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明帝与《四十二章经》

佛教的传入中国，历来史家所公认的，是「汉明感梦，初传其道」（《高僧传》）。这一传说的最早记录者，是〈四十二章经序〉、《牟子理惑论》。《牟子理惑论》是汉献帝时候的作品（约西元二〇〇年顷），说到了明帝梦见金人，遣使求法。〈四十二章经序〉叙述明帝的遣使求法，与《牟子理惑论》大体相同，多少简略一点。《牟子理惑论》已明显的引用《四十二章经》，所以〈四十二章经序〉应曾为《牟子理惑论》所參考。早在桓帝延熹九年（一六六），襄楷疏上《太平清领书》，也有引用《四十二章经》的痕迹（參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前四章）。〈四十二章经序〉称明帝为「昔汉孝明皇帝」，可见〈四十二章经序〉的写作，在明帝以后。那么，汉明帝梦见金人、遣使求法的开始记录，总在明帝以后，到桓帝延熹年间（七六——一六六），不能不说是古老的传说了！

事实上，佛教的流行中国，比明帝永平时代要早得多。明帝的异母弟楚王英，建武二十八年（五二）到楚国去。《汉书．楚王英传》，说「英晚节更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永平八年（六五），楚王英奉缣赎罪，诏曰：「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何嫌何疑，当有悔吝！其还赎以助伊蒲塞、桑门之盛馔。」据此，那时佛教的年三（月）斋，以及出家（桑门）、在家（伊蒲塞）弟子，供僧等制度，都已在中国流行。受到楚王的信仰、明帝的尊重，可想见当时的佛教情况，已相当的發达。更早一些，「昔汉哀帝元寿元年（前二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曰后立者，其人也」（鱼豢《魏略．西戎传》）。博士弟子景卢，《世说新语．文学》注作「景虑」。《魏书．释老志》作「秦景宪」；《通典》作「秦景」；《通志》作「景匿」。其中比较通行的，是景宪。景，是楚人的大姓。卢、虑、宪、匿，都只是传写的不同。这一传说，是有确实来源的。宋董逌《广川画跋》卷二也叙述此事，说是「引晋中经」的。梁阮孝绪〈七录序〉，说晋中经簿有佛经书簿十六卷（《广弘明集》）；而《隋书．经籍志》，说晋中经源出魏中经。这可见魏晋的王家（「中」）藏书中，有十六卷佛经；景宪从大月氏使取受的佛经，也在其中。《魏略》说「后立者，其人也」；《世说新语》注作「后豆」。「后」是复字的讹写，「后豆」——复豆即佛陀的古译。这是说景宪所受的那卷佛经，佛是译作「复豆」的。这是确而可信的传说，可说是佛经的最早传译了！

我相信，佛教的传来中国，比这还要早一些。

中国国史及中国佛教史，以汉明帝梦见金人、遣使求法为佛教的初传，决不会是无因的。当时佛教界，应该有一番盛事，受到国家的正式尊敬，这才以此为佛教传入的开始。先将《牟子理惑论》有关此事的记载录下来，再来分別考察：

昔孝明皇帝，梦见神人，身有日光，飞在殿前，欣然悦之。明日，博问群臣，此为何神？有通人傅毅曰：「臣闻天竺有得道者，号之曰佛，飞行虚空，身有日光，殆将其神也！」于是，上悟，遣使者张骞、羽林郎中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二人，于大月支写佛经四十二章，藏在兰台石室第十四间。时于洛阳城西雍门外起佛寺，于其壁画千乘万骑绕塔三匝；又于南宫清凉台及开阳城门上作佛像。明帝存时，豫修造寿陵，陵曰显节，亦于其上作佛图像。

