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生难忘是因缘

我今年六十六岁，出家也已经四十二年了。在这不太短的岁月中，总该有些值得回忆的吧！平凡的自己，过著平淡的生活。回忆起来，如白云消失在遥远的虚空一般，有什么值得回忆的呢！我的一生，无关于国家大事，也不曾因我而使佛教兴衰。我不能救人，也不能杀人。平凡的一生，没有多采多姿的生活，也没有可歌可泣的事迹。平凡的一生，平淡到等于一片空白，有什么可说可写的呢！

静静的回忆自己，观察自己——这是四十八岁以后的事了。自己如水面的一片落叶，向前流去，流去。忽而停滞，又忽而团团转。有时激起了浪花，为浪花所掩盖，而又平静了，还是那样的流去。为什么会这样？不但落叶不明白，落叶那样的自己也不太明白。只觉得——有些是当时發觉，有些是事后發现，自己的一切，都在无限复杂的因缘中推移。因缘，是那样的真实，那样的不可思议！有些特殊因缘，一直到现在，还只能说因缘不可思议。

人生，只是因缘——前后延续，自他关涉中的个性生活的表现，因缘决定了一切。因缘有被动性、主动性。被动性的是机缘，是巧合，是难可思议的奇迹。主动性的是把握、是促發、是开创。在对人对事的关系中，我是顺应因缘的，等因缘来凑泊，顺因缘而流变。如以儒者的观点来说，近于「居易而待时」的态度。但过分的顺应，有时也会为自己带来了困扰。在我一生中，似乎主动的想这想那，是没有一样成功的。就如台北的慧日讲堂，建成了也只增添些不必要的干扰。我这样的顺应因缘，也许是弱者的处世态度，也许是个性的适合，也应该是夙生因缘，引上了出家学佛之路（学佛是不一定要出家的，出家要个性适合于那样的生活方式才得）。从一生的延续来看自己，来看因缘的错杂，一切是非、得失、恩怨，都失去了光彩而归于平淡。

我是眼高手低的，所以不自觉的舍短用长。十三、四岁开始，就倾向于丹经、术数、道书、《新旧约》，而到达佛法。对佛法的真义来说，我不是顺应的，是自發的去寻求、去了解、去發见、去贯通，化为自己不可分的部分。我在这方面的主动性，也许比那些权力烜赫者的努力，并不逊色。但我这裡，没有权力的争夺，没有贪染，也没有嗔恨，而有的只是法喜无量。随自己夙缘所可能的，尽著所能尽的努力。

「一生难忘是因缘」，我不妨片段的写出些还留存在回忆中的因缘。因缘虽早已过去，如空中鸟迹，而在世俗谛中，到底是那样的真实，那样的不可思议！

二　出家难

民国十四年（二十岁），我读到《庄子》的冯梦祯序文：「然则庄文郭注，其佛法之先驱耶」，而引起了探索佛法的兴趣。对于佛法，我没有师友的引导，只是自己在暗中摸索。

十七年清明后八日，慈母不幸在不到四天的卒病中去世，引起我内心极大的震动，不知所措的悲伤。九月（附注：本文的年月，都是农历）裡，住在同一祖宅的叔祖父死了。十八年四月二十七日，父亲又在病了两个多月，终日安详地睡眠中去世（极可能是肺癌）。一年多来，一直在求医求药，办理丧事，似乎人生只是为此而忙碌。内心的沈闷抑郁，在近年来佛法的熏习下，引發我出家的决心。

「出家难」，对我来说，不是难在出家的清苦生活，而是难在到那裡去出家。我一直生活在五十几华里的小天地裡，在这一区域内，没有庄严的寺院，没有著名的法师。有的是香火道场，有的是经忏应赴。我从经论得来的有限知识，不相信佛法就是这样的，我不能在这样的环境中出家。而且，离家过近，也会受到家族的干扰。我在书本上，知道些名山古刹的名字，但并不知小天地外的佛教情况。我是内向的人，不会找机会，主动的与人谈话，扯关系，所以没有熟人，是不敢冒昧外出的。在我的想像中，一个外来的年轻人，没有介绍，有谁会留他出家呢！如何实现我的出家目的，实在是太难了！

因缘终于来了！十九年（廿五岁）五月，报上刊出大幅广告——「北平菩提学院招生」。主办者大愚法师；筹备处是「北平东四马大人胡同齐宅」。秋季开学，远道的可以通信考试。资格是男性；二十岁以上，三十岁以下；僧俗兼收。这一消息，如昏夜明灯，照亮了我要走的前途。我想，在三年修学中，总会熟识几位出家同学，介绍到那裡去出家，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我就这样满有自信的，决定进行出家的计㓰。

试题是「佛法以离苦得乐为目的论」。得到的覆信是：「考试及格，准予入学」。但又附带说：「开学时间，另行通知」。到了六月，我天天看报，天天等待开学的通知，而开学的消息，却始终没有。我越等越不耐烦，越是急于修学佛法了。当时的天真想法，横竖要开学，迟几天也没关系，不如到北平再说。我就在闰六月二十九日的早上，踏上了离家（浙江省海宁县）出家，充满光明远景，而其实完全不知前途如何的旅程。

到了上海，等轮船到天津，再搭火车到北平。那时，正是召开扩大会议，中央空炸怀仁堂的时节。我到「齐宅」去探问，回答是：「筹备还没有就绪。开学没有确定期间，远道的应等通知再来」。这一下，我可有点惶惑了。在卧佛寺（也许是卧龙寺）佛经流通处，选购了几册佛书。谈起菩提学院，这才知道学院是告吹了。一向被军政名流崇仰的大愚法师，在阎冯战争的逆转中，失去了信任与支持（大愚法师从此就无声无息的被人遗忘了）。这一次战争的胜负，与我无关，而我寄予无限（出家的）希望的菩提学院，却被弄得无影无踪。我该怎么办呢？办法是没有的，北平是那样的人地生疏，连一个熟人也没有。不曾出过远门的我，对于北平方言，听来异常别扭，连「前门外」都不能顺利的听懂。这裡是不能住下去的，回到南方再说。这样，又坐火车，搭轮船，回到了最近来过的上海。

上海是那样繁忙，那样尽情欢乐的都市。而我在上海的旅馆裡，除了对经书出神而外，却没有事可做，没有地方可去，连说话的机会也没有。呆住了几天，想起宁波的天童寺，于是又搭轮船到了宁波。问起天童寺，才知道人力车是不能到达的。先要搭小船，还要步行两小时。天童寺交通不便，我的希望又动摇了，消失了。无事可做，无地可去，无话可说，又在旅馆裡呆了几天。呆著不是办法，但没有一个熟人，没有勇气向人诉说要出家的我，有什么办法呢！忽然想起，南海普陀山离宁波不远，不如去普陀山礼佛敬香。这样，我又到了普陀山。

我住在普陀前山的锡麟堂。我以香客的身分，坐了兜子，前山后山的去逢佛敬香。普陀山寺庙多、和尚多、香客多，而我还是那样的孤独，心裡一片茫然。第三天下午，我在客房前的廊下看书，一位青年香客，见我所看的是佛书，就自我介绍：南通白蒲人，姓王，他这次是来普陀山出家的。我听了，几乎失声的叫起来。我说：「同道，同道——王先生！我也是想要出家的呀！」——这是我离家以来，第一次向人吐露了内心的秘密。这样的志同道合，片刻间成为知己，成为茫茫人世的良伴，商量著到那裡去出家——找一个理想的地方。王君随身带来的，有一本《普陀山指南》。仔细检阅，从大寺到小庙，从小庙到茅蓬，發见在「般若精舍」下，写著「藏书极富，主持者有道行」几个字。当下商量决定，第二天上午，专诚去般若精舍拜访。

般若精舍是属于普慧庵的一个茅蓬。我们到了目的地，见房屋不大，双门紧闭。好久，才有一位（只有这一位）严肃而安详的老和尚出来开门。听说我们想研究佛法，就为我们略说佛法大意。我们说：锡麟堂香客往来太多，我们想找一处僻静的所在，安住几个月，对佛法作初步的參研。他向西南角一指说：「有，离这裡不过一里路，有个俗名天后宫的福泉庵。当家是福建人，香客也都是福建人，一年不过三、四次，平时非常的安静。我也不用介绍，你们说般若精舍老法师指导来的就得了」。我们向他谢別，就向福泉庵来。出来招呼我们的，是一位叫宗湛的知客师。我们说明来意，他就去征求当家的意思。当家的来了，是一位白发白须的老和尚。当家的只是点点头，说了两三句我不能完全明白的话（原来是带有闽南语韵味的宁波话），大意是好的，好的。这样，我们下午就移到福泉庵来。我与王君同住（楼上）一室，在宗湛的隔壁。

第二天傍晚，王君——其实是姜君的哥哥，追踪而来。说好说歹，姜君跟他的哥哥回家去了，又只剩了我一个人。我与宗湛还谈得来，见我认真地在阅读经论，就为我介绍。十月十一日，我就在福泉庵剃落出家，法名印顺，号盛正。那位白发白须的当家，就是我的恩师上清下念老和尚。般若精舍的那位老和尚，原来是太虚大师的戒兄，被虚大师称誉为「平生第一益友」的昱山上人。我的出家，曾经得到他的指示，所以出家后，顺从普陀山的习俗，礼昱公为义师父。

很多人问我：你怎么会跟一位（语言不通的）福建老和尚出家？我自己也说不出来。我想要出家，而会从福泉庵念公出家，这不但意想不到，梦也不会梦到的。然而，我真的从念公出家了。回忆我离家出家的因缘，空登大幅广告的菩提学院，空跑普陀山一趟的南通姜君，姜君带来的那本《普陀山指南》，都是使我在福泉庵出家的主要因缘。因缘是那样的离奇，难以想像！无意中得到昱公的指导，我终于在普陀福泉庵，跟一位福建老和尚出家，又始终受到先师的慈荫，这不能不说是夙生的缘分。

三　普陀、厦门、武昌

十九年（二十五岁）十月底，与师兄盛明，到天童寺去受戒，戒和尚是上圆下暎老和尚。名山的庄严气氛，留下了深刻的回忆。在普陀过了旧年，得到先师的同意与资助，我就于二十年（二十六岁）二月，到厦门南普陀寺闽南佛学院（以下简称闽院）求法，插入甲班（第二学期）。暑期考试还没有终了，我就病倒了，精神一直不能恢复。八月初，代院长大醒法师要我去鼓山涌泉佛学院教课（实际是易地休养）。在鼓山，礼见了当代的名德——虚云与慈舟二老。我那时出家不久，对丛林规制，佛门惯例，什么都不懂。冒冒失失的样子，现在想起来，还有点觉得可笑。年底，我回到厦门过旧年。

二十一年（二十七岁）上学期，大醒法师要我为甲班——我的同班同学讲课。我有经不起人说好话的习性（问题是自己不会应付，不会说话，没有那股断然拒绝的勇气），竟然答应下来。我是作为与同学们共同研究的；好在一向与人无争，又没有老师气派，同学们也就将就些听了。暑假中，我不慎的说了几句话，大醒法师觉得我站在同学一边。我那时忽然警觉过来：我是發心出家求法而来的，听不到四个月的课，就在这裡当法师，真是不知惭愧！这裡，不可能达成我的求法愿望，我应该自求充实。但我怎样离开闽院呢？在师长面前，我是拿不出不顾一切的勇气，于是想了一个办法：我写信给普陀山福泉庵，要他们这样的写封信来——你家裡的人，来常住找你，吵吵闹闹，你赶快回来自己处理。我就凭这封信去告假，大醒法师临別赠诗：「南普陀归北普陀，留君不住但云何！去时先定来时约，莫使西风別恨多」。我就这样的走了。现在台湾的学长默如、戒德，那时也在闽院授课，也许还记得有这么一回事。

二十一年（二十七岁）初秋，我就住到佛顶山慧济寺的阅藏楼看藏经。这个自修环境，虽然清苦些（就是找不到钱），为我出家以来所怀念为最理想的。好处在常住上下，没有人尊敬你，也没有人轻视你，更不会来麻烦你。在这裡足足的住了一年半，为了阅览三论宗的章疏，在二十三年（二十九岁）正月，又到武昌佛学院（以下简称武院，那时名为世界佛学苑图书馆）。新年裡，先与华清（谛闲老的法子）法师去雪窦寺，我第一次礼见了虚大师。然后经上海到南京，访晤在中国佛学会服务的灯霞同学，瞻仰了中山陵。我又去栖霞山，瞻礼三论宗的古道场。在南京上船去武昌，意外的遇到了敏智、肇启（？）二位，从天宁寺来，也是要去武院的。我在武院半年，三论宗的章疏读完了，天气太热，我就回到了佛顶山。

六、七月间，虚大师附了常惺法师的来信，邀我再去厦门。那时，闽院已由常惺法师任院长，人事有了变动。在当时的青年学僧心目中，常惺法师是一位被崇仰的大德，我也就决定去一趟。住了半年，在二十四年（三十岁）正月，我就与常惺法师的法子（南亭法师法弟）苇中法师，同船回上海。我再住佛顶山的阅藏楼，直到二十五年（三十一岁）底，才以不可思议的因缘而离开了普陀。

这裡，我想叙述一则痛心的因缘。当我（二十四年）要离开闽院时，一位苏北同学——圣华，搭衣持具来顶礼，说愿意亲近法师。我生于浙江，出家于浙江，所以不懂得这是什么意思。只告诉他：「我要回去看藏经，将来有缘共住吧」！圣华是文质彬彬，谦和有礼的。后来，他也要来看藏经，我告诉他阅藏楼的一切实际情形。并且说：慧济寺是子孙丛林，我虽是亲房，也等于客住。但他误会了，来了。在他长养于苏北寺院的传统意识裡，以为我久住佛顶山，将来会在佛顶山做方丈的。他来亲近我，就有受记做方丈的希望。我發见了他的错觉，一再的谈些佛顶山的历史，佛顶山的家风，但他著了迷一样的，怎么也不肯相信。二十五年冬天，我离开了普陀，圣华似乎失去了世间的一切，不久就变得神经错乱。圣华的本性，温和纯良，洁身自好，虽然能力薄弱些，但可以做一个好和尚。在苏北佛教的环境中，如出家而不能受记、当家、做方丈，那是被轻视的，可耻的，简直有见不得爹娘，见不得师长的苦衷。圣华就是被这种传统所害苦了的！圣华的不幸，使我对于今日佛教的一角，有了新的认识，新的叹息！

四　谁使我离开了普陀

为游览而出去游览，我平生只有过一次。只此一次，恰好免除了抗日期间，陷身敌偽下的苦境，可说是不自觉的预先在安排避难。经过曲折而希奇，因缘是不可思议的！

民国二十五年（三十一岁）秋天，我在普陀佛顶山，完成了全藏的阅读，心情顿觉轻松。偶而去客堂（颂莱同学在客堂任知客），才听说九月裡，蒋委员长（即今总统蒋公）五秩大寿。经国先生令堂毛太夫人，在天台山国清寺为委员长祝寿。在山上普设千僧大斋，通告各方：结缘是每人海青料一段，银圆壹元。这个消息，忽然引起我的动念：天台山国清寺，是智者大师——天台宗的根本道场，我从来不曾去过。名山胜地，何不趁此斋会，顺便去瞻仰一下！一举两得，越想越好，九月中旬，我就背起衣单，过海赶千僧斋去了。

一到宁波，就去延庆寺，这是亦幻法师总持事务，与虚大师有关系的道场。几位熟识的道友，见我那个挂单模样，要去天台山赶斋，就劝我说：「这次千僧斋会，去的人实在太多了。这几天的国清寺，不但住众挤成一团，无单可安（没有睡觉的地方），连饮水也有了问题。天台山是值得去的，但如不是为了一块钱，一块布，那大可不必赶著去受苦。过几天，斋会过了，我们介绍你去住几天，到处瞻礼，何等自在」！我是个一向懒于赶斋，生怕睡眠不好的人，听他们这么一说，也就暂时留下，等过了斋期（寿诞）再去。

