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四　我缺少些什么

今年九十三岁了，回忆我的一生，觉得我的一切，在佛法中的一切，都由难思的业缘所决定，几乎是幼年就决定了的。当然，适逢这一时代，这一环境，会多一些特殊的境遇。我应从出家以前的，理解出家以后的一切。

我幼年身体一向寡薄。曾患了大半年的疟疾——四日两头；这在当时，是没有看作什么大病的。身体寡薄，而發育却又早又快，十五岁就长得现在这么高了。寡薄瘦长的身体，对我未来的一切，应有深切的影响。

我生于丙午年（民国前六年），与身分证年龄差了五岁。我又不要逃避兵役，又不会充老卖老，为什么多了五岁？说起来是可笑而可悲的。民国三十年，我任合江法王学院的导师。晚上去方丈室闲坐，宗如和尚问我：「导师！你快六十岁了吧」！我听了有笑不出哭不出的感觉，只能说：「快了！快了」！三十六岁的人，竟被人看作年近六十，我那憔悴苍老的容貌，与实际年龄太不相称。说出实际年龄，是会被外人（在家人）讥笑的。从此，就加上五岁。说习惯了，三十五年（四十一岁）在开封办身分证，也就这样多报了五岁。我想，身分证不用改了，实际年龄还是改正过来吧！

六岁（民国前一年）的六月中，我进私塾去读书，学名「明洲」。民国元年（七岁），跟了父亲去新仓镇，进第二初等小学堂。四年（十岁）冬天，小学毕业。五年（十一岁）秋天，去离家二十多里的硖石镇的开智高等小学堂。我是插入二年级的，七年（十三岁）夏天就毕业了。回忆起来，在初小、高小修学时，我的特性——所长与所短的，那时就明显的表现出来。一、我与艺术是没有缘的。写字、图画、手工、唱歌（还有体操，那是与体弱有关），我在学校中，怎么也不可能及格的；所以平均分数，总不过六十几分。没有艺术气质，所以学过吹笛、拉胡琴，怎么也不合节奏。我也学过诗，诗韵、诗法懂一点，可是哼出来的，是五言或七言的文章。我不会欣赏音乐，也不懂名家字画的好在那裡。说话没有幽默感，老是开门见山，直来直往。对一个完满的人生来说，我是偏缺的。

二、七岁就离开了母亲。父亲到底是父亲，生意忙碌，除了照顾换洗衣服、理发外，缺少了慈母那样的关怀。十一岁到硖石去读书，寄宿在学校裡，连父亲也不见了。自己还不会照顾自己，不知道清洁、整理。乡下来的孩子，体格差，衣服、文具都不及同学们，产生了自卑感、孤独感，什么都不愿向人倾吐。除了极亲熟的，连向人说话都是怯生生的。生性内向，不会应酬，是我性格的一面。

三、我也不能说没有长处，学校的功课方面，国文、算术、历史、地理，特別是国文，我是不能说太差的。在高小第三学年，张仲梧先生授国文，我有了长足的进步。我的作文，善于仿古，又长于议论。一篇〈说虎〉，曾得到了五十分（满分）加二分。所以在我的性格中，又有自命不凡的一面。自卑与自尊，交织成我性格的全体。我不爱活动，不会向外發展，不主动的访晤人。到现在，我也很少去看人的，而只能在安静的、内向的，發展自己所能表现的一面。

四、我从小有一特点，就是记忆的片面性。一部分（大抵是通过理性的）不容易忘记，一部分（纯记忆的）实在记不得。从家到新仓，不知走了多少趟，但自己还是会走错的。直到四十四岁，在香港湾仔佛教联合会住了近两个月，时常去跑马地「识庐」。跑马地是电车总站，所以到跑马地下车是不会错的，而从跑马地回湾仔，那就不是下早了，就是过了站。进大医院去，如没有人陪从，每每就走不出来。对于人，人的名字（历史人物倒还容易记），也是一样的记不住。有的见过几次面，谈过话，同吃过饭，下次见了，一点印象都没有，这也难怪有人说我高傲得目中无人了。对于信徒，问他姓什么，一次、两次，自己觉得不好意思再问了；见面非常熟，就是不知道他姓什么。非要经多次接触，或有什么特殊情况，才会慢慢的记住。门牌、电话，那是从来记不得的。不认识路，不认识人（不要说年龄、生日了），决定了我不会交际，不适于周旋于社交的性格。