明帝梦见的神人，〈四十二章经序〉作「身体有金色，项有日光」；《后汉纪》作「金人长大，项有日月光」。金色的、长大的、项有圆光的，这当然是佛。明帝有此金人的瑞梦，虽仅记录于〈四十二章经序〉，但明帝有金人的瑞兆，却确实见于史书。汉初，自以为得土德；光武二年，才改定为火德。但一般还以为是土德的，如王充《论衡》说：「土色黄；汉土德也，故金化出。」汉得土德，就有土德的符瑞，如〈明帝本纪〉说：「十一年，漅湖出黄金，庐江太守以献。」在本纪中，湖出黄金的符瑞，还不觉得与金人有关，但读到晋葛洪《抱朴子．外篇》——「灵禽嗈喈于阿阁，金象焜昱乎清沼」，就显见与金人有关了。老庄学者鲍敬言，不信汉代所传的符瑞，以为这不过是「王者钦想奇瑞，引诱幽荒」。葛洪引了上面的事实，证明符瑞的不召自来，非「卑辞所致，厚币所诱」得的。其中「灵禽嗈喈于阿阁」，在汉宣帝、明帝、章帝时代，都是有的。而「金象焜昱乎清沼」，那唯有明帝十一年漅湖所出的黄金了。本纪说「金」（其实水裡發现几块黄金，说不上祥瑞），《抱朴子》说是「金象」，这是值得重视的事！金象就是金人，《后汉书．王景传》也明白的说到：「先是杜陵杜笃，奏上〈论都赋〉，欲令车驾迁还长安。耆老闻者，皆动怀土之心，莫不眷然伫立西望。景以宫庙已立，恐人情疑惑，会时有神雀（就是「灵禽嗈喈于阿阁」）诸瑞，乃作《金人论》，颂洛邑之美、天人之符。」王景的《金人论》歌颂定都洛阳以来的人和天瑞。「神雀」以外，特別以「金人」为题，可想见当时确有「金人」的祥瑞，不只是晋《抱朴子》「金象」的传说了。金人即金象，不仅是民间的传说，还见于朝廷的颂赞。这是皇汉的符瑞，也是佛教东来的瑞兆；明帝的梦见金人，应该与此有关。

因明帝的问起金人（金象），而有人谈到佛的，是傅毅。《汉书．文苑列传》有〈傅毅传〉。说到「通人」，王充《论衡》说「通人胸中，怀百家之言」；「通人之官，兰台令史（皇家图书馆长），……班固、贾逵、杨终、傅毅之徒」。通人是综贯百家的，尊汉德而薄三代的，文华与武功并重，不信儒家的谶记、方士的仙术，代表当时进步而踏实的学者。傅毅是这一型的学者，知道西方有佛，应该是可以信任的。

明帝遣使求法，〈四十二章经序〉与《牟子理惑论》所叙的求法使，都是实有其人，也多少与西域有关。但说到奉明帝的命令去求法，都是不可能的。一、「使者张骞」，这是众所周知的西域使者，到过大月氏。但他是汉武帝时人，比明帝早二百年。遣张骞去西方求法，〈四十二章经序〉的作者，似乎太缺乏历史的观念了。梁刘孝标的《世说新语》注，引《牟子理惑论》，只说「遣羽林将军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删去张骞。梁慧皎《高僧传》，取郎中蔡愔说而不取张骞，大概都是觉到这时代的错误吧！二、秦景，实就是秦景宪或景宪，确乎在大月氏王使伊存那裡，受过浮屠经。但秦景是哀帝时人，他如能生存到明帝时代，也要接近百岁了。百岁老翁，派他去通过流沙、雪岭去求法，当然是不会有的事。三、王遵是光武时人，〈隗嚣传〉中有他的事迹。王遵曾到过陇西，晚年的事迹不明。但他是军人，与「博士弟子」的身分不合。

〈四十二章经序〉的作者，知道《四十二章经》是明帝时代传来的，却不知道译者是谁。他听到明帝有金人的瑞兆、遣使求法，也根本不知道派遣的是谁。这才将与西域有关的张骞、秦景等写在上面。这是一位平凡的信仰者！虽然错误太多，但凭此序而引起我们注意，知道明帝时代有金象的符瑞，还是有价值的！