在延庆寺住了两天，吃饭睡觉，实在乏味。想起了慈北白湖（鸣鹤场）金仙寺，是亦幻法师住持的地方。听说风景优美，芝峰法师及守志（即竺摩）、月熙等同学，都住在那裡，倒不如先去白湖走一趟，回来再上天台山不迟。决定了，就到金仙寺来。这裡，倒是一个好地方，湖光山色，风景著实不错！在这裡自修，应该是极其理想的，但在我的感觉中，似乎太自由了一点。

金仙寺住了几天，打算明天要回宁波了。厦门的慧云（俗名林子青），忽在傍晚的时候来了，他就是从国清寺赶了斋下来的。大家见面，有说有笑。说不到几句，慧云忽然想到了什么，拿出银元二十元给我（那时的币值很高）说：「知道你在普陀，却找不到通讯处，我也无法寄给你。隆耀说：別的无所谓，只是印顺同学的二十块钱，无论如何，你也得代我交还他。难得在这裡遇到了你，我也总算不负人之托了」。慧云来得意外，二十块钱也来得意外，这裡面原是有一段因缘的。

二十三年（二十九岁）下学期，我在闽院教课。隆耀（宝华山引礼出身）、慧云，受台湾开元寺的礼请，一个羯磨，一个教授，要到台湾去传戒。隆耀想到见了台湾的诸山长老，也得备点礼物，表示敬意。他是没有钱的，没有別的办法，就来找我这个穷同学，商借二十元。二十元，是我所有的不少部分。我与隆耀没有特別的友谊，但我毫不犹豫的答应了他。他们传戒终了，正想离台返厦，却被日本刑警逮捕，严刑苦打。曾传说隆耀（身体本来瘦弱）经不起刑责，已经死了。二十四年正月，我离开厦门，从此杳无消息，我也早已忘记这二十元了。想不到隆耀没有死，也没有忘记我，自己还在台湾休养，首先就设法托慧云归还我。佛经说：种因的会结果，欠债的要还钱，这原不过迟早——今生或来生而已！

慧云是从杭州去天台山的。说到杭州，慧云的话就说开了。「杭州开化寺六和塔住持妙乘，是闽院老同学，对于闽院同学，来者不拒，去者不追。到了他那裡，有吃有住。至于參观游览，那就各人自由」。慧云说：「我住在六和塔，已一个多月了」。月熙想到杭州去，邀我同行。出家以来，我没有去过西湖。现在有人导游，还得了意外的财物（二十元），我也就放下天台山，先作杭州西湖之游了。

晚上，才到了钱塘江边的开化寺。第二天（国历十一月六日）早餐毕，妙乘提议：「今天太老（指虚大师）在灵隐寺讲《仁王护国般若经》。我们是云来集菩萨，也该去參加开经法会才是」。大家没有异议，上午就到了灵隐，我也随众礼见了虚大师。下午听完了经，就回开化寺。晚上，慧云对我说：「太老好像有话要和你说似的」。我说：「我倒没有觉得」。但我心裡想：虚大师也许会有话要和我说的。去年（二十四年）（国历）四月间，为了组织中日佛学会，出席泛太平洋佛教青年会，我不同意虚大师的态度。大师自己不參加，却默许部分的弟子去參加。我以为：日本军阀的野心是不会中止的，中日是迟早要一战的。处于这个时代的中国佛教徒，应爱护自己，不宜与特务化的日僧相往来。也许措辞过分激烈了，我与大师的联络，也就中断了一年多。

过了两天，妙乘在开化寺设斋，供养虚大师，没有外客。在席上，虚大师向我提起：武院要办研究班，这是由上海三昧庵宽道發心每月资助（贰）百元而引起的。有几位研究三论的，所以希望我去武院，指导他们研究。我说了几句谦辞的话，大师以「去一趟」来结束话题。这就是虚大师所要与我说的，说了也就算了。

我在杭州住了一星期，忽然游兴大發，也许是二十块钱在作怪。离开杭州，首先到嘉兴楞严寺挂单。常住佛事兴隆，我被派去拜了一天梁皇忏。看情形不对，第二天起单，到旅馆去住了一天。多少游览，就搭车去江苏的镇江。访玉山超岸寺，见到了守培老法师。寺主雪松，陪我去金山；又到竹林寺一宿，见到正在编辑《中国佛教人名大辞典》的震华。回到超岸寺，梵波（也许是养波，一位武院的同学）从焦山来，我就随梵（？）波去焦山。焦山的住持静严，是闽院的同学，在这裡受了几天招待。忽有六度（也是去过闽院的）从庐山大林寺下来，要回小庙去，他就成为我漫游的引导者。陪我去扬州；到如皋的菩提社，这是六度出家的地方。我住了好多天，多少领略到苏北寺僧的生活情形。然后经过南通，參观了啬公墓，吴画沈绣之楼——楼上藏有历代名人的观音画像。最后到了狼山，这裡也有一位力定同学。住了两三天，这才与六度话別，而搭轮船回上海。三个星期的漫游，漫无目的的游历，钱也用完了，人也累了，游兴当然也就没有了。天台山以后再说，决定先回普陀去。

虚大师创办的中国佛学会上海市分会，是附设在三昧庵内的，听说灯霞同学在那裡当干事。我在决定回普陀山的前一天，去三昧庵看他。谈了一回，准备走了，他说：「下午请常惺法师演讲，你吃了午饭，听完讲再走吧」！也好，我横竖是没有事的。午后，慧云、妙乘，又在这裡碰上了，真是巧合！妙乘一直埋怨我：「走了也没说个去处！在你走了以后，太老一再派人来找你」。我说：「到那裡，我自己也不知道呀」！不久，虚大师来了，常惺法师也来了，三昧庵主宽道（原是普陀洪筏院子孙）当然也到了。讲演完毕，大家坐下来，虚大师重申前议，要我到武院去。大家帮著大师说话，不善词令的我，在这师友的包围下，实在应付不了。虚大师拿出二十块钱，给我作旅费。我还是要推，妙乘可说话了：「老法师给几个钱，我们做弟子的，只有说声谢谢。你去不去武昌，都没关系，慢慢决定好了」。不会说话的我，就这样没奈何的收了下来。回到普陀山，越想越不是滋味。我真是不该到三昧庵去的！但我又怎么知道三星期的漫游，会在这裡碰上了呢！约会也没有这么巧呀！武院，我是去过的，并不想再去；特別是武汉的炎热，我实在适应不了。可是旅费已拿了，拿钱而不去，我是不能这么做的，除非将钱退回去。想来想去，也许还是（缺乏断然拒绝，不顾一切的勇气）人情难却，没奈何的决定：去一趟，明年早点回普陀山度夏。

从普陀到武昌，已经是腊月中旬了。二十六年（三十二岁）的五月初，我就病倒了——老毛病。疴了几天，温度忽然高起来，院方才把我送入汉口某日本医院。住了十几天，才出院回来。天气那样的热，睡眠不足，饮食减少，病虽说好了，身体却还在衰弱下去。国历七月七日，芦沟桥的抗日砲声响了。国历八月十三日，淞沪的战争又起。到国历十二月四日，南京也宣告失守。想回普陀的希望，是越来越不可能了！身体一直在奄奄无生气的情况下。到二十七年（三十三岁）七月，武汉也逐渐紧张起来，这才与老同学止安经宜昌而到了重庆，我就这样的渡过了抗战八年。我为什么到四川？追随政府哪！响应虚大师的号召（共赴国难）哪，这些冠冕堂皇的理由，对我是完全不适用的。在我的回忆中，觉得有一种（复杂而错综的）力量，在引诱我，驱策我，强迫我，在不自觉、不自主的情形下，使我远离了苦难，不致于拘守普陀，而受尽抗战期间的生活煎熬。而且是，使我进入一新的领域——新的人事，新的法义，深深的影响了最近二十几年来的一切。抗战来临的前夕，一种不自觉的因缘力，使我东离普陀，走向西方——从武昌而到四川。我该感谢三宝的默佑吗？我更应该歌颂因缘的不可思议！

五　最难得的八年

最难得的八年（二十七年七月到三十五年三月），为我出家生活史中最有意义的八年，决定我未来一切的八年。

二十七年（三十三岁）五月，武汉外围一天天紧张起来。老同学苇舫（苏北人），在武院编《海潮音》，也是当时武院的管理者。他一直说要与向领江的结缘船（行驶重庆上海间的福源轮船）接洽，送我们——我与老同学止安去四川。但是结缘船一班又一班，武汉三镇的尼众去了不少（后来虚大师为他们成立尼众避难林），就是轮不到我们。七月中，止安著急了，自己出去想想办法，当下就买了两张到宜昌的票回来，陪著我去宜昌，暂住古佛寺。一到宜昌，才知道问题严重。在宜昌等船入川的，真是人山人海，去四川的船票，我们是没有能力（有钱也不成）买到的。后来，还是亏了向领江的结缘船，才能顺利的到达重庆。向领江的结缘船，不用接洽，也不用买票，只要出家人，就可以一直走上去。在船上，有饭（素菜）吃；到了重庆南岸，每人还给两毛钱的轮渡费。向领江半生结缘，真正功德无量！我们的船一到，老学长乐观早在码头上摇手，招呼我们。

第二天，我与止安就去了北碚缙云山，住在汉藏教理院（以下简称汉院）。法尊、法舫、尘空、雪松（前超岸寺寺主）诸法师，都在这裡。最初的一年半中（二十七年七月到二十八年底），法尊法师给我很多的法益。他是河北人，没有受过近代教育，记忆力与理解力非常强。留学西藏并不太久，而翻译贡献最大的，是他。在虚大师门下，于教义有深广了解的，也是他。我为他新译的《密宗道次第广论》润文，遇到文字不能了解的，就去问他。黄教对密乘的见解与密乘的特质，我因此而多少了解一点。他应我的请求，翻译了龙树的《七十空性论》。他将《大毘婆沙论》译为藏文（没有完成），我每晚与他共读论文，有什么疑难，就共同来推究。我们经常作法义的探讨，我假设问题以引起他的见解；有时争论不下，最后以「夜深了，睡吧！」而结束。这样的论辩，使我有了更多与更深的理解。深受老庄影响的中国空宗——三论宗，我从此对它不再重视。法尊法师是引發了一些问题，提供了一些见解，但融入我对佛法的理解中，成为不大相同的东西。他对我的见解，当然是不能完全同意的，但始终是友好的，经常在共同讨论。我出家以来，对佛法而能给予影响的，虚大师（文字的）而外，就是法尊法师（讨论的），法尊法师是我修学中的殊胜因缘！

二十九年（三十五岁），我去了贵阳。大觉精舍是华府所兴建，天曦老法师弘化的道场。曦老去世了，曦老的徒孙明照，在汉院求学，就约我到贵阳去。那时是战时，我又没有活动力，所以没有作什么，只是自修，写《唯识学探源》。施主华问渠先生，已失去了他父母那种信佛护法的精神，而只是父母传下来，不好意思结束，姑且维持下去。年底，我回汉院过年。

到了汉院，就见到从香港来汉院旁听的演培、妙钦与文慧。三十年（三十六岁），我就为他们讲《摄大乘论》，大家非常欢喜。秋天，演培约了几位同学，到合江法王寺，办法王学院，请我去当导师。导师原是不负实际责任的，但适应事实，逐渐演化为负责的院长。三十三年（三十九岁）夏天，三年圆满，我才又回到汉院。在这一期间，又见到了光宗、续明、了參他们。

在四川（二十七——三十五年），我有最殊胜的因缘：见到了法尊法师，遇到了几位学友。对我的思想，对我未来的一切，都有最重要的意义！我那时，似乎从来没有离了病，但除了不得已而睡几天以外，又从来没有离了修学，不断的讲说，不断的写作。病，成了常态，也就不再重视病。法喜与为法的愿力，支持我胜过了奄奄欲息的病态。

六　业缘未了死何难

「人命在呼吸间」，佛说是不会错的。健全结实的人，都可能因小小的因缘而突然死去。死，似乎是很容易的，但在我的经验中，如因缘未尽，那死是并不太容易的。说得好，因缘大事未尽，不能死。说得难听些，业缘未了，还要受些苦难与折磨。

话，应该说得远一点。我是七个月就出生的；第十一天，就生了一场几乎死去的病。从小身体瘦弱，面白而没有血色。發育得非常早，十五岁就长得现在这么高了。总之，我是一向不怎么结实的，但出家以前，倒也不觉得有什么病。

二十五岁出了家，应该好好的精进一番。但是，「学佛未成成病夫」，想起来也不免感伤。二十年（出家的下一年）五月，我在厦门病了。天天泻肚，同学们劝我医治，我总是说：「明天再说」。我没有医病，问题是没有钱。我不能向人借钱，我没有经济来源，将来拿什么还人呢！记得故乡的一句俗语：「有钱药又药，没钱拼条命不著」。病，由他去吧！又信同学（普陀锡麟堂子孙）来看我，一句道破：「你是没有钱吗」？「是的，只有一块钱」。他说：「够了，够了，我给你安排」。买了一瓶燕医生补丸（二角八分），让他泻一下，不准吃东西。买半打小听的鹰牌炼乳，一天可吃三次。用不到一块钱的特別办法，果然生效，病就渐渐好了。但病后没有调养，逢到天气炎热，睡眠不足，身体不免虚弱下来。一位同学死了，上山去送往生。经不起山风一吹，感冒咳嗽，这算不得大病。一直拖到七月，精神还是不能恢复。承大醒法师的好意，派到鼓山去教课。山上空气好，天也凉快了，这才好转过来。

二十六年（三十二岁）五月，又在武昌病了，老毛病。病好了，还是一天天衰弱下去，从睡眠不足而转为失眠，整天都在恍惚状态中。有时心裡一阵异样的感觉，似乎全身要溃散一样，就得立刻去躺著。无时不在病中，对我来说，病已成为常态。常在病中，也就引起一些观念：一、我的一句口头禅：「身体虚弱极了，一点小小因缘，也会死过去的」。二、于法于人而没有什么用处，生存也未必是可乐的。死亡，如一位不太熟识的朋友。他来了，当然不会欢迎，但也不用讨厌。三、做我应做的事吧！实在支持不了，就躺下来睡几天。起来了，还是做我应做的事。「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我有什么可留恋的呢！但我也不会急求解脱，我是一个平凡的和尚。

「身体虚弱极了，一点小小因缘，也会死过去的」。我存有这样的意念，所以我在武昌，一向是不躲警报的。因为我觉得：如真的炸中了，那怕小小弹片，我也会死去的，不会伤残而活著受罪。一天晚上，敌机来得特別多。武院当时住有军事器材库（科？），一位管理员，慌得从楼梯上直滑下来。有人急著叫我，我没有感激他，相反的嫌他啰苏，这可以反映我当时的生死观了。然而这一观念，在我两次应死而不死的经验中，证明了是并不正确的。

一次是民国三十年（三十六岁）的中秋前夕，我在缙云山。月饼还没有吃到，老毛病——肚子倒先有了问题。腹部不舒服，整晚难过得无法安眠（可能有点發热）。学院的起身铃响了——五点半，天色有点微明。我想起来去厕所，身体坐起，两脚落地，忽然眼前一片乌黑，一阵从来没有经验过的异样的疲倦感。我默念「南无佛，南无法，南无僧」。我不是祈求三宝的救护，而是试验在这异样的境界中，自心是否明白。接著想：「再睡一下吧」！这应该是刹那间事，以后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忽然有了感觉，听到有人在敲门，是同事在唤我早餐了——七点钟。看看自己，脚在地上，身体却搁在床上；满裤子都是臭粪。慢慢起来，洗净了身体，换上衣服，再上厕所去。我知道，这是由于腹泻而引起的虚脱。昏迷这么久——一点多钟，竟又醒过来了。我想，假使我就这样死了，也许別人看了，会有业障深重，死得好惨的感觉。然在我自己，觉得那是无比的安详与清明。我不想祈求，但如将来这样死了，那应该说是有福的。