从小就身体寡薄，生性内向，不会应酬。自卑而又自尊的我，以后当然要受此因缘所局限而發展了。父亲见我是不会生意经的，读书还聪明，所以要我去学医。在学医期间，因见到「医道通仙」，想出外学仙去。无意世间一般的倾向，已充分表现出来。父亲见我学仙著了迷，不能让我再这样下去，于是要我到小学裡去教书。从十年（十六岁）下学期起，到十九年（二十五岁）上学期止，整整的九年。对于教小学，我应该是不合格的。我是拘谨而不活泼的；图画、音乐、体操等功课，我是不能胜任的。不能胜任的工作，当然是没有兴趣的。我的兴趣，专心于自己的阅读，但已从丹经、术数，而转到《老子》、《庄子》，孔、孟四书，《旧约》、《新约》，佛教的经论：都没有任何人指导而全凭自修。

前生的业力，幼年的环境，形成了自己的特性。从完整的人生来说，我是缺点太多了的。以知识、能力来说，我是知识的部分發达，而能力是低能的，没有办事能力，更没有组织的能力。从知识、感情、意志来说，我的知识是部分的，但以自己的反省来默察人生，所以多少通达些人情世事，不会专凭自己的当前需要，而以自己的见解为绝对的。我不大批评人，而愿意接受別人的批评。说到感情，我不知道应用怎样的词句来形容自己。我没有一般人那种爱，爱得舍不了；也不会恨透了人。起初，将心注在书本上；出家后，将身心安顿在三宝中，不觉得有什么感情需要安放。我的同參道友、信众、徒众，来了见了就聚会，去了就离散，都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觉。与我较关切的学友，从来是无事不通信，就是一年、几年，也不会写封人情信，但我并没有生疏了的感觉。离了家，就忘了家；离了普陀，就忘了普陀；离了讲堂，就忘了讲堂。如不是有意的回忆，是不会念上心来的；我所记得的，只是当前。我缺乏对人的热情，但也不会冷酷、刻薄。这一个性，情感过分平静，难怪与艺术无缘了。说到意志，极强而又不一定强。属于个人的、单纯的，一经决定（我不会主动的去冒险），是不会顾虑一切艰苦的。我生长河汊交流地区，一出门就得坐船。但我从小晕船，踏上船头，就哇的吐了。坐船，对我实在苦不可言。十九年离家，从上海到天津；又从天津回上海。二十年，从上海到厦门；从厦门到福州，又从福州回厦门。二十一年夏天，又从厦门回上海。轮船在大海中，我是不能饮食，不能行动。吐了一阵，又似睡非睡的迷糊一阵；吐一阵、睡一阵，一直这样的挨到上岸。每次，尤其是三天或四天的航行，比我所生的甚么病都苦痛加倍（我想，这种对我身体的折磨，与出家后身体更虚弱而多病有关）。但觉得有去的必要，毫无顾虑，二十三年秋季，又从上海到厦门了（下年春再回上海）。身体的苦，在心力的坚强下，我是不觉得太严重的；经济困难，也不会放在心上。可是，遇到了复杂的，困扰的人事，我没有克服的信心与决心。大概的说：身力弱而心力强，感性弱而智性强，记性弱而悟性强；执行力弱而理解力强——依佛法来说，我是「智增上」的。这一特性，从小就形成了，我就是这样的人。然而，在来台湾以前，我不能认识自己。我的学友——演培、妙钦、续明们，也不能认识我，不免对我存有过高的希望。来台的长老法师们，也不认识我，否则也不用那么紧张了。我所缺少的太多了，能有什么作为呢？对佛教只有惭愧，对学友们只留下深深的歉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