明帝的时候，江淮一带的佛法，相当流行；这从楚王英的奉佛、供僧、持斋，而可以理解出来。所以漅湖發现金象，作为国家的符瑞，而引起国家对佛教的尊敬，是并不希奇的。当时，遣使求法，而有《四十二章经》，被珍藏于兰台石室。可惜〈四十二章经序〉的作者，不知道译者是谁、派遣的使者是谁。对于这，南齐王琰《冥祥记》，说是：「初使者蔡愔，将西域沙门迦叶摩腾等，赍优填王画释迦佛像（来），帝重之，如梦所见也。」使者蔡愔与摩腾同来，王琰说「如诸传备载」，他是有所据的，摩腾与《四十二章经》的传译有关。从《四十二章经》来说，一般流通的《四十二章经》，是宋守遂所传的，经过禅宗大德糅合了禅家的辞句，所以曾引起近代学者的误会，认为充满禅宗色彩的《四十二章经》，是晚出的偽经。其实，別有《四十二章经》古本，编在《宋藏》与《丽藏》。古传的《四十二章经》，道安的《综理众经目录》（西元三四七作）虽没有记录，但西晋惠帝时（西元二九〇——三〇六）的支敏度，已记录「孝明皇帝《四十二章》」了。刘宋时作的《別录》，说《四十二章经》有二本，支谦第二译，「与摩腾译者小异」。这可见摩腾的初译《四十二章经》，在王琰以前，早有了明文的记录。考察起来，这是完全正确的！古代的《四十二章经》，曾有二译：(一)、汉译，桓帝时的襄楷、献帝时的牟子，都曾引用过，辞句比现存本要古拙一点。牟子与〈四十二章经序〉所说的「《四十二章》」，就是汉译本。但〈四十二章经序〉的作者（牟子只是引用而已）只说到十二使者去大月氏取经，却没有说译者是谁，也没有说有否大德同来。但这是不说，不能说没有，《四十二章经》是应有译者或口授者的。(二)、吴支谦译：《別录》说它「文义允正，辞句可观」。现存的《宋藏》本，就是这第二译。支谦是一位汉化的月氏人，他对于汉支谶译的《首楞严经》、《道行般若经》，吴维祇难译的《法句经》，都曾加以文辞的修润。《四十二章经》的支谦再译，也许就是文义的修润。有了支谦的新译，《別录》在说明前后二译时，才说到汉摩腾的初译《四十二章经》。这虽然记录得迟一点，但汉译是应有译者的。如没有积极的文证证明汉译本不是摩腾所译，那对于汉明帝时摩腾译《四十二章经》的传说，是应加以信任的。汉译〈四十二章经序〉，说使者张骞等，不说译者是谁，是中原的传说。汉末，传到交广，被牟子采用了。吴译《四十二章经》，是江东支谦译的；说汉译是摩腾所译，这是江东的传说。这一传说，被《別录》采用了。王琰的使者蔡愔与摩腾同来，也是属于江东的传说。中原的传说，译者不明，使者又多是不可能的。反之，江东的传说，说使者蔡愔与摩腾同来，说摩腾译经，并没有显著的矛盾。为了辨別汉、吴二译，才提到汉摩腾的译经。记录虽迟一点，却属于学者的传闻。比起〈四十二章经序〉来，可信的程度要高得多！

《四十二章经》的旧译与新译，中原与江东的不同传说，原是分明的。但在梁慧皎的《高僧传》中，糅成一团；古来传说的真面目，从此迷糊不清。慧皎《高僧传》说「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这明是二种传说的糅合。说使者到了月氏，请了摄摩腾与竺法兰二人；摩腾与竺法兰，合译了《四十二章经》。慧皎不谈支谦的再译，却添上一位竺法兰，使人感到可怪！其实，竺法兰是确有其人，确与《四十二章经》有关。梁宝唱《名僧传》，说《四十二章经》是竺法兰译的。梁僧祐《出三藏记集．支谦传》说：「支谦……太子登位（二四一），遂隐于穹隘山，不交世务，从竺法兰道人，更练五戒。」这可见竺法兰与支谦有关，是汉末吴初时人。支谦从他修学，也许支谦的再译《四十二章经》，曾请教过竺法兰（所以有竺法兰译《四十二章经》的传说）。关于《四十二章经》，慧皎不应该略去支谦的再译；不应该把支谦同时的竺法兰，提前到汉明帝时代（《高僧传》说竺法兰来中国迟一点，也就洩漏了此意）；更不应该把《四十二章经》的前后二译，作为二人的合译本。总之，慧皎糅合说，是完全错了！然而梁僧祐《出三藏记集》支谦的传说、慧皎的糅合说，侭管有多少不同，而「孝明皇帝《四十二章》」、明帝遣使求法，还是彼此一致的！