另一次是民国三十一年（三十七岁），我在四川合江（法王寺所办的）法王学院。一个初夏季节，常住为了响应政府的减（或是限）租政策，晚上（农夫们白天没有闲）召集佃农，换订租约。法王寺的经济，就是田租；田多，佃农也多，一则一则的换订新约，工作极其繁重，我也得出来帮助一下。我的工作是计算，田几亩几分几厘，年缴租谷几石几斗几升几合。佃约写好了，我又拿来核对一下，以免错误。这一晚，直到早上三点多钟才结束。

过度疲劳，我是睡不著的。早餐后，还是睡不著，于是出门去散步。寺在深山，沿途是高低起伏的曲径。经过竹林旁边，被地上的落叶一滑，就身不由主的跌了下去。只觉得跌到下面，站不住而又横跌出去，別的就什么都不知道了。约有半点多钟，我才逐渐醒过来。觉得左眉有点异样，用衣袖一按，有一点点血。站起身来一看，不禁呆了，原来从山径跌下来，已翻了四层坡地，共有四、五丈高。我也顾不得一只鞋子还在上层，就慢慢的走回来。最后，爬上三、四十层石级，才到达寺院。那一天，学僧们出坡采茶子去了，演培带著学僧们上山，仅有文慧在院裡。左眉楞骨上的伤痕，深而且长，可是出血不多（也许这裡微血管不多）。文慧就为我洗净，包扎好。我上床睡了一下，忽然痛醒了。右脚的青筋，蚯蚓般的一根根浮了起来，右脚痛得几乎不能著地，原来脚筋受了重伤。深山无医无药，想不出办法。到合江去就医吗，距离七十五华里，坐著滑竿急急的走，也要八个小时。我在山上跌伤了，惊动了全寺。丈室的一位老沙弥，自己说会医，看他说得很有信心，也就让他医了。他用烘热了的烧酒，抹在筋上，一面用力按摩。他是懂得拳术的，把我的右脚，又摇又拉，当时被按摩得很痛。人疲倦极了，渐渐睡去，等到中午醒来，青筋不见了，脚也不痛了。这类急救，比西医还有效而迅速得多。极度衰弱的人，跌了这么一跤，竟然没有死去。不但没有死，眉心的创伤，几天就好了，连伤疤也没有留下多少。脚筋扭伤了，恰巧有一位老沙弥，一摩就好。只是上面的门牙，跌松而长出几分；下齿折断了两根。不好看，咀嚼也不中用，但上牙又自然的生根，到民国五十五年（六十一岁）才拔去。这一跤，不能说不严重，可是没有死去，也没有留下伤痕，真是奇妙的一跌！这一跤，使我有了进一步的信念。「身体虚弱极了，一点小小因缘，也会死过去的」——这几句口头禅，从此不敢再说了。业缘未了，死亡是并不太容易的。

五十六年（六十二岁）冬天，我去荣民医院作体格检查。车是从天母方面过去的；我坐在司机右侧，后座是绍峰、宏德，还有明圣。医院快要到了，前面的大卡车停了，我们的车也就停了下来。不知怎的，大卡车忽然向后倒退，撞在我们的车上。车头也撞坏了，汽车前面的玻璃，被撞得纷纷落在我的身上。大家慌张起来，我坐著动也不动。他们说我定力好，这算什么定力！我只是深信因缘不可思议，如业缘未尽，怎么也不会死的（自杀例外）。要死，逃是逃不了的。我从一生常病的经验中，有这么一点信力而已。

七　我回到了江南

抗战胜利了，举国欢腾，我也该回去了！但是，不要说飞机，就是沿长江而下的轮船，也是票价贵得吓人，还要有人事关系才行。这不是我们所能的，安心的等著吧！三十五年（四十一岁）清明前后，才發现了一条可以回来的路，那就是经西北公路到宝鸡，再沿陇海路东下。虽然迂回了一点，但到底是可以通行的，而且还可以瞻仰隋唐盛世的佛教中心。我与演培、妙钦，他们连皮箱都卖了（我是想卖也是没有可卖的），凑足了旅费，才离开了值得怀念的汉院。从重庆出發，那时的光宗与了參，在重庆相別，他们正准备去锡兰深造。

到了西安（古称「长安」），受康寄遥居士的招待。在佛学社、寄园住了几天，移住城南的大兴善寺。这裡，有筹办巴利三藏院的计㓰；一位汉院同学╳悟，在这裡主持一个初级佛学院。我们借了一辆牛车，费了一天工夫，才到罗什塔去瞻礼。那时的罗什塔，等于一所乡村小庙，想起逍遥园时代的盛况，都不禁有无常之感。我们去瞻仰兴教寺，大慈恩寺等古刹。名刹多少还留点遗迹，所以西安一带，寺多僧少，地大寺小，隋唐佛教的光辉，在这裡已完全消失了！

经洛阳、郑州，到达开封。铁塔寺与开封佛学社，都是净严法师主持的。净严是武院的老学长，从慈舟老法师出家；那时，续明也在这裡。我经过一个多月的辛苦，病倒了，只能留下来养病，让演培与妙钦先回去。我住在佛学社，又上了现代佛教的一课。一位宪兵司令（大概是驻郑州的），有事到开封来，到佛学社来看净严法师。净严法师而外，戴湄川居士（前国会议员）也在座。这位司令谈起了佛法：他曾以「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考问过好几位法师。在重庆也问过法尊法师，也还是差一点。戴湄川说：「司令对佛法真是深有研究了」！他说：「抗战，剿匪，为国家服务，还不能专心研究；曾看过一部有注解的《心经》」。他走了，戴湄川说：「好小子！我真想刮他两个耳光。凭他看过一部《心经》注解，就狂妄到那个样子」！这件事，对我的印象极深。出家人对佛法不大留心，而对军政名流，护法居士，却一味奉承逢迎，按时送礼请斋。说到佛法，自己不会说（也有谦恭而不愿意说），却来几句：「大居士深通佛法」，「见理精深」，「真是见道之言」。被奉承的，也就飘飘然连自己的本来面目都忘了。凭固有的文字根柢，儒道思想，读几部经，看几则公案，谈禅、说教，就是大通家了！轻视出家人的风气，那位司令只是最特出的一位！为什么会这样？就是自己无知，却奉承逢迎，攀缘权势。所以，如果说有「四宝」，那只因僧不成宝，怪不得別人。我从不要求大居士的尊敬，（对佛法的理解）也从不会恭维他们，免他们陷于轻僧、毁僧，连学佛的基础——归依三宝功德都不能具足。

我准备要东下了。七月十五日，佛学社有法会。下午，忽然时局紧张起来，开封城外也听到了枪声。据说：兰封的铁路，被八路军扒了。沿陇海路东下的希望没有了，一切唯有让因缘来决定。隔一天，净严法师与我到了郑州；我再从郑州南下到武昌。在郑州著了凉，在武院咳嗽了一个多月，暂时留了下来。武院的房屋，在苇舫的努力下，正在补修恢复。

三十六年（四十二岁）正月，我回到了上海，在玉佛寺礼见了虚大师。大师那时有说不完的不如意事，心情沈重。那时的杭州灵峰，办理武林佛学院，演培与妙钦，都在那裡任教，所以我先到杭州去看看。大师说：「回来时，折几枝梅花来吧」！灵峰是杭州探梅的胜地。我去了几天，就得到虚大师病重，继而逝世的消息。我折了几枝灵峰的梅花，与大家一起到上海，奉梅花为最后的供养。我在开封，在武昌，一再滞留，而终于还能见到大师，也算有缘了！大师的弟子都来了，我被推主编《太虚大师全书》。这是我所能做的，也就答应了。与续明、杨星森，在三月裡到了雪窦，受到寺主大醒法师的照顾。

三十六年与三十七年，我都回过普陀山，那只是为了礼见先师。普陀山一切都变了，阅藏楼也变了，其实京、沪、杭一带的佛教都变了，变得面目全非。一切都变了，有一切无从说起的感觉。三十七年（四十三岁），从普陀回杭州，要进行「西湖佛教图书馆」的筹备工作。经过宁波，到延庆寺，恰好见到了锡兰回来的法舫法师，他是去雪窦礼敬虚大师舍利而下来的。大醒法师感慨的说：「雪窦寺存有多少钱，多少谷，请法舫法师继任住持，来复兴虚大师主持过的道场。我说了两天一夜，现在连听也不要听了」！我说：「我来说说看」。我说明了雪窦寺的实况：雪窦寺的好处——蒋主席的故乡，常住经济也可维持二十多人；雪窦寺大醒法师也有些困难，最好法舫法师能發心接任。我说了好处，又说了坏处（大醒法师专说好处），法舫法师就接受了，忙著准备晋山。虽然时局变化，等于没有这回事，我内心还是很欢喜的。亦幻法师说：「法舫住持雪窦，将来办学，印顺一定会来帮助的」。这种适合一般人的想法，对我是不一定适合的。

八　厦门、香港、台湾

千僧斋，慧云交来的二十元，游兴勃發，三昧庵的突然相逢，武昌的病苦，使我意外的避免了敌偽下生活的煎熬。现在，又一次的避免了赤祸，已过了二十多年的自由生活。我的身体衰弱，不堪长途跋涉。生性内向而不善交往，也不可能有奔向（语言不通的）香港与台湾的决心。我是怎样避免了的？这是又一次不自觉的在安排，预先脱离了险地。

因缘是非常复杂的，使我远离赤祸的，主要应该是妙钦。妙钦与演培等，在汉院同住了几年，在法义的互相论究中，引發了一种共同的理想。希望在杭州一带，找一个地方，集合少数同学，对佛法作深一层的研究。三十六年（四十二岁）冬天，以佛性（禅定和尚的弟子，曾在汉院任监学）名义，接管杭州岳坟右后方的香山洞，筹组「西湖佛教图书馆」，就是这一理想的初步实施。这是我对佛法的未来理想，理想只如此而已。在几位学友中，我是大了几岁的，隐隐然以我为主导，但我没有经济基础，连自己的生活都解决不了。那该怎么办呢？当然写缘起哪（这是我的事），找赞助人哪（佛性出去跑了几趟），而主要却寄希望于妙钦的一位长辈。

妙钦是厦门（原籍惠安）人，与性愿老法师有宗派的法统关系。抗战期间，性老开化菲岛。三十七年冬天，性老回国，在南普陀寺举行传戒法会。本来，性老与虚大师的风格是完全不同的。虚大师门下，在闽南长老，特別是性老的心目中，也没有留下良好的印象。我想，也许我是念公（福建金门人）的弟子，但主要是妙钦为我在性老前的揄扬。妙钦也希望我趁此戒会，与性老见面，可能将来会对我们的理想，能有所帮助。性老来信，要我去厦门，随喜这难得的戒会，旅费也寄来了。说来有点离奇，传戒法会，远道去礼请羯磨、教授、引礼，是常有的；远道礼请人去随喜，是不曾听说过的。我不好辜负性老的盛意，只能以祝贺者的心情，由妙解（妙钦的师弟）陪从，离杭州而去厦门。

那时，已是三十七年十月，金元券的价格，开始下落。买轮船票不容易，妙解从（福建人开的）桂圆行弄到一张船票，上船交钱。两个人，一张票，上去了再说。等到轮船快开，也就是要买票了，才知道票价涨起十分之五，我们的钱只够买一张票了，怎么办？我当然是没有办法的。妙解展开了外交活动，用闽南话与人攀谈。一位（走单帮的）青年攀上了，他母亲是常去南普陀寺进香的。就凭这点，向他借到了买票的钱。年轻人有活力，能创造因缘，想到自己那样的纯由因缘的自然推动，实在太没用了。亏了妙解，我才能到达厦门。可惜他远去星洲，因缘不顺，年轻轻的早死了！

我就这样的，意外的到了厦门。传戒法会终了，性老约我去泉州（我就只去了这一次）。先到同安的梵天寺，这裡是先师念公，师弟印实，我（先师为我代收）的徒弟厚学在管理。同安梵天寺，是著名的古刹，但现在是衰落极了！过了一宿，又随从性老到泉州，住在百原寺（也就是铜佛寺）。泉州三大名刹——开元寺，承天寺，崇福寺，及开元的东西二塔，都曾去瞻仰。性老留在泉州过年，我先回厦门，已是年底，常住的年饭都已经吃过了。

一过新年，三十八年（四十四岁）正月，京沪的形势紧张，我就住了下来。随缘办了一所「大觉讲社」，演培、续明也都约到厦门来。到了六月，漳州、泉州一带，战云密布，我就与续明、常觉、广范、传╳，离开了厦门，到达香港。我怎么会到香港？当然是为了避免赤祸。法舫法师在香港，一再催我到香港，并说住处与生活，一定会为我安排，我多少有了短期可托的信念，而我内心的真正目的，是想经云南而到四川北碚的缙云山。法尊法师来信：局势不妙，早点到四川来（以为抗战时期那样的可以偏安），免得临时交通困难。我对缙云山，是有一分怀念的，我就这样的到了香港。妙钦那时已去了马尼拉，寄一笔钱来，决定在港印行我在「大觉讲社」所讲的《佛法概论》。等到《佛法概论》出版，大陆的局势急转直下，缙云山已是可望而不可能再去的了。《佛法概论》为我带来了麻烦，然我也为它而没有陷身大陆，因缘就是那样的复杂！

我又到了台湾。到台湾，应有三次因缘：三十八年（四十四岁）初夏，大醒法师劝我到台湾，词意非常恳切，我也有了到台湾的意思。但他在信上说：「你来，住所我一定可以为你设法」。这一说，我可犹疑了。我不会闽南话；不会与人打交道，拉关系；我也不能帮常住的忙。寄居台籍的寺院，自觉难以适应，所以也就没有来。

三十九年（四十五岁），我住在香港新界大埔墟的梅修精舍。黄一鸣（国大）代表也住在大埔墟，曾见面数次。黄代表自认皈依太虚大师，也与灯霞相识。他要到台湾，见我们的生活太苦，劝我到台湾去。他到了台湾，大概在李子宽老居士（以下简称子老）面前，提到了我，并说我想到台湾来。所以子老给了我一封信，首先表示欢迎，接著说：《大师全书》正在香港印行，希望我能继续主持，完成后再来台湾。《全书》的印行，我不负任何责任，所以当时读完了信，真说不出是什么滋味。其实，这是黄代表的好意，我当时并没有来台的意思。事后回忆起来，我应该感谢子老。因为，要等政局比较安定，政治更上轨道，四十一年（四十七岁）秋天，我才可以来台。如三十九年就到了台湾，免不了一场牢狱之灾。远避赤祸，我有意外的因缘；到台湾也就有较安全的因缘——因缘是那样的不可思议！

九　墓库运还是法运亨通

四十二年（四十八岁）夏天，我从台湾回香港，搬运书物及处理未了的手续。在识庐住了好几天，我对优昙学长说：「我交墓库运了」（这是家乡俗语，墓库运会遭受种种恶劣的境遇）！他问我为什么？我将去年（四十一年）的事告诉他。从去年起，种种因缘追迫而来，看来是非受苦难与折磨不可了。优兄为我欢喜，说我法运亨通。但到了现在，我还不能决定，这真的是法运亨通吗？

