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等与佛法

——在汉藏教理院座谈会讲——

大师提出的问题，刚才听了两居士所發表的意见，我也有一点感想。佛法是以有情（生命物）为中心为出發点的，所以佛法的目的，在使有情认识痛苦而求解脱。因为佛法的本旨如此，所以佛法完全是为了要改善人生。有情痛苦的發生，不出三方面：一是由于自己（身心之间）所引起的。二是由于社会（自他之间）所發生的。三是由于自然环境（我物之间）给予的。佛法的宗旨，是为了要解决这些痛苦。但我与自然之间，只要有方法，了解自然物质的原理，就可控制利用而摆脱之，人人可以实验，像科学所说的。可是人类社会的自他之间，就不会这样简单，在某种环境之下，同一的社会关系，社会机构，他赞成，你却不满意；过去可以安全，现在就不能控制；从前热烈的追求他，现在却厌恶他。社会现象所以不像自然科学的那样必然，就为了有人类的精神活动在。故仅只科学是不足以改进社会的。社会的改善，可从适合多数人的要求，用社会组织的共同力去改善他，政治，法律等，都是为了这一点的。说到身心间的问题，只要肯自我反省，就可以知道比社会纠纷更复杂，更不容易把握。个人的性格，兴趣，嗜好，思想，要加改善，是很不容易的。一切宗教，修养，特別是佛教，侧重在这一点。从广义说，要改善现实的人类社会与这三种都有关，也可说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宗教佛法，都为了改善有情中心的人间。但如社会不良，没有合理的制度，那科学会变成贼害社会的东西。现代战争，不是受尽了科学的伤害吗？但这与科学本身无关。进一步，如人类私欲發展，人格堕落，那么任何社会制度，都难于改善社会。多少人假借民意，利用愚民；多少人利用政治，经济机构，来破坏社会的和平。所以这三者并重，而改善社会，应从根本的人格思想改善起，这是佛法的立场。而且，科学的进步，不一定是社会的合理与平安。社会的改善，不能担保你的身心安乐。佛法是从这究竟的观点出發的。

人类的社会组织的好坏，虽有各人的见解不同，但不是不能比较的。大概在国家强盛时，其政策就比较宽容倾向大同；若受到压迫，在危亡之时，就要强调比较狭隘的国家民族主义。社会的终极，当然是倾向大同，但真正的好坏，我认为应从人类的共同要求，而更当重视某一时空中的现实需要，从双方兼顾中去估量其价值。否则，任何制度都不能一定适合，这只是例子。

佛法对于现实社会的改造，可以约声闻佛教与大乘佛教，两方面来讲。声闻佛法与大乘佛法不同，它是超越的，不是正面的去从事经济，政治等活动，它是从有生而到无生，超越社会而得解脱。有人说：这是消极，但消极并不一定与世间就无好处。如小乘圣者，他有伟大的精神修养，有高上的人格，便可以影响社会。如中国的伯夷、叔齐，其精神感召后来的人也很多。然大乘佛法的思想，则完全不同。它以为生即无生，无生而不离生，故正面的去从事经济政治等活动，并不妨碍自己的清净解脱。它要从世间的正业去体验而得解脱，这种解脱，叫做不思议解脱，这在《华严经》裡说得很多。故大乘佛教的思想，对于社会，并不一定要站在旁面，政治、经济等，在吻合佛教的思想体系下，何尝不是佛法？因为它主张世间法即是出世法的原故。总之，佛法一是净化身心的声闻教，守住自己的岗位，不失自己的立场，从旁面去影响社会，不去从事正面的经济等活动；它深刻不能广及。二是以世间而达到清净解脱的大乘佛法，可以正面地去从事经济政治等活动。出家人应以声闻佛教为立脚点，而在家佛教徒则可本著大乘佛教的精神，正面的去从事政治经济等活动。这政治经济等，就是佛法。（光宗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