到中国来传译《四十二章经》的摩腾，《高僧传》作摄摩腾，《出三藏记集》作竺摩腾，《冥祥记》作迦叶摩腾。这位弘传佛法的大师，在初期佛教的發展中，曾起过重大的作用。以我的研究，燕昭王时的尸罗，秦始皇时的释利防，都是摄摩腾故事的变形。东晋王嘉的《拾遗记》说：「（燕昭王）七年，沐胥之国来朝，则申毒国之一名也。道术人名尸罗，……于其指端，出浮屠十层，高三尺。」隋费长房的《历代三宝纪》说：「（秦）始皇时，有诸沙门释利防等十八贤者，赍经来化；始皇弗从，遂禁利防等。」尸罗、释利防、摄摩腾的传说，粗看起来，都是片文孤证，不足为据。而且尸罗与释利防的故事，近于神话。但仔细考察，觉得彼此间大有共同性。在名字上，尸罗与释利防，是同名异译，是谁都可以承认的。释利防大概是舍利弗 Śāriputra 的音译，摩腾与 putta 也是相近的（ＭＰ通转）。不但名字相近，从西方到中国来，都有开始弘传佛教的意味。这是同一事件的不同传说。同一事件而能成为多样的传说，可想见原始事件必是影响社会很深切的。在这不同传说中，摄摩腾的译经建寺，记录最早，当与事实相近。到底经过了长期的传说而后见于记录，所以有关的摄摩腾的事迹，如国籍的是月氏还是天竺，译经的是口译还是带原本来中国，佛像的西方带来还是从中国画出，都是不能确定的。不过，这是枝末问题，而摩腾从西方传来经像，始终是一致的。

汉明帝时，〈四十二章经序〉说「起立塔寺」，《牟子理惑论》说「于洛阳城西雍门外起佛寺」，《冥祥记》说「白马寺」：中国的佛寺，从此开始建筑。塔，是梵语塔婆的简称，原是印度埋骨的建筑物（塔是高显的意思，与中国的坟，意义一样）。佛涅槃后，供养佛舍利（骨）的，称为佛塔或舍利塔。后来，供养佛的经典或佛的画像、塑像、雕像，也称为佛塔，佛塔是供佛的所在。寺，这是中国固有名词，与印度的僧伽蓝相近，是僧众的住处。为什么在中国称为寺呢？寺的本义是「近侍」。古代从家而扩大为国，所有国家的行政，起初都不过在王家近臣的手中；行政的公署，也就称为寺。《汉书．元帝纪》注：「凡府廷所在，皆谓之寺。」在汉代，寺是中央与地方的政事机关。不过帝王的近侍集团，也还特別的称为寺。寺在汉朝，是朝廷、官厅；佛教在此时建筑道场，也称为寺，这不能不说与国家有关。古人有这样的传说：摄摩腾初从西域来，最初住在鸿胪寺（这是招待诸侯及四方边民的），所以佛教的道场，也就称为寺。这是非常近情的。当时，〈经序〉只说造寺，《牟子理惑论》没有说什么寺，却说「寺在洛阳城西雍门外」。牟子到过洛阳，他的叙述，至少是当时的事实。王琰说是白马寺。《水经注》与《洛阳伽蓝记》，都说白马寺西阳门外；西阳是雍门的別名。西晋竺法护的译经记中，也曾说到「洛阳城西白马寺」、「洛阳白马寺」。这些记录，与《牟子理惑论》所说的完全相合。汉明帝时初建的，是洛阳西门外的白马寺，应该是确实可信的。

从上来的考察，汉明帝梦见金人、遣使求法的故事，大致是这样的：明帝永平十一年，庐江郡太守献上漅湖所發见的金象——金人。这是一件难得的祥瑞！在朝在野，都归功于圣天子的明德，歌颂皇汉的太平。明帝心裡非常欢喜，欢喜得梦中也见到金人的飞行。一天与朝臣说起，通人傅毅说：天竺有圣人，名叫佛，是身作金色的。佛的教化，从天竺到西域，也多少流行来中国。金人的瑞应，或许是西域佛教赞助圣明的瑞兆吧！永平十六年春天，「命将帅北征匈奴，取伊吾卢地，遂通西域」（《后汉书．西域传》）。十七年春天，「西域诸国，遣子入侍」（〈明帝纪〉）。那个时候（从明帝十一年到十七年），蔡愔奉使去月氏，受明帝的嘱付，请了一位德学兼优的摄摩腾大师，带著经像到中国来。到了洛阳，先在鸿胪寺住下。明帝召见摄摩腾，摩腾奉上《四十二章经》与佛像。明帝见图绘的佛像，与过去所见的一模一样，生起敬心。除了把《四十二章经》珍藏在兰台石室而外，特別在洛阳西门外，建了一所佛寺，为大汉与皇上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