善于把握机缘的，人生是随时随地，机缘都在等待你。但在我自己，正如流水上的一片落叶，等因缘来自然凑泊。我不交际、不活动，也不愿自我宣传，所以我不是没有因缘，而是等因缘找上门来。这当然是生活平淡，少事少业了。可是一到四十一年（四十七岁），因缘是一件件的相逼而来，有的连推也推不掉，这是我一生中仅有的一年。因缘的追逼而来，真是太不可思议了！这一年的因缘，值得一提的，至少有十件。

一、正月初三日，我与演培、续明等出门去拜年——没有別的，只是识庐与鹿野苑。到了香港识庐，续明去湾仔的香港佛教联合会，这是我们曾经暂住的地方。续明带回了一封信，信是去年十一月中（却要在这一年收到），槟城明德法师寄来的。信中问我：听说你有一部《中观论颂讲记》，要多少钱才能印出？他愿意發心来筹募。明德法师与我，过去并不相识，也没有法统的关系。这样的为法而發心，使我感动。后来筹集的款项，超过了印费，余款又印了一部《胜鬘经讲记》。为了付印，我又检读了一遍原稿，忙了好多天（校对由续明他们负责）。

二、当天下午，到了荃湾鹿野苑，这是江苏栖霞山的下院。我们那时寄住的净业林，就是鹿野苑三当家（当时的实际负责者）的精舍。到了新年，我们是应该来这裡拜年的。那一天，明常老和尚提议，要我在鹿野苑讲一部经。既然住在净业林，这也就不能推辞的了。后在二、三月中，讲了一部《宝积经》——〈普明菩萨会〉。我的口才平常，又不会讲些逗人呵呵笑的故事，听众的反应平常。

三、演培年初就要去台湾了，我却發起了福严精舍的筹建。说来话长，三十九年所住的梅修精舍，是马广尚老居士为我们借来，原是可以长住的。净业林在青山九咪半，是鹿野苑三当家的精舍，最近翻修完成，邀请我们去住。三当家的一番好意，是应该感谢的！他肯这样做，应有演培，特別是仁俊（仁俊住鹿野苑，与三当家的私交很厚）的关系在内。我在香港，毫无活动。我们的生活，全靠马尼拉的妙钦支持。他不是为我们筹化道粮，而是将自己所得的单钱、忏资、𫎪钱，纯道义的为佛法而护持我们。不过，总不能老是这样下去，妙钦也有了去锡兰深造的计㓰。我是等因缘决定的人，到无米下锅时再说，但演培、续明多少为未来而著想，主张迁到净业林去（四十年，我们的生活费，还是自己负责的）。我是除非与大体有碍，总是以大家的意见为意见，所以我们就在四十年（四十六岁）春天，迁到净业林去。现在回忆起来，这是走错了一步。对未来台湾的境遇，种下了苦因。但我那裡能预知，这是不可思议的逆缘！我到了净业林，仁俊也来共住；超尘（二当家）在这裡闭关；悟一（四当家）管理庶务。我不大注意別人，也不想知道別人的秘密，所以平顺的住了一年。

到了年底年初，一项不平常的事件，也许別人不觉得，而我却深深的懊悔了，为什么要到这裡来呢！事情是这样的：到了年底，三当家的头发，留得长长的，不肯剃去。到了新年，也不肯去施主家拜年，这是（鹿野苑）违反常例的。三当家的意思是：自己对鹿野苑战后的复兴，有过重大的辛劳。而弥光（应该是他的法师）却故意与他为难，所以他不愿再干了。这只是对付弥光的一项战略，结果是弥光被逼出去了。人与人是难免有磨擦的，但在佛教内有些不顺意，就以还俗的姿态来作武器；出家人可以使用这一绝招，那还有什么不能使出的呢！鹿野苑人才济济，上一辈是老和尚明常；中一辈是大本（即现在台湾的月基）、弥光；下一辈是五位当家。一门三代，年龄相差不太远。人人仪表堂堂，个个能唱、能念、能说、能写、能干。大家挤在一起，正如脂肪过剩一般。「一叶落而知秋」，我似乎敏感，而事后证明为绝对正确。如一直寄住下去（那时我还不知道要到台湾），我们的处境，会是很难堪的。但当时的鹿野苑，声誉还好；我们受尊敬受欢迎而来，又凭什么理由而要离去？再迁到別处，不但对不住鹿野苑与净业林，也与自己有损。我与续明研究，唯一的办法，是自己创立精舍，才能不留痕迹的离去。这样决定了，就与妙钦说明。妙钦以去锡兰为理由，愿为我们成立精舍而作最后的服务。就这样，住在净业林而开始福严精舍的筹建工作。这是我被迫而自己计㓰的，但在香港是成功而又失败了，虽已找到了建地，却又改变主意而移建到台湾。

四、大概是三月裡，优昙约我去识庐。荃湾芙蓉山的南天竺，有意要献为十方。优昙介绍敏智（武院同学）与我！敏智任住持，我与续明他们去弘法——两人合作。我不好却优昙的好意，曾与敏智去南天竺一次，但此事不成事实，后来是消息全无了。问题并不在我，而是敏智。敏智是有名的天宁寺大和尚，但并不是传说中有钱的那位天宁寺大和尚。大概行情明白了，也就免谈了。

五、优昙来信约我去识庐，因为冯公夏居士们，要成立世界佛教友谊会港澳分会，我没有去。一次到了识庐，优昙要与冯公夏联络，我说：「今天不便，下次再来」。我习惯于在僧团中自修，不会与居士们打交道（现在老了也还是这样）。但是，冯公夏等到了清凉法苑来；清凉法苑离净业林不过数十步，请我去午斋，这是无可推避的了。在席间，商量成立港澳分会，并请我担任港澳分会会长。这可说是给我的荣誉，是他们的好意，并无实际责任，我也就答应了。这是一件避也避不了的因缘。

六、香港佛教联合会改选，我被选为香港佛教联合会会长。这应该是优昙与陈静涛居士在后面策㓰的。我只出席了一次改选后的就职典礼。会务由副会长王学仁居士负责。这也只是一项荣誉，历届（海仁、筏可老）都是这样。在四、五月中，我一连戴上了香港佛教联合会会长，世界佛教友谊会港澳分会会长双重头衔，在我还是第一次。等到定居台湾，我就专函去辞谢了。

七、到台湾：这一年的离香港到台湾，与二十五岁的离家出家，在我的一生中，都有极深远的意义，但意义并不相同。大概是五月底，子老从台湾来信：中国佛教会（以下简称中佛会）决议，推请我代表中华民国，出席在日本召开的世界佛教友谊会第二届大会。议决案也抄了寄来，法师与居士们而将去日本出席的，共有三十人左右。我没有想到別的，只觉得：日本在现代的佛教国际中，说他俗化也好，变质也好，仍不失为佛教的一大流，应有他所以能存在，又值得參考的地方。到台湾——其实是到日本去一趟，应该是值得的，我就这样的答应了下来。我是一向不注意別人的；子老不再说什么，只是说：「预备好，等入境证寄到就来」。七月十五日前后，我到了台湾。去日本出席的代表，政府已限定为五人。我没有过人的才能，语言不通，子老却坚决的非要我去不可。等到我知道，去日本的期限也近了，只有随波逐浪，将错就错的错下去。

八、从日本回到台湾，已是九月天气。子老在善导寺护法会提议，聘请我当导师。他送聘书来，我说：「南老是导师，为什么又请我」？子老说：「善导寺的导师，不限一人，如章嘉大师也是导师，这是护法会表示的敬意。至于善导寺的法务——共修会、法会、佛七，一切由南老负责」。我就这样的接下了，这当然又错了一著。除了善导寺请我公开讲演几天外，我不參加善导寺的一切法务。那时，南亭法师（在我来台湾之前）已在新生南路成立华严莲社，就在莲社过年。我不愿留在寺中，被信众作为新年敬礼的对象，就到汐止静修院去度旧年。新年回来，住在善导寺，但南亭法师从此不再来了。逢到星期共修会，信众们见南亭法师没有来，就来恳求我讲开示，我就这样的随缘下来（我始终没有领导念佛）。我到了台湾，去日本出席的名额，虽不知会轮到谁，但到底被我占了，占去了大家的光辉。到了善导寺，南亭法师不再来了，离开了台北的首刹。我是错了，我有意占夺別人吗？在我的回忆中，我没有这样的意图，错误的是谁呢？我自己比喻为：我到台湾，住进善导寺，正如婴儿的㘞地一声，落在贫丐怀裡。苦难与折磨，是不可避免的了。因缘来了，我还有什么可说，只有顺因缘而受报了！

九、菲律宾侨领施性水与蔡金鎗居士来台湾，特地到善导寺来看我，传达了性愿老法师的意思，请我到菲律宾去弘法。我以初到台湾，还不能来菲，希望不久能来菲律宾亲近——以这样的信，辞谢了性老。这虽没有成功，但实为四十三年底去菲的前缘。

十、大醒法师去世了。一年多来，醒师病废，《海潮音》没有人负责，由李子宽、贾怀谦，勉力维持下去。现在大醒法师死了，没有钱、没有文稿、没有负责人。虚大师创办的，维持了三十多年的《海潮音》，总得设法来维持。子老邀集部分护法来集议，决定由李基鸿（子宽）为發行人，推我为社长。社长原是虚名，不负实际责任的，但我却从此负有道义的责任。子老与编辑合不来，编辑不干了，子老就向我要人。一而再，再而三，我那有这么多的办法？一共维持了十三年——四十二到五十四年，这一精神上的重压，直到乐观学长出来，任發行人兼编辑，我才如释重负的免去了无形之累。

四十一年（四十七岁）的因缘，一件件的紧迫而来，不管是苦难与折磨，还是法喜充满，总之是引入了一个新的境界。我虽还是整天在房间裡，但不只是翻开书本，而更打开了窗户，眺望人间，从別人而更认识到自己。

十　香港与我无缘

出家来二十二年（十九到四十年），我依附在寺院中、学院中，没有想到过自己要修个道场。三十八年六月，到了香港，就到大屿山宝莲寺过夏。中秋后，移住香港湾仔的佛教联合会。十月初，马广尚老居士为我们借到了静室，才移住粉岭的觉林。三十九年，借住大埔墟的梅修精舍；四十年，又寄住到青山的净业林。由于净业林难得清净的预感，决定了自立精舍，这就是福严精舍筹建的因缘。福严精舍不是我个人的，为我与共住的学友——演培、续明、常觉、广范等而建筑的，也就是我们大家的。地也买定了；妙钦在马尼拉的普陀寺，为我们举行了一次法会，集成菲币壹万元寄来。小型精舍的成立在望，但香港建立精舍的计㓰，终于变了。

我受中佛会的邀请，去日本出席世界佛教友谊会第二届大会；会期终了，回到台湾。子老留我住在台湾，我也没有什么不可，只是我在香港置了地，银行已有多少存款。这是我经手而不是我私有的，我不能将愿款放在自己的荷包裡就算了。无论如何，我也要回香港去了结手续，将精舍建起来。我自己不住，也有广范他们要住。可是，我没有出境证，走不了。当初办理来台手续，一切由子老代办。办入境证而没有同时办理出境，现在回忆起来，子老显然有留我定住台湾的意图，也许他当时有此需要吧！我一再说起，非回香港去一次不可。子老提出了办法，要我先申请在台湾定居，政府知道我要定住台湾，就容易把出境证發给我。我来台湾，不信任他又信任谁呢？于是乎他为我办好定居台湾的手续。定居手续办妥了，立刻申请出境（又入境），可是石沈大海，一点消息也没有。到了四十二年（四十八岁）二月，出境证还是没有消息。因缘决定一切，既然去不得香港，只有另想办法，设法将功德款移来台湾，在台湾建筑了。演培曾在新竹市青草湖灵隐寺讲课（那年上学期，将台湾佛教讲习会迁到善导寺来），所以介绍到新竹去找地，住在壹同寺。一时也找不到理想的地方，直到四月中，才决定在壹同寺后山，俗名观音坪的，购定一甲零坡地，然后包工承建（全部约台币八万元）。当时有人议论我，一到台湾，就急著要建道场，谁知道我的事呢！

说来希奇，五月初，地也买定了，工程包好了，立即接到通知说我的出境手续，还欠四张照片。我有点惊疑：难道我有去香港一次的机会吗？今天将相片缴上去，隔天就有出境（又入境）证發下来。后来听人说：这是政府的规定，凡是申请定居台湾的，六个月内不得出境。我不知是否真的有此规定，如真的有此规定，那子老为什么要我先申请定居，然后申请出境呢？我对香港，并无特別好感，没有非住不可的理由。只是为了经手筹建手续，不能撇下不问。我一切是随因缘而流，子老为我安排一切，我能说什么。只能说：台湾与我有缘——有无数的逆缘与顺缘；香港与我无缘，没有久住的因缘。

就这样，福严精舍终于在四十二年夏天，建在台湾省的新竹市了。

十一　漫天风雨三部曲

在四十二年与四十三年之间，我定居在台湾，受到了一次狂风骇浪般的袭击，有生以来不曾经历过的袭击。在我的平凡一生中，成为最不平凡的一年。我出家二十多年了，一向过著衰弱的、贫苦的，却是安宁的、和谐的生活。觉得自己与人无争，我没有到台湾，就受到了从台湾来的爱护。在我的平淡生活中，感觉到一切都是好的。

三十九年（四十五岁），住在大埔墟梅修精舍。忽接香港「应寄」的一封信，说台湾有人带了东西来给我，要我亲自去取。我感到非常意外，按信上地址，找到（靠近）半山区，见到了一位应太太，他是新近从台湾来的。他将美金一百元交给我，并略说内容：香港有人写信给南亭法师，说：我们在香港精勤修学，却没有人供养，生活艰苦。南亭法师与白圣法师谈起，引起了对佛法的同情。钱是劝╳夫人發心乐施的。他说：你知道了就好，写信谢谢白圣法师就是了。我是依著他的话而这样做了。这位应太太，我到台湾来，始终没有见过，他就是现在纽约，创设美东佛教会的应太太。我得了这笔意外来的布施，与演培他们商量，将自己的凑起来，又得陈静涛居士的發心，从日本请了一部《大正藏经》（那时约二百五十美元左右），以便參考。大家心裡充满了法喜，深感佛教同人的关护。所以我到台湾来，怎么也不会想到有什么意外的。有人说：台湾佛教本来平静，为什么印顺一来，就是非那么多！其实，我也正感到希奇：我没有来台湾，二十多年平静无事，深受（连台湾的在内）长老法师们的关护。为什么一到台湾，就成了问题人物！现在回忆起来，不是我变了，也不是长老法师们变了，主要是我出席日本世界佛教友谊会，住进善导寺。我不自觉的，不自主的造了因，也就不能不由自主的要受些折磨了。

四十二年（四十八岁）五月中旬，我从台湾到了香港，运回了玉佛一尊，（明德法师等）槟城佛学会供养的；《大正藏经》一部，一些私人的衣物；筹建精舍的功德款，当然也带回了。回台已是六月底了，为了精舍的建筑，布置佛堂及用具的准备，也觉得忙累。九月十一日，举行落成开光礼。十月中，在善导寺讲了一部《妙慧童女经》。十一月中，善导寺举行佛七及弥陀法会。身体衰弱的我，在这不断的法事中，没有心力去顾虑別的，不会去注意环境的一切。

暴风雨要来了，但不可思议的因缘也出现了！四十二年十一月十七日（弥陀诞），是一个难于理解的日子。弥陀法会终了，我极度疲乏，要演培当天回新竹去，主持明日上午新竹方面每周一次的定期讲演。但演培回答说：「不，我要去汐止弥勒内院看慈老」。他的个性、说话，就是这样直撞的。他非要那天赶上弥勒内院；慈航法师是他曾经亲近的法师，不忘师长而要去瞻礼，我是不应该阻止的。那天晚上，我赶回新竹而他去了汐止。由于身体的过于疲劳，心裡多少有点不自在。

