有思想上的距离，所以在《佛法概论》事件的动荡中，有台中烧毁我著作的传说。在重信仰的宗教界，这可说是一般的现象。民国五十三年，我辞退了慧日讲堂的住持，要去嘉义掩关时，听说李炳老领导莲社同人，發起建立菩提医院。在那时，这是佛教界难得听到的好消息！我与演培、续明洽商，决定以台币五十万元，乐助菩提医院建院费用。本来，我们只希望，在某间病房中，纪念性称为「太虚室」。但炳老建议：在医院旁，建一座「太虚大师纪念馆」。上层供佛及虚大师的影像与略传，可引导病者及其关系人的信佛；下层供医院使用。炳老的好意，我们当然接受了。五十五年农历十一月初一日落成，邀我去剪䌽。我本著乐施——与人为善的观念，所以从不问医院的内务，与进行的程度。炳老有良好的风范，莲社有众多的社员，我抱著乐观其成的心情。但起初鼓吹推动的于凌波，似乎渐渐的退却了，多少引起我的疑问。菩提医院建成了，正式开业。由于佛教界缺少（西）医务人才，加上人事的不能和谐合作，阳光乍现的菩提医院，就陷于低沈；不久，等于从佛教界消失了！

二、纽约的美国佛教会，在福严精舍成立「驻台译经院」，这是极有意义而又不免失望的事。因缘是这样的：五十八年，新竹福严精舍与台北慧日讲堂，在常觉与印海的主持合作下，福严精舍增建了大讲堂与学生宿舍，开办女众的福严佛学院。到六十年夏，学生毕业，也就停办而恢复为男众道场。精舍房屋多而住众少，未能物尽其用，未免可惜！恰好美国佛教会沈家桢居士，读《大宝积经》而充满法喜；希望能译为英文，也就将《大宝积经》的妙法，介绍给英、美等西方人。这一理想与發心，是希有难得的！住在新竹的许巍文居士，与沈居士是德国同学，信函中提及、讨论，而有在台湾办理译经院的决定，进行寻觅土地，建筑设计等工作。我听到这一消息，觉得是大好事，征得福严印海住持的同意后，向许巍文等提议：觅地、建筑，至少还要等一二年时间，不如无条件的，先借用福严精舍的大部分房屋，进行译经工作。在顺利进行中，再觅地建筑，不更理想吗？这一提议，当然得到大家赞同，「美国佛教会驻台译经院」，就这样的在六十年秋季成立了！院长是在美的沈家桢；在台湾有两位副院长：顾世淦主持译务，戈本捷主持事务。当时參加翻译的，有四、五位，现在译介世界佛学著作的许洋主，就是其中的一人。译经院成立不久，我就进入大病、长病的阶段，所以不知成立后的情形如何。偶尔听说，二位副院长间，有些不太协调，那也只是听说而已。可能是六十六年初吧！主持译务的顾副院长辞退了，由张澄基居士继任。《大宝积经》是合编四十九部大乘经而成的，经张副院长的研阅，觉得其中二十八部，更能适合西方人士，因而选定二十八部，没有译出的要翻译，已经译出的再加校定，大家继续为此而努力。六十七年夏，福严精舍性梵住持来说：不知为了什么，译经院决定要迁往北投农禅寺。我以为：我们只是无条件的提供房屋，欢迎来译经，只希望译业成功。迁移，应有他自身的需要，我们也应该欢喜的送他们。一切都迁移到农禅寺去了。不久，听说译经院宣告停办，这是我所想不到的！据说：精选译出的二十八部，送往美国出版。我不通英文，所以到底有没有出版，也没有知道。不过，七年的时间，动用译务、事务的人不少，所费应该是不少的。如停译而毫无成就，这不免太使人失望了！办医院，译佛经，我们都无条件的赞助过居士们，而结果都等于零。我不会怪那一位，只是为中国佛教界（美国佛教会，也是中国式的佛教）的衰落而惆怅！

三、周宣德老居士对现代佛教的年轻化，是有贡献的！虽在《佛法概论》的风波中，他也曾劝我：中国佛教不要提倡日本化，也不要小乘化。那是在无限的谣言中，他也信以为真而已。四十八年，他赞同丘汉平居士的建议，成立大专奖学基金，以引导大专同学的接近佛法，也征得南亭长老的赞同。丘居士当时是中佛会「国际文教」委员，想到我这个空负名义的主任委员，觉得应该征求我的同意。那时，我在菲律宾马尼拉，宣老就写信给我，叙述情形而希望我赞助。我觉得这是大好事，是引青年学子接触佛法的好方法，所以我表示愿意參加一份。这样，由南老与我、丘、周——四人四份，组成了「国际文教奖学基金会」。但为了免除不必要的异议，又加入一位委员（不负经济），大专奖学，就这样的开始。接著，各种奖学基金纷纷成立，都由宣老负责奖学事宜。五十年，成立慧炬社，發行《慧炬月刊》，深入各大专院校。大专院校内，成立佛学社团，共六十多所，这可说都是宣老在努力推动。他有教授资格，是老党员，所以能深入院校而有这样的成就。有些长老，怪他不请法师去开示，不引导学生来归依，其实宗教色彩太浓，在那时是不太适宜的。是六十╳年吧！宣老从美国给我一封信，大意是：慧炬社已成为大专院校同学集会的活动中心，原有的二层建筑，已不敷使用，决定加建三层，希望我能有所赞助。我回信表示，愿随喜赞助。后来，我派人去台北，带去一封给宣老的信，并台币參拾捌万元（合当时美金壹万元）。随喜乐施，是不用宣扬的，所以接近我的人，都不知这件事。七十四年，仁俊等在美国为我祝寿并座谈，宣老提起这件事，被记录而刊登在香港的《内明》，所以我也就说到。从奖学基金而引起成立大专院校的佛学社团，使台湾佛教年轻化，宣老的功德是不可没的。在我与居士团体的关系中，这是没有使我失望的一次！现在宣老已去世了，愿继承这一事业的，能永远的引导学生，趋向于纯正的佛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