第二天下午，演培回精舍来，神情有点异样。据他说：他一到弥勒内院，慈老一见就说：「演培！中国佛教，今天在我与你的手裡」。演培惊异得有点茫然，慈老将一篇文章向关外（那时在闭关）一丢：「你自己去看吧」！这篇文章的题目是：〈假如（也许是「使」）没有大乘〉。文章是慈航法师写的，是批评我，应该说是对我發动的无情攻击。文章的大意，说我要打倒大乘，提倡小乘佛教，提倡日本佛教。说我想做领袖，问我到底是谁封了你的。文章还只写成三分之一。演培就向他解释说：「导师（指我）提倡中观，不正是大乘吗？怎么说他要打倒大乘？他还写了一部《大乘是佛说论》呢！日本佛教，导师以为在我国现有的社会基础上，要模倣也是模倣不成的。老师不要听別人乱说」！慈航法师与演培，有师生的关系，对演培也有好感，所以说了大半天，终于说：「好！文章你拿去，我不再写了，等打回大陆再谈」。演培还告诉我：慈老向他做了个特別表情，轻轻的说：「有人要他（指我而说）好看，等著看吧」！我听了这些话，似信非信，但那篇没有完成的文章，真真实实的摆在我的面前。我想，我称叹缘起性空的中道，说唯识是不了义，慈航法师提倡唯识宗，也许因此而有所误会。因此，我把这篇没有完成的文章，寄给香港的优昙同学——慈航法师的徒孙，希望他能为我从中解说，我是没有打倒唯识宗的想法的。不知道我是睡在鼓裡，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有眼不看，有耳不听，不识不知的过日子，竟有我那样的人！

我不能专顾自己了，非得敞开窗户，眺望这世间——宝岛佛教的一切，情况逐渐明白过来。原来，慈航法师写对我攻击的文章，已是三部曲中的第二部。长老大德们隐蔽起真情实况，而展开对我的致命一击。打击方式，逐渐展开，以「围勦圆明」的姿态开始——第一部。由中国佛教会（李子宽主持的时代）派遣去日本留学的圆明，苏北人。他是白圣法师在上海静安寺的同事；南亭法师在上海青莲庵（在九亩地）的学生；也是来台湾后，追随慈航法师的得力助手。我在上海，也见过两次面，点过两次头。不会与人打交道的我，当然没有什么话说。不过在日本开会期间，倒也几乎天天见面。但这是大家在一起相见，不曾有什么私人的交往。圆明在日本留学，当然会受到日本佛学的某种影响（也可说是进步），写些介绍或翻译，应如何改革的文章，在《觉生》（台中出版）上發表；《海潮音》也登过一、二篇译稿。当然，他所说的，不合长老大德们的传统理念。不知为了什么，圆明在一次写作中，要台湾的法师们，向印顺学习。苏春圃写了一篇批驳胡适的文字，请慈航法师鉴定。慈航法师是直性直心，想到写到，就加上「按语——一、二、三」而發表出来。圆明是胡适的崇拜者（前几年为了《六祖坛经》，批评钱穆的杨鸿飞，就是圆明的现在名字；他似乎始终是胡适崇拜者），对苏文大加批评，并对三点按语，也一一的痛加评斥，结论还是要慈老跟印顺学习。这真是岂有此理！慈航法师是菩萨心肠，但到底没有成佛，对这些有损尊严的话，也还不能无动于衷。圆明有言论的自由，但我可被牵连上了。当时的中国（从大陆来的）佛教界，發动了对圆明的围勦，有批评的，有痛骂的。并由中国佛教会——会长章嘉大师、秘书长吴仲行，通知各佛教杂志，不得再登载圆明的文字。

在表面上，文字上，大陆来台的法师居士们，几乎是一致的痛恶圆明。但在口头宣传上，部分人（攻击我的核心人物）却另有一套。传说，不断的传说，传说得似乎千真万确，圆明不是要大家向印顺学习吗？传说是：圆明的敢于發表文章，是受到印顺支持的。进一步说，那一篇文章是印顺修改的；那一篇是印顺所写而由圆明出名的。甚至说：《觉生》的编辑部，实际是在新竹的福严精舍。无边的口头宣传，从台北到台中，到处流行（我偶尔也听到一点，但事不关己，一笑而已）。这么一来，圆明的一切，都应由我来承担责任。「邪知邪见」、「破坏佛法」、「反对大乘」、「魔王」……这一类词汇，都堆集到我的身上了。举一切实的事例吧！四十三年正月初，台籍信徒李珠玉、刘慧贤（可能还有侯慧玉），是善导寺（护法会）的护法。他们从汐止静修院来，向我作新年的礼敬。他们说：「当家师说：圆明有信给慈老，说过去的文章，都是印顺要他这样写的，并非他的本意」。他们问我：「到底有没有这回事」？我说：「我也听说圆明有信给慈老。慈老与我，也可能多少有点误会，但我信任他的人格，他是不致于妄语的。你们倒不妨直接向慈老请示」。后来李珠玉等告诉我：慈老说：「圆明只是说：他是为真理而讨论，对慈老并没有什么恶意。信裡也没有提到印顺」。我说：「那就是了，你们明白了就好。不必多说，多说是没有用的」。——明裡是围攻圆明，暗裡是对付印顺，这是漫天风雨的第一部。

由慈航法师写文章——〈假如没有大乘〉，是对我正面攻击的第二部曲。当时的慈航法师，道誉很高。赵炎午、钟伯毅……护法长者们，对慈航法师都有相当的敬意。如慈航法师而对我痛加批评，那么，护法长者们对我的观感，是多少会有影响的。所以，长老法师们与慈航法师，平时虽未必志同道合，而为了对付我，长老法师们，还有少数的青年义虎，都一个个的先后登上秀峰山弥勒内院（当然一再上山的也有），拜见慈航法师。大家异口同声，要慈老出来救救中国佛教。要慈老登高一呼，降伏邪魔，否则中国佛教就不得了！长老法师们那样的虔诚，那样的恳切，那样的护教热心！在关中专修的慈航法师，终于提起笔来，写下了〈假如没有大乘〉。因缘是那样的不可思议，演培那天非要上秀峰山去见慈老不可！也就这样，剑拔弩张的紧张局势，忽而兵甲不兴。希有！希有！我不能不歌颂因缘的不可思议。

先造成不利于我的广泛传说，再来慈航法师的登高一呼，使我失尽了佛门护法的支持，那么第三部曲一出现，我就无疑的要倒下去了。虽然第二部曲没有演奏成功，但第三部曲的演出，已迫在眉睫。「山雨欲来风满楼」，要来，总有将来未来的境界先来。十二月初八日晚上，善导寺（在我宿舍的外面客室）有一小集会。来会的，有白圣法师、佛教会秘书长吴仲行、南亭法师、周子慎居士。代表發言的，是吴秘书长与周居士。问我对圆明的看法；是否赞同圆明的思想。我大概说：圆明留学日本，多少学到些治学方法；如考据是治学的方法之一，但考据的结果，不一定就是正确。我说：圆明译介部分的日本学者的思想，至于圆明自己对佛法的思想如何，我完全不知道。周居士又说了些相当动听的话：台湾光复不久，部分还存有思慕日本的意识。我们万不能提倡小乘佛教，提倡日本佛教！但在我看来，日本佛教就不是小乘佛教，小乘佛教就一定反对日本佛教。说提倡小乘而又提倡日本佛教，原是极可笑的，但我又从那裡去解说呢！我只能对自己负责，我没有承认与圆明的思想一样（因为我不知道他的思想到底怎样），也不承认与圆明有什么关系（实在没有关系），这当然不能满足来会者的愿望。末了，吴仲行秘书长把桌子一拍说：「为共产党铺路」（陈慧复居士在旁，为此而与他吵了几句），就这样的走了。这一小小集会，就这样的结束了。

吴秘书长的一句话，我直觉得裡面大有文章，但也只能等著瞧了。这一晚的集会，我不知到底是谁安排的？目的何在？这可能是佛门的几位护法长者所促成（可能是子老在幕后推动）的。希望能见见面，交换意见，增进友谊。没有几天，在华严莲社又有一次（午）聚餐会，是护法长者们出名邀请的，法师与居士，也来了好多位。午餐时，大家谈谈佛教，交换意见，并有以后能半月或每月举行一次的提议。护法长者们的好意，是可感的！但第三部曲就接著正式推出了。

国民党中央党部，有一种对党员發行而不向外界公开的月刊（半月刊？），当时的最近一期，有这么一则：（大意是）据报：印顺所著《佛法概论》，内容歪曲佛教意义，隐含共匪宣传毒素，希各方严加注意取缔。这当然是佛教同人而又是国民党党员的，将我所著的《佛法概论》，向党方或保安司令部密报，指为隐含共匪宣传而引起的。吴秘书长就去见中佛会会长章嘉大师，认为中佛会应该要有所表示。章嘉大师是一向信任李子宽的，所以要他与子宽协商。那时，子老只是中佛会的普通理事，秘书长没有向他征求意见的必要。就立刻以中佛会（四三中佛秘总字第一号）名义，电台湾省分会、各县市支会、各佛教团体会员、佛学讲习会等，「希一致协助取缔，勿予流通传播」，并以副本分送内政部、省政府、省保安司令部、省警务处、各县市政府，以表示中佛会的协助政府。这一天，是国历四十三年一月二十三日。子老每说：「大家正高叫刀下留人，就咔嚓一刀的砍了下去，太厉害了」！

这当然是对我最严重的打击了。假使我一向是个活动人物，到处弘法，到处打交道的，经过中佛会的特电，也许会到处碰壁，避而不见，或相见而不再相识，「门前冷落车马稀」，不免有点难堪！好在我是各县市佛教会等，一向没有联系，认识的也没有几人。我一向是从新竹福严精舍到台北善导寺，从善导寺到福严精舍及近邻壹同寺。现在见面的，还是这几张熟面孔。大家（悟一与常觉，新近从香港来，适逢其会，也难为他们了）不是著急，就气忿不平，没有嫌弃我的表情。所以我还是平常一般，不过心裡多一个疙𤺥而已。

中佛会行文以来，年底年初，传播的谣言，也越来越多。有的说：印顺被逮捕了。有的说：拘禁了三天。也有说：不敢到台北来。也有说：躲起来了。我并不乐意去听这些，但偏有好心人，要传到我的耳朵裡。我心裡有点惭愧了！古语说：「吾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现在是：「我虽没有造口业，而无边口业却为我而造」。我对子老说：「子老！我要辟谣」。他问我怎么个辟法？我说：「公开宣讲佛法」。于是正月十五日前后，在《中央日报》刊登了讲法的广告。讲了七天，听众倒还是那么多。讲题是：「佛法之宗教观」、「生生不已之流」、「环境决定还是意志自由」、「一般道德与佛化道德」、「解脱者之境界」。我这么做，只是表示了：印顺还在善导寺，还在宣讲佛法；我以事实来答覆谣言。这样一来，那些离奇的谣言——口业，大大的减少了，但口业是不能完全绝迹的。

在暴风雨的惊涛骇浪中，也许真正著急的是子老。他是我来台的保证人，邀我来台的提议者，我又是善导寺（善导寺由护法会管理，子老是护法会的会长）的导师。我如有了问题，他忠党爱国，当然不会有问题，但也够他难堪的了。而且，善导寺又怎么办呢！子老应该是早就知道的，知道得很多很多。他有时说：「问题总要化解」。他从不明白的对我说，我以为不过是长老法师们对我的误会罢了！但他是使我成为问题的因素之一，他怎么能消弭这一风波于无形呢！无论是围攻圆明，慈航法师出面写文章，以及向党（政）密告，而真正的问题是：我得罪（障碍了或威胁）了几乎是来台的全体佛教同人。

与我自己有关的，是：一、我来台去日本出席世佛会，占去了长老法师们的光荣一席。二、我来了，就住在善导寺。主持一切法务，子老并没有辞谢南亭法师，而南亭法师就从此不来了。但是，离去善导寺是容易的，忘怀可就不容易了！这又决不只是南亭法师，善导寺是台北首刹，有力量的大心菩萨，谁不想主持这个寺院，舒展抱负，广度众生呢！三、我继承虚大师的思想，「净土为三乘共庇」。念佛，不只是念阿弥陀佛，念佛是佛法的一项而非全部；净土不只是往生，还有發愿来创造净土。这对于只要一句阿弥陀佛的净土行者，对我的言论，听来实在有点不顺耳。四、我多读了几部经论，有些中国佛教已经遗忘了的法门，我又重新拈出。举扬一切皆空为究竟了义，以唯心论为不了义，引起长老们的惊疑与不安。五、我的生性内向，不会活动，不会交往，更不会奉承迎合，容易造成对我的错觉——高傲而目中无人。

子老，是使我陷于纠纷的重要因素之一。起初，他以中佛会常务委员身分，护持会长章嘉大师而主持了中佛会；又扶植（宋）修振出来主持台湾省分会；又是宗教徒联谊会的佛教代表。他未免过于负责，不能分出部分责任，让佛门同人来共负艰巨，所以弄得大家不欢喜。出席日本的世界佛教徒友谊会，代表限定五人，而他偏要从香港来的我去出席。在我来台湾的半个月前，中国佛教会改选，他已失去了常务理事，而只是一位普通理事了。是非是不用说的，但足以说明中国（从大陆来的）佛教同人对他的观感。在人事方面，为了纪念法舫法师的追悼会，（南亭法师不主张开，不来出席）子老开始与南亭法师间的误会（这是陈慧复居士说的，但我想，不会那样简单）。白圣法师与吴秘书长，是子老的同乡（白圣法师还是应城小同乡），而不知为了什么，彼此间都存有很深的意见。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善导寺。善导寺是李子宽与孙（立人将军夫人）张清扬居士，捐一笔钱而以世界佛学苑名义接下来的。为了维持困难，组成（四十八人）护法会，子老是该会的会长。在善导寺大殿佛像，几乎被封隔起来时，长老法师们当然没有话说。等到善导寺安定了，清净了（部分还没有迁出去），信众逐渐集中起来，在长老法师们的传统观念裡，寺院是应该属于出家人的。善导寺是台北首刹，大殿庄严，没有出家人来领导法务，是不行的。大醒法师离开后，子老曾亲自领导法务，讲过《金刚经》，但这是信众们所不能满足的，于是礼请南亭法师为导师。导师是只负法务，而不能顾问人事与经济的；这一局面，当然难以持久。恰好我来了，住进善导寺，衰弱的身体，也就将法务维持了下来。

这样，为了善导寺，对付子老，就非先对付我不可。如我倒了，子老维持善导寺的局面，也就非成问题不可。这是长老法师们对付我的深一层意义（所以这次问题结束，善导寺还要一直成为问题下去）。

还有，演培是多年来与我共住的，过分的到处为我揄扬（续明就含蓄得多了），不免引起人的反感。他来台湾主持台湾佛教讲习会，与旧住台湾佛教讲习会的青年法师间有了问题。演培原是慈航法师的学生，但十多年来已接近了我。四十二年春天，续明与仁俊到了台湾。年底，悟一与常觉也到了福严精舍。那时，慈航法师的学生——唯慈与印海，已住在福严精舍。而妙峰、幻生、果宗等，也到了新竹灵隐寺，演培主持的讲习会来旁听。讲习会裡，当然还有一部分台籍同学。这似乎是佛教青年，向福严精舍而集中，这可能成为佛教的一大力量。圆明又这样的为我作不负责的义务宣传。长老法师们看来，对佛教（？）的威胁太大，那是不得了！不得了！无限因缘的错杂發展，终于形成了非去我不可的漫天风雨。

值得欣幸的是：当时的政府，已经安定；政治已上了常轨，对治安也有了控制。所以，对于密报，或有计㓰的一次接一次的密报，如没有查到真实參加组织活动的匪谍嫌疑，决不轻率的加以拘捕。我在这次文字案中，没有人来盘问我，也没有被传询、被逮捕。由于政治的进步，我比（几年前）慈航法师及青年同学们，实在幸运得多了。后来，以请求修改，重新出版而销散了漫天风雨。我还是过去那样的从善导寺而福严精舍，从福严精舍而善导寺。在中国（大陆来的）佛教界，从台中到台北，几乎全体一致的联合阵线，对我仅發生了等于零的有限作用。我凭什么？我没有祈求佛菩萨的加被，也没有什么办法。我只是问心无愧，顺著因缘而自然發展。一切是不能尽如人意的，一切让因缘去决定吧！

十二　佛法概论

《佛法概论》这部书，曾为了它（在香港）的出版，我没有转移到重庆，而免了陷身大陆的灾难。也为了它的出版，为人密报「为共产党铺路」。假使这本书是人的话，那应该说恩人还是冤家呢！

国历四十三年一月二十三日，中佛会特电协助取缔。子老要我呈请再审查。就在一月二十五日，请中佛会转呈有关机关，请求再予审查（附上《佛法概论》）。当时分三项来申明理由——「关于《佛法概论》者」，「关于个人者」，「关于来台以后」。「关于《佛法概论》者」部分，是这样写的：

共产主义，主要为唯物主义，斗争哲学，极权政治。《概论》一再说到：佛法不偏于物；不从物质出發而说明一切；不同情唯物之认识论，且指斥为：结果反成为外界的奴隶……庸俗徇物。其非唯物主义，彰彰明甚。佛法重于自他和乐，重于慈悲，且指「惟有嗔恚，对有情缺乏同情，才是最违反和乐善生的德行。……恶心中，没有比嗔恚更恶劣的」。其反对残酷斗争，极为明白。至于极权政治，尤与本论相反。盖佛教僧团，纯为民主生活。「佛法的德行，是以自他（和乐）为本，而内净自心，外净器（世）界」。纯本于佛法立场，与马列之共产毒素，绝无少分之相染。

北拘罗洲为福地，无家庭组织，故「无我我所，无守护者」。无男女之互相占有，无经济之彼此私有，此全依经典所说。若更有智慧与慈悲，则为净土。以世俗论之，此为古代所有之理想社会，与礼运之大同，耶教之天国，西人之乌托邦相近。此实为东西哲人共有之理想，而佛法则主以「身心净化」、「自他和乐」、「慈悲智慧」之德行而实现之。此为马列共产党徒所抨击，与斗争的共产主义，绝不相合。以印顺所解，民主自由平等之社会，不应有问题，问题在仇恨斗争之暴行，此国父之以斗争的共产主义为病理的是也。

《佛法概论》虽以避难香港，出版于民国三十八年。然其中之第三章至十二章，并是民国三十三年在四川之讲稿，且有据更早所说者，如〈自序〉所说。

《佛法概论》而被认为有问题的，主要是北拘卢洲。这原是民国三十三年在四川的讲稿，發表在《海潮音》，当时都是经过新闻检查而刊布的。这一讲稿，还受到虚大师的奖金，我怎么也想不到是会有问题的。四大部洲说，与现代的知识不合，我解说为：这在古代是有事实根据的，不过经传说而渐与事实脱节。拘卢即今印度的首都德里，为古代婆罗门教的中心。北拘卢，也就是上拘卢，在拘卢北方，所以说：「传说为乐土，大家羡慕著山的那边」。我画了一幅地图，北拘卢泛指西藏高原。当时是抗战时期，即使是三十八年，西藏也还没有陷落，能说我所说的北拘卢洲（福地），隐隐的指共产区而说吗？我对四大部洲的解说，与旧来的传说，有点不合。这不是我的不合！而是四大部洲的传说，与现代所知的现实世界不合。为了免除现代知识界的误会，作一合理的解说，这算「歪曲佛教意义」吗？其实，王小徐的《佛法与科学》；虚大师的《真现实论》，都早在我以前，尝试新的解说，以免现代知识界的误会了。

过了几天，子老告诉我：这样的申请再审查，还不能解决问题。为什么？这也许是政治的常例。既经明令取缔，不能就此收回成命。如收回成命，不等于承认明文取缔的误会了吗？子老要我申请修正，我就顺从他的意思，由中佛会转呈（二月五日），申请修正，呈文说：

敬呈者：印顺于民国三十八年，在香港出版之《佛法概论》，专依佛法立言，反对唯物、极权、残暴，以智慧慈悲净化人类。

佛经浩如烟海，《佛法概论》九十三页（解说北拘卢洲部分）所叙，因在逃难时，缺乏经典參考，文字或有出入。至于所说之北拘卢洲，虽传说为福乐之区，然在佛教视为八难之一，不闻佛法，非佛教趋向之理想地。必有真理与自由，智慧与慈悲，乃为佛徒所仰望之净土。

「如九十三页有应行修正删易之处，当遵指示修改。恳转请政府明示，以凭修正」。

这样的申请再审查，再修正，也有人来善导寺，索取有关北拘卢洲的资料，抄了一大段的《起世因本经》回去。三月十七日，中佛会得到有关方面的通知，要我「将《佛法概论》不妥部分，迅即修改，检呈样本，以便转送」。这是准予修改而重新出版了。对四大部洲的解说，没有改动，只将地图省去。对北拘卢洲的解说，少说几句，简略为：

北拘卢洲……大家浑浑噩噩，没有家庭组织；饮食男女，过著无我我所，无守护者的生活。没有肤色——种族的差別。……这该是极福乐的，然在佛法中，看作八难之一。……要在社会和平，物产繁荣的基础上，加上智慧与慈悲，真理与自由，佛法流行，才是佛教徒仰望的净土。

修正样本转了上去，到国历四月二十三日，得中佛会通知，将修正样本也發了下来，「希将印妥之修正本，检送四册来会，以便转送」。惊涛骇浪的半年，总算安定了下来。这一次，我没有办法，也从不想办法，在子老的指点下，解除了问题。虽然，他是我之所以成为问题的因素之一，我还是感谢他。

这一意外的因缘，使我得益不少。一、我虽还是不会交往，但也多少打开了窗户，眺望宝岛佛教界的一切，渐渐的了解起来。这可说是从此进步了，多少可以减少些不必要的麻烦。二、我认识了自己。在过去，身体那么衰弱，但为法的心，自觉得强而有力，孜孜不息的为佛法的真义而探求。为了佛法的真义，我是不惜与婆罗门教化、儒化、道化、神化的佛教相对立。也许就是这点，部分学友和信徒对我寄予莫大的希望，希望能为佛法，开展一条与佛法的真义相契应，而又能与现代世间相适应的道路。《印度之佛教》的出版，演培将仅有的蓄积献了出来。续明他们去西康留学，却为我筹到了《摄大乘论讲记》的印费。特別是避难在香港，受到妙钦的长期供给。这不只是友谊的帮助，而实是充满了为佛法的热心。学友们对我过高的希望，在这一次经历中，我才认识了自己。我的申请再审查，还是理直气壮的。但在申请修正时，却自认「逃难时缺乏经典參考，文字或有出入」。我是那样的懦弱，那样的平凡！我不能忠于佛法，不能忠于所学，缺乏大宗教家那种为法殉道的精神。我不但身体衰弱，心灵也不够坚强。这样的身心无力，在此时此地的环境中，我能有些什么作为呢！空过一生，于佛教无补，辜负当年学友们对我的热诚！这是我最伤心的，引为出家以来最可耻的一著！

十三　余波荡漾何时了

漫天风雨所引起的惊涛骇浪，虽然过去了，多少总还有点余波荡漾。子老与善导寺还是这样，我还是这样，福严精舍也还是这样。老问题一模一样，怎么就能安定呢？我只惭愧自己的懦弱，多少做些自己所能做的。至于「报密」之类，事关机密，我根本不会知道，所以也从不想去知道。

四十三年（四十九岁）十一月中旬，我应性愿老法师的邀请，去菲律宾弘法。直到四十四年三月底，我通知子老，决定回台湾主持佛诞。不几天，我接到台湾来的欢迎信，盖著「欢迎印顺法师弘法回国筹备会」的木戳。我对欢迎欢送的大场面，一向感不到兴趣，所以立刻给子老一封信，信上说：有二、三人来机场照料就好，「切勿劳动信众，集中机场欢迎」。四月初六日，我回到了台湾。起初，演培他们怕我著急，不敢说；但到了晚上，终于说出了紧张的又一幕。

弘法回国欢迎会的扩大筹备，是一位居士倡议的。中佛会紧张起来，立刻召开临时会议，要子老去出席。吴秘书长發言：印顺弘法回国，就这样的盛大欢迎，那我们会长（章嘉大师）出国弘法，又该怎样欢迎？这样的炫耀夸张，非制止不可。要子老负责，不得率领信众去机场欢迎（朱镜宙老居士也支持吴秘书长的意见）。子老说：「我可以不率领信众去欢迎，但我是要去的。新竹等地有人去机场，我可不能负责」。就这样，接受了「不得欢迎」的决定。到了当天，信众来多了。子老宣布：大家留在善导寺欢迎，不要去机场。信众人多口杂，闹烘烘的那裡肯依。子老又不能明说，这是中佛会特別会议所决定的，真使他为难。忽然想起了，将我的信找出来，向大家宣读：「切勿劳动信众，集中机场欢迎」，这是导师（指我）的意思，大家应尊重导师的意见，信众这才留在善导寺。我不是「先知」，怎么也想不到中佛会会为此而召开会议。这是又一次的不可思议因缘，中佛会的紧急决议，帮助完成了我的意愿——「切勿劳动信众，集中机场欢迎」。

民国四十六年（五十二岁）五月，我出席泰国佛元二千五百年的盛大庆典，回国经过香港。陈静涛居士对我说：「你上次（经过香港去泰国）离开这裡，没有几天，就有人调查你来了。我说：印顺是太虚大师以下，我最敬爱的法师。我把办公桌上的玻璃板移开，露出我的身分证明，告诉他：我就是这裡的负责人之一。你为什么调查？是报销主义吗（这句话的含义，我不太明白）？那人没趣的走了」。静老对我说：「我想你不会因此而懊丧的。你要信任政府，调查是对你有利的」。我说：「是的，台湾信徒也有人这样说」。那时，离四十三年的惊风骇浪，已足足的三年了，余波还是在荡漾不已。

据说，我当然没有看到，对于调查我的案卷，堆积得也真不少了。我从这裡，更深信世间的缘起（因缘）观，缘起法是有相对性的。有些非常有用，而结果是多此一著。有些看来无用，而却發生了难以估量的妙用。我的身体是衰弱的，生性是内向的；心在佛法，对世间事缘，没有什么兴趣。这对于荷担复兴佛教的艰巨来说，是不适合的，没有用的，但好处就在这裡。我在香港三年，住定了就很少走动。正如到了台湾，只是从福严精舍到善导寺，从善导寺回精舍一样。在香港，属于左派的外围组织不少，局外人也并不明白。如我也欢喜活动，偶尔去參加些什么会，那即使签一个名，我就不得了。我凭了这无视世间现实，在政局的动荡中，安心地探求佛法。我才能没有任何忧虑的，安然的渡过了一切风浪。

余波荡漾何时了？这大概可从中佛会（子老对中佛会的关系，一般是看作代表我的），善导寺的演变，而可作大概的推定。国历四十四年八月，中佛会改选，理事长当然是章嘉大师，秘书长却改由林竞老居士担任。中佛会的力量，有了变化。旧权力的恋恋不舍，原是众生所免不了的，于是种种为难，林竞竟无法推行会务，引退而会务陷于纷乱。章嘉大师迫得向中央呈请，停止中佛会的活动，于国历四十五年八月四日，明令成立中国佛教整理委员会。到四十六年夏天，整理改选完成。改为委员制，由内政部推派陈鲲任秘书长，使中佛会居于超然地位。国历四十九年四月改选，又恢复了理事长制，由白圣法师任理事长。为了适应教内的情势，前秘书长吴仲行，只好屈居幕后。后来，吴秘书长有点厌倦，也许失望了，与白圣法师疏远了。末了，去执行律师的业务。大概四十六年后，中佛会不会对我有不利的企图了。到了四十九年，我与子老的关系改变，子老也不再顾问中佛会，对我当更不会有什么了！

善导寺，起初我还是导师，这当然还要余波荡漾下去。后来我离开了，直到道安法师出来负住持的名义。子老对善导寺，我对善导寺的关系，完全改观。此后，即使有些无伤大雅的蜚语，不妨说问题解决了。

因缘，无论是顺的逆的，化解是真不容易！

十四　我真的病了

民国二十年（二十六岁）五月起，我开始患病，终于形成常在病中的情态。但除了睡几天以外，还是照样的修学。我身高一七六．五公分。从香港到台湾（四十一年）时，体重一百十二磅；等到菲律宾弘法回国（四十四年），体重不断减轻，减到一百零一磅。我是真的有病，病到不能动了。

在我的回忆中，夏天（厦门，尤其是武汉）天气热，日长夜短，往往睡眠不足。所以病泻以后，精神就一直无法恢复。身体弱极了，三十年（三十六岁）秋，曾因泻虚脱而昏迷了一点多钟。昏了二、三分钟的，还有在重庆南岸慈云寺（三十年秋），开封铁塔寺（三十五年夏）等。我觉得，我只是虚弱，饮食不慎就消化不了罢了，我是没有病的。

四十三年（四十九岁）底，肺部去照了一次Ｘ光，说我有肺结核。我没有重视，还是去菲律宾弘法。四十四年（五十岁）回来，精舍的住众，增多到十五、六人，所以就开始作专题宣讲。但身体越来越不济了，饮食越来越不能消化。中秋前后，因服中药而突發高烧，这才到台北诊治，断为肺结核，要长期静养。于是在重庆南路某处，临时租屋静养，足足躺了六个月。

我的病也有些难以思议。经医师的诊断，我的肺结核是中型的，病得很久很久，大部分已经钙化，连气管也因而弯曲了。在我的回忆中，我只是疲惫不堪，没有咳嗽（伤风也不多），没有吐血，没有下午潮热的现象。难道疲惫不堪，就是这么重的肺病象征吗？年龄渐渐大了，坏也坏不到那裡去，后来索性不问他，又过了十五年了！现在回忆起来，我不承认有病，对我的病是最适合的。如在抗战期间，一心以为有病，求医求药，经诊断而说是肺病，那时还没有特效药，在病的阴影下，早就拖不下去了。为什么不承认有病，不调理诊治？最主要的是没有钱，那么，没有钱也并不太坏。同时，我虽然疲累不堪，但也不去睬他。或有新的發见，新的领会，从闻思而来的法喜充满，应该是支持我生存下去的力量。我对病的态度，是不足为训的，但对神经兮兮的终日在病苦威胁中的人，倒不失为一帖健康剂。

实际上，我那时是病轻累重。肺部是那样的大部分钙化了，也不该如此严重。饮食不能消化，经肠胃检查，也没有病，只是机能衰退。当时我使用日本进口的温灸器，增加饮食，帮助消化，身体一天天好起来，体重最高增加到一百三十四磅。从四十六年（五十二岁）以来，我比出家以来的那一年，都要健康得多。然而，侭管健康，相反的身心都衰老了。

五十六年（六十二岁）底，五十九年（六十五岁）夏，体重又不自觉的退下来（一百二十磅左右），又渐有疲累的感觉。检查了二次，肺部还是那样，其他也没有什么病。好心的弟子们，为我求医求药。我有时似乎那么别扭，不要这个，不要那个。只因为我现在并没有病，是随年龄的增加而机能衰退。这应该说是老，老是终久要来的，你能使他不老吗？

十五　我离开了善导寺

四十一年（四十七岁）来台湾，住在善导寺。不能回去，又別无去处，南亭法师又事实上辞去了善导寺导师，我就在这样的情形下长住下来。四十二年底的漫天风雨，使我认识到问题的症结：住在善导寺，我是永不会安宁的。可是，子老虽为构成问题的要素，而问题的消散，也还是亏了他。在道义上，我还不能说离去。四十三年冬天，演培主持的台湾佛教讲习会毕业了，有几位想来福严精舍共住，所以我又增建了房屋。增建的是关房，关房外是小讲堂，另外有卧室四间。我是准备在可能的情况下，退出是非场，回精舍来与大家共同研究的，这是我当时的心愿。但四十四年从菲岛回来，病就重了，足足的睡了半年。在我卧病的时间，善导寺法务由演培维持。

四十四年底，子老在伍顺行的宴会中，受到了心悟的严厉指责，说他将寺院占为己有，不肯交给出家人。在这么多的人面前，应该是很难堪的。这还是老问题，善导寺的大殿庄严，地点适中，长老法师们，就是以经忏为佛事的，谁不想借此而一显身手呢！子老觉得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来与正在静养中的我商量，要我出来负住持的名义。我同情他的境遇，在可能的条件下答应了他。前提是：不能有住持的名义，而一切还是老样。因为这么做，将来被人公开指责的，将不是他而是我了。这就是，善导寺要改取一般寺院的规制。对寺务，旧有的积余，仍由护法会保管，移交一万元就得。以后，经济要量入为出，凡用之于寺院或佛教的，护法会不宜顾问。经济公开，账目可由护法会派人（定期的）审核。护法会不得介绍人来住，以免增多人事的烦累。子老都同意了，但还有更先决的条件：我一直还在静睡中，起来也未必就能躬亲寺务，要有一得力的监院，平时代为处理一切才成。没有人，那我也只有无能为力了。

演培来了，他是那么热心的希望我接下来。要有一位能代我办事的监院，要演培回精舍去与大家商议，看看有没有可能。他回来（似乎与悟一同来）答覆我，商定的办法是：在三年任期内，由演培、续明、悟一——三人来轮流担任，并推定悟一为第一年的监院。事情就这样的决定了，四十五年（五十一岁）正月底（国历三月四日），举行住持的晋山典礼。我是整整的睡了半年，从床上起来，就被迎入善导寺的。身体虚浮而不实，几乎晋山典礼也支持不下来（这是一直没有活动的关系）。那年秋季，又在南港肺结核疗养院住了三个月。这才明白了：病情就是这样，身体能这样也就很难得了，我不必再为病而费心。

悟一是香港鹿野苑的四当家，曾在净业林管理庶务，有过一年多的共住时间。由于净业林共住，所以在鹿野苑纷扰而混乱的情况中，经续明的推介，我为他办理手续来台的，来台就住在福严精舍。从四十五年一直到我离开善导寺，悟一始终是领导寺众，早晚上殿，一起饮食，不辞劳苦。寺裡有了余款，在取得我的同意之下，就用来修饰房屋，添置必须的器具。总之，悟一年富力强，有事业心，在民国以来，以办事僧为住持的原则下，这不能不说是难得的人才！

四十六年（五十二岁），我决定要往来于福严精舍及善导寺之间。精舍增建以来，我没有能与大家共住修学，身体好多了，不应该重提旧愿吗？但是，因缘是不由自己作主的。国历三月四日，章嘉大师圆寂，善导寺忙了一星期。接著（国历三月十三日起），善导寺启建了七天的观音法会。国历五月七日，去泰国出席佛元二千五百年的大庆典，便中访问高棉，一直到国历六月七日才回台。半年的时间，就这样的溜走了，我能不为之而惆怅吗？在泰国时，老学长道源赞叹我的福报大——善导寺呀，福严精舍呀……。我微笑说：「慢慢的看吧」！我对善导寺及出席国际会议，全无兴趣；加上了两种因缘，我定下了离开善导寺的决心。我觉得，那时离开使我不得宁静的善导寺，我内心可以对得住子老了！

那两点因缘呢？

一、四十四年冬天（我在病中），日本仓持秀峰等，护送玄奘大师的舍利来台；子老就与仓持等有了联系，要送演培去日本，进行演培去日本的手续。子老曾不止一次的说：希望能得到当局的支持，派四、五位青年法师去日本。做什么？当然是联系日本佛教界，反对共匪了。为了反共复国，这当然是对的。然子老忠党胜于为教，如派圆明去日本，圆明离佛教而为党服务，他觉得也是很好的，从不曾为佛教的人才损失而可惜。纯为佛教而努力，子老也许觉得并不理想。他从不曾真正的为佛教著想，佛教的青年法师，到底还有多少人呢！林竞不失为忠厚的护法长者！他在无法推行中佛会会务而辞去秘书长时，曾慨叹为：「中佛会会务的困难，是将中佛会的任务，（不是佛教）看作政治的一环」。他说：「这不是那一位，在子宽主持的时代，就是这样了」。子老为演培进行手续，在我去泰国时，已大体就绪。然子老与演培，都不肯向我透露，生怕我会破坏了似的。既然这样的秘密进行，我偶然听到多少，当然也不好意思问了。子老是希望我为他维持善导寺的；而经常帮助我推行法务，相随十八年的演培，子老却要暗暗的送他去日本，我还能说什么呢！我从泰国回来，演培才向我说明，希望能给予经济上的支持。我说：「这是义不容辞的，绝对支持。不过，希望以讲学名义去日本，要有讲学的事实而回来」。

二、悟一是江苏泰县人。南亭法师是泰县首刹光孝寺的住持；悟一曾在光孝寺读书，是离光孝寺不远的一所小庙的沙弥。大寺与小庙，地位悬殊，所以过去的关系平平。悟一到了台湾，除与同戒又同学的新北投妙然，有良好的友谊往来外，平静的在精舍住了两年。自从到了台北，表现出沈著与精明。现在是善导寺监院，各方也就观感一新了。四十五年那一年，章嘉大师呈请中央，成立了中国佛教整理委员会，以南亭、东初为召集人。这一中国佛教的动态，暗示著派系的对立。当时，有「苏北人大团结」的酝酿。演培是苏北高邮人，也曾为「苏北人大团结」而团团转。从大陆来台的法师，苏北人占多数。上有三老：证莲老（天宁寺老和尚）、太沧老（金山和尚）、智光老（焦山老和尚，南亭法师的剃度师），三老是不大顾问世俗事的。三老下有二老，就是被尊称为「南老」的南亭法师，「东老」的东初法师了。长老是领导者，青年法师的团结，表现为《今日佛教》的创刊（这是四十六年的事）。《今日佛教》有八位（？）社委，地位一律平等，以表示团结，这是以悟一为主力而开始推动的。我从南港疗养院回来，慢慢的知道了这些。这一地方性的团结，与中佛会的整理委员会相呼应。

悟一是沈著精明而有事业心的。从小出家，如老是依附平淡的，重学的，主张不与人（作权力之）争的我，虽然出家不是为了打天下，但到底是会埋没了他的才能的。自从到了台北善导寺，在「苏北大团结」中，倾向于苏北的集团利益（当然是为了自己著想）。对我与精舍，看来表面上还是一样，但我是深深的感觉到了。当时，为了整理中佛会，为了入党，子老、悟一、演培，正打得火热。我应该怎样呢！常住在善导寺，以法来约束一切，是可能的。要悟一履行诺言，一年到了回精舍去，也是不难的。想到了我的出家，我的来台湾，难道就是为了善导寺而陷于不可解脱的缠缚中吗？「苏北大团结」，等佛教会改选完成，难道就不会以我为对象吗？台北首刹善导寺，对我没有一些诱惑力，我还是早点离开吧！我与悟一是心心相印的，他是会知道的（子老与演培，当时都不明白）。不过，我没有损害他，正如以建立福严精舍名义，而割断了与净业林鹿野苑的关系一样。

我以书面向护法会辞职。子老知道我决心要退了，就不免踌躇，请谁（为住持）来为他维持善导寺呢？他一再与我商量善导寺的未来人选。他提议福严精舍的三个人，我不能同意。最后我说：「要我提供意见，那么南亭法师是最理想了。不说別的，最近在整理佛教会的关系上，你们也非常的协力同心」。子老不以为然，我说：「那么道安法师，这是赵炎老（恒惕）、钟伯老（毅，都是护法会的有力人士）所能赞同的」。他又不愿意，我说：「那么演培吧」！我的话，其实我是讥刺的。子老一心一意的，觉得演培在台湾，未免可惜而要送他去日本，瞒著我而进行一切手续。可是，他竟然会（白费种种手续，而）将演培留下，继任善导寺住持。在子老的心目中，去日本联络佛教界反共，还是不及为他维护善导寺的重要！我的住持名义，仅一年半，我是将善导寺交还护法会，我没有交给任何人。善导寺住持，演培是不适宜的。但父子之亲，有时还不能过分勉强，何况师生！有些事，说是没有用的，要亲身经历一番，才会慢慢理会出来。可是这么一来，我对善导寺的关系，断了而又未断，断得不彻底。因为在长老法师们看来，印顺交给演培，这还是印顺力量的延续。无论是顺的因缘，逆的因缘，一经成为事实，就会影响下去而不易解脱，因缘就是这样的。

在四十六年（五十二岁）国历九月十五日，我正式离开了善导寺，心情大为轻松。当时我以什么理由而提出辞退呢！真正的问题，是不能说的，说了会有伤和气。我以「因新竹福严精舍及女众佛学院，需经常指导修学，以致教务寺务，两难兼顾」为理由。但就是这些表面理由，又成了逆缘，而受到相当程度的困扰。

十六　有关建筑的因缘

建筑福严精舍以来，我主要有过四次的建筑——四十二年建福严精舍；四十三年冬精舍的增建；四十九年台北市的慧日讲堂；五十二年冬建的妙云兰若。说到建筑，要选择地点；筹㓰经费；即使包工，也要有监工的。这些，在我的回忆中，觉得有些因缘是难以思议的。

说到地点，福严精舍的筹建是香港，地也置定了，款项也筹得差不多了（移在台湾的建筑费，主要是从香港带来的）。为了来台去日本出席世界佛教徒友谊会，一时不能回去，只好移建在台湾的新竹，这是出乎意外的。而更意外的是：地也买了，工也包妥了，出境证也發了下来。所以无论是顺缘，是逆缘，只能说是我的因缘在台湾了。

妙云兰若的建筑，是想觅地静修的。台中慈明寺主圣印介绍的北屯那块地，非常适宜，准备订约了，临时想到水的问题而作罢。在高雄郊区，也看定一块地，准备决定了，听说大水会淹没而停止进行。觅地，实在是不容易的！嘉义居士们自动来信，为我找到一块山明水秀的好地，要我到嘉义去看。我到嘉义去看，地在兰潭旁边，风景不错，但附近军眷多，可能会烦杂些。不知那位提议，苏祈财居士有一个果园，大家也就同去看看。果园（隔溪）对面，苏居士说：「这裡，从前冈山玉明老和尚，曾在此静修；抗战期间，一位日本禅师也住过」。我向裡面一望，阴森森的，杂树纵横，蔓草丛生，连片板也没有了。我说：「这裡好」。偶然的经过，就这样的决定了。回忆起来，自己也说不出我到底看中了什么。我想，也许这块地有佛缘，与我有缘吧！

说到筹集建筑经费，有些非常意外，连说出来也许有人会怀疑的，但确乎是事实。四十三年（四十九岁）冬，福严精舍要增建部分房屋。仅有台币壹万元的积余，其余不知向那裡去筹措。我自己画了一纸平面图（大样而已），决定先去看一个人，并约一个人谈谈，再来切实进行。一个星期六上午，我从新竹到了台北市昆明街林慧力（慈航法师为他取的法名是「慈舍」）家。坐下来，他就谈起：「我告诉我的先生，我有两个师父。胖胖的师父（指慈航法师）福报大，我供养些穿的吃的就得了。瘦瘦的师父（指我）福报差，在新竹有几个学生，听说还住不下，我想要多少發心。我的先生说：好！乐捐三（或二，记不清了）万元吧」！我听得希奇，从怀中取出那张平面图说：「今天来正是为了这个呀」！这一因缘，是不可思议的！慧力与他的先生，关系早已非常疏远。最近忽而好些，有时来看看他。数月以后，移住新北投，这因缘怎么也不可能了！

下午，到了善导寺。晚上，约见的人来了。我要约见的，是刘亮畴居士。我没有见过他，也没有知道他的家世与现况。去年冬天，印海到精舍来住，带来刘居士的供养美金壹佰元，据印海说：刘居士常来善导寺借藏经，此外也不知道。当时我写信谢谢他，将近一年了，也没有联络。我为了增建，忽然想起了他。不过一向没有关联，也不存太大的希望。刘居士与太太——胡毓秀居士同来，我不会闲话，开门见山的说起为了事实需要，想有所增建。他就说：「随喜！随喜」！指他的太太说：「他也要發心多少」。他问我：「香港有可信托的人吗」？我说：「陈静涛居士是绝对可信的」。他没有说什么，只说：「明天晚上再来」。就这样的走了。星期日晚上，刘居士夫妇俩又来了。拿出一张——应该是什么公司的股息单，两人都签了字，交给我，数目大约港币四、五千元。刘居士又说：「建筑费还不够，下次再供养一点」。后来，先后又交来台币，约值美金壹仟贰佰元。我的增建工程费，可以说，就在这出来的一天，就这样的解决了。这是可以求得的吗？是我所能想像到的吗？因缘实在不可思议！

建筑工程的进行，是很麻烦的。我没有建筑经验，也没有兴趣与精神去监督工程，那怎么办？我竟每次不用自己操心，而且人都去了別处。回忆起来，也觉得希有。福严精舍的建筑在新竹，工程包妥，出境证也發了下来。我急著去香港，一切工程由壹同寺玄深的监督而进行。包工包料，工程还算不错。到四十三年冬的增建，是购料包工。木材与水泥备妥了，工也包了，我就赶著去菲律宾。建材的管理与添购，工程的监督，由精舍的住众——悟一与常觉等负责。等到四月上旬回来，不但早已竣工，演培等都早已来住定了（精舍以后的增建，是常觉经手，不能说是我的建筑了）。台北市慧日讲堂的创建，我那时正一年一度的要去菲律宾，这可为难了。现在台北市议长林挺生先生的令堂，是归依我的，法名法观。讲堂的地，也是向林府购买的。由法观从旁劝發，林煶灶老居士——林议长的尊翁，答应为我负责工程的一切，建材，工人，以及佛龛、经橱、讲桌、水池、草坪，一起承担。在我去菲律宾后，对讲堂的构造，还代作局部的修正。讲堂是填土三尺，而磨石子没有少少裂痕，可见工程是很实在的。全部建费，大数捌拾万元，我是几元几角都结清了的。但一切由煶灶老居士负责代办，也是不可多得的因缘了！我感谢他，也为佛法的感召而欢喜！讲堂后来又有局部的增建，由黄营洲居士代为经营一切。妙云兰若在嘉义，我又人在台北，不可能监督工程。天龙寺住持心一，發心为我监工，一天去（工地）一次或两次，也真难为他了！我经手的建筑，都不用自己监工。有人说我福报大，我不承认，我就是没有福德，才多障多灾。建筑方面，是佛法的感应吧！也许在这点上，过去生中我曾结有善缘的。

十七　好事不如无

台北慧日讲堂的修建，是我主动的要这样去做的。我没有随顺因缘的自然發展，所以引起了意想不到的、不必要的困扰。这又恰好与当时善导寺（与我断了而又似乎未断）的内部风波相呼应，增加了进行的困难。

我与老学长道源去泰国，经一个月的共同生活，他有所感的说：「印老！你原来也是能少说一句就少说一句的」。我说：「是的，你以为我喉咙会發痒吗」？我没有口才，缺乏振奋人心的鼓动力，对宗教宣传来说，我是并不理想的。我的对外宣讲，每是适应而带点不得已的。那为什么要建立慧日讲堂？我当时有一构想，佛教难道非应付经忏，卖素斋，供禄（莲）位不可！不如创一讲堂，以讲经弘法为目的，看看是否可以维持下去！我从不空言改革，但希望以事实来证明。而且，对精舍的学众，也可给以对外宣扬的实习机会。另一重要原因，是福严精舍在新竹，经费是依赖台北及海外的。海外不可能持久，而台北方面，福严精舍护法会，还依赖善导寺（住持是演培）而活动。然在我的观察中，善导寺的问题，不久就要到来（这在演培、续明他们，也许不会理解，所以他们也不大热心于建立慧日讲堂）。到那时，与台北信众的联系，将缺乏适当的地点。所以四十七年（五十三岁）冬，就与几位居士谈起，要他们先代找一块三、四百坪的地，等明年再进行筹建讲堂。我就到菲律宾度旧年去了。

我是四十八年（五十四岁）八月七日（国历）回台湾的。在菲时，曾接到有关修建的两封信。一、精舍住持续明来信：国历四月四日，姜绍谟居士介绍一位徐（大使）夫人，来參加般若法会。他愿以台币拾万元，在精舍山上建一观音殿。续明不肯作主，说要问过老法师。二、曾慧泰来信：孙（立人）夫人张清扬居士，热心护法，将来建筑经费，想请他發心（据说：张清扬居士常去邻近的黄蕴德居士（法名慧度）家。谈起来，对现在的住处，也有些不满。对佛教，大有要护法而无从护起的感慨。慧度与慧泰、慧琦有往来，也就谈到了我，张清扬居士就说了几句好话。就这样，他们直觉的以为可护助我修建讲堂了）。我立刻回信：在现阶段（立人将军已退职），孙夫人是绝对不可能的。佛教界的内情，居士们不完全懂得！被苏北佛教界推尊为少老的张少齐居士，与张清扬居士结成儿女亲家，张清扬居士也就常住在张府。很早就一切尊重张居士，以张居士的意思为意思，这怎么可以直接向孙夫人筹款呢！这两封信，结果都引起了意外。

我回到台北，曾慧泰与周王慧芬（法名法慧）居士，非常热心。但有些话，我是不便向他们说的，只是劝他们不要向孙夫人募化。他们竟自以为然，去张清扬居士处，请他为讲堂的建筑而發心。没有几天，张少齐居士主办的《觉世》，發表了消息，说得非常巧妙。大意是：印顺老法师有善导寺的大讲堂（我离去了善导寺，谁不知道呢），现又在台北筹建讲堂。老法师在菲律宾，有侨领供养美钞壹万元；某大使夫人也發心多少，老法师的福报真大！这一消息的反面意义，是：有了大讲堂，为什么要再建？要建，建筑费也足够了，不用再乐施。张居士真不愧为苏北佛教界的元老！演培与隆根见了这一消息，赶著去质问张居士，认为不应该如此破坏。张说：据马路新闻（传说），还不止这数目呢！两人无可奈何，气忿的来见我，我说：「你们去质问，根本就是错了」！这就是向张清扬居士募款得来的反应（还有与慧芬有关的无头信，可以不必说了）。

所说的徐大使夫人，在危难中曾蒙观音菩萨的感应，所以要發愿建像供养。徐大使调部服务，见到多年不见的老同学姜绍谟，知道姜居士现任中佛会常委，就把建观音殿的事，全权拜托，这才介绍到精舍来。我在八月初，约见了徐氏夫妇与姜居士，我建议要在台北建讲堂，如在讲堂中供一观音像，可有更多的人前来礼敬。当然，一切以姜居士的意思而决定（后送来台币五万元而了结此愿）。徐夫人曾说到：北投佛教文化馆向他建议：修一观音阁，附几个房间。这裡风景好，可以来度假、避暑，预算约三十万元。后来，有人说我抢了別人的护法。唉！来精舍是那么早，我没有送礼，没有登门拜访，一切出于自愿，是我去与人争利吗？这一切，归根结底，还是出于我筹建讲堂的一念，否则就不会有这些不必要的干扰！其实，这只是小小的不如意因缘，更大的困扰，还在后面呢！唉！真是好事不如无！

十八　实现了多年来的愿望

我到台湾来，有那么多的障碍，主要的症结，以住在善导寺为第一。脱离这是非场，是我经历了漫天风雨以来的最大愿望。四十六年（五十二岁），我辞去了善导寺住持，这应该可以解决了吗？然李子老竟把演培留了下来，由护法会请演培任住持，这所以我对于善导寺，断而又似乎未断。脱离是非场真不容易！

演培任住持，请悟一为监院；四十七年底，又邀悟一的好友妙然进善导寺为监院（二当家）。演培出国了两次，等到回来，早上已没有人上殿。演培一个人去敲木鱼、礼诵。演培与妙然不和，悟一却表示在两人之间。恰好善导寺收回了部分房屋，悟一大加修理，为了装置卫生设备，子老与悟一冲突起来。子老一向以不用钱为原则，实在有点过分！于是子老代表护法会，支持演培来对付监院。演培想得到护法会的支持而辞卸妙然，而子老有自己的目的，拟订了几项办法，主要是会计独立，想将经济从监院手中要过来。我回国不久，子老将办法给我看，又拿去给护法会的护法看。又回来对我说：「我告诉大家，导师（指我）也看过了」。我当时问他：「导师说什么」？子老答：「不加可否」。

还有，我辞退了，子老留演培任住持，演培是没有经济观念的。我为了十八年来的友谊，不能不对子老说（对演培说，他是不会懂的）：「此次从泰国回来，發见帐目有了变动。过去有了积余，将款存出去时，就明白的在帐上支出，存在什么地方。而现在帐上，悟一将一切外存都收回了。帐上只是结存台币多少万，而不明白这些钱存在何处」。我当时说：「现在钱是不会错的（我交卸时，一一交清），但这一写帐方法，你应该知道可能引起什么问题的」。子老说：「我知道，我会看住他」。子老那时，为了入党，为了佛教会（整理委员会）……大家好得很。他是护法会的住寺代表，他到底看住些什么？等到与悟一闹翻，要会计独立，才把我的话提出来，对台中慎斋堂主说：「导师也说悟一的经济有问题」。话立刻传入悟一耳中，当然对我不愉快。子老老了！不知「导师说」到底有多少分量，而只想一再的加以运用。

会计制度被破坏而建立不起来。四十九年，演培又增请隆根任监院（三位了），但也不能有什么用。到此时，一件事——我一直怀疑的事，终于明白了。隆根是我任住持时，经悟一建议而邀来台湾的。四十六年（五十二岁），我请隆根任副寺，也就是协助监院。隆根并不负责，悟一也没有说什么，这现象是离奇的，到底为了什么呢？在善导寺纠纷中，隆根支持演培，内情才传说出来。原来，悟一是请隆根来任监院的，隆根也以任监院的名义而离开香港。但到了台湾，竟然不是监院，这难怪行动有点不合常情了。在这些上，充分明白了悟一的雄才大略。他自己是监院，就会不得我（住持）的同意而去香港请监院，他早在为他的未来而布局，当时我虽不明白一切内情，而早就深刻的直觉得不对，但我可以去向谁说呢！

善导寺纠纷的本质，事件發展的趋势，我自以为认识得非常彻底，不存任何幻想。可是，四十九年（五十五岁）春天，我的忽然一念无明，几乎脱不了手。一直闹得不可开交，总不是办法呀！我忽然想起，就与悟一等（善导寺全体僧众）谈起我的构想，一个息除诤执的方案。当时，悟一听了也觉得满意，说自己是有人性的，也就是不会忘记这番好意的。于是由护法会推请证莲老与我商酌，拟订方案。主要为，一、多请几位长老为导师：住持不能任意辞退监院，要得多数导师的同意。反之，如多数认为处事不善而应加罢斥，监院也不能赖著不肯走。这是住持与监院间的制衡作用。二、大家分工合作：我那时在菲岛，与性老拟订的方案，想引用到善导寺来。监院既有了三位，那就一主事务、一主财务、一主法务，大家分工合作。想不到方案一经提出，竟引起了一片骂声。问题是：总揽事务的，就不能主管经济；要主管经济，就不能总揽事务。悟一到底是聪明的，大概想通了，这是与自己的权力有碍的。好在有护法陈景陶居士出来，抗论了一下，我与证老才从纠纷中脱出来。事后回忆起来，想不通自己为什么又忽而愚痴，这大概就是人性一面，在明知其不可能，而又多少存点侥幸心吧！

子老只为他的善导寺，决不为別人著想。他要演培来问我，能不能将慧日讲堂的建筑费，用来修建善导寺的大讲堂（演培那时可能也有这种想法的）？演培在年底，还邀悟一去精舍，希望能解释误会。演培对悟一存有幻想，竟忘了苏北长老的话：「演培法师！你不要听李子老的话，与印老远离一点，我们拥护你做青年领袖。否则，苏北人没有与你做朋友的」！这要到我的方案被反对，续明的《佛教时论集》被密告，演培这才渐渐的绝望了。我要去菲律宾时说：「你三年的任期圆满，可以辞退了」！

演培辞退了，由谁来为子老护持善导寺呢？四十九年秋，由护法会礼请闽院学长默如住持。晋山那一天，监院就当众叫嚣诃斥子老。子老这才住入医院，尽其最后的努力。子老拟了以善导寺为中国佛教活动中心的提案，经最高当局核可。然后由中央党部，内政部等五单位，共同作成行政处分，交由中国佛教会、台北市政府执行。好在中国佛教会帮忙，悟一又著实努力一番，方案也就被搁置了。我从菲律宾回来，子老将情形告诉我，并且说：「我是胜利了。至于能否执行，那是政府的事」。有政治经验的人，到底是不同的。假使是我，那只有承认失败了。

默如又不得不辞退了。五十年夏，由护法会礼请道安法师住持，以尊重二位监院的确定地位为前提。从此子老也从事实经验中，知道了悟一的确能干，是一位难得的人才。于是放下一切，一切由悟一去处理，也就相安无事，恢复了两年前的友善，在善导寺过著宁静的晚年。道安法师渐渐少来了，不来了，很久很久，一直拖到五十六年冬天，才由子老向护法会推介，礼请悟一为住持。纠纷，是很不容易安定的。远些说，从我来台湾，住入善导寺开始。至少，在四十八、四十九、五十年——二年多的艰苦斗争，到此才可以告一结束。我自从离开善导寺，与善导寺的内部纠纷，已没有直接的关系，但多少还要被子老与演培牵涉到。等到演培辞退，我多年来的愿望，才真正的实现了！

子老近来写了一部《百年一梦记》，別的事情，倒还记得清楚，独对于二年多为善导寺的护法奋斗，竟没有说到。子老毕竟老了！老年人是容易忘记近年事的。如挂在善导寺门口，那块海潮音月刊社的招牌，也在纠纷中被拿下来而不知丢到那裡去。而一经和好如初，子老还想请悟一来共同保管海潮音的基金呢！子老毕竟是老了！

十九　内修与外弘

「内修，还是外弘」？记得演培曾一再问过我，这应该是反应了共住者的意见。回忆起来，只是惭愧，我是矛盾、困惑于内修外弘而两不著实。

到台湾以前，我依附学团，始终与共住者过著内修的生活，极为轻松。到了台湾，住进善导寺，为事实所迫，不得已而为信众们讲经说法，可说开始了外弘的生活。外弘，不是我所长的，而就子老的善导寺来说，不只希望你讲经说法，主持法会，还希望你能写反共文章（演培曾写一个小册子），写向共区的广播稿（演培写了些）。如有佛教的国际活动，你就去代表出席，这也是子老善导寺的光荣。四十六年（五十二岁）夏天，出席泰国的佛元二千五百年庆典，我一直推说身体不好。我在新竹，接到子老从台北来信：为了代表出席，星期╳某人要来，你决不能说有病。结果，人没有来，而我已被推派为代表。代表只有二人，甘珠尔瓦与我，其余的是观察员。我到了台北，道安法师说：「你去不去？不去，得赶快辞呀」！我只苦笑了笑。我无意占去代表的一席，但我说要辞，会怎样伤害子老呢！在这些上，我不能满足子老的要求，我比演培差得多了！

福严精舍于四十二年九月成立，成一独立学团。子老见我有了负担，每星期还要往来，所以计算了一下，每月供养导师三百五十元。直到四十三年底，还只有唯慈、印海、悟一、常觉——少数人。精舍的生活，除三百五十元外，凭讲经、主持法会（每次三百元），信众多少供养而维持。那时，我与精舍的经济是不分的，我建筑了关房，早有离去善导寺的决心。明（四十四）年住众要增多到十五、六人，真是好事，但生活将怎样维持！年底，应性愿老法师的邀请，去菲律宾弘法。将回台湾时，与瑞今法师商量，得到他的支持，愿意代为筹措生活费三年，这是我所应该感谢的！那年六月，演培在善导寺成立了福严精舍护法会，善导寺护法会也每月乐助壹千元（导师的供养三百五十元，从此取消）。从此，福严精舍的经济独立。我应该领导内修了吧，但是病了。一直到四十六年（五十二岁）秋天，才离开善导寺而回到福严精舍。

演培住持善导寺，仁俊在碧山岩，常觉而外，仅续明在精舍掩关（就是四十四年修的那个关房）。在台湾来共住的，有印海、妙峰、幻生、正宗、通妙，及几位年轻的，中年出家的（如法融等）。当时成立了「新竹女众佛学院」，所以一面自己讲（曾讲《法华经》等要义，及《楞伽经》）；妙峰、印海等也在女众院授课，希望能教学相长。四十七年夏天，我又去了菲律宾。回来，就推续明住持精舍。对内的领导修学，也就由续明负责了。我那时有一想法——还是为了福严精舍，在台北成立慧日讲堂。希望精舍与讲堂，能分別的内修外弘，相助相成，可以长久的维持下去。讲堂的建筑费，半数是从马尼拉筹来的，这都得力于妙钦，尤其是广范热心推动的功德。现在回忆起来，后人自有后人福，何必想得那么远呢！

对外弘，善导寺那段时间而外，慧日讲堂三年多，也著实讲了些经论，听的人还不算少。对内修，在台湾十二年（四十一年秋——五十三年春），我没有能尽力，除了病缘、事缘，主要是：从前那样热心的与同学共同论究，是有几位于佛学有些基础，能理会我所说的有些什么特色。在这些上，引起了大家为佛法的热心。在台湾呢，有的年龄大了，有了自己的倾向；有的学力不足，听了也没有什么反应；有的因为我的障碍多，不敢来共住。这样，我虽也多少讲说，而缺乏了过去的热心。

圣严来看我，说：「老法师似乎很孤独」。「也许是的」。我以〈东方净土發微〉为例，他说：「新义如旧」。是的！说了等于不说。没有人注意，没有人喜悦，也没有人痛恨（痛恨的，保持在口头传说中）。他问我：「掩关遥寄诸方中说：时难感亲依，折翮叹罗什，是慨叹演培、仁俊的离去吗」？我说：「不是的，那是举真谛（亲依）、罗什，以慨伤为时代与环境所局限罢了」。我想，如现在而是大陆过去那样，有几所重视佛学的佛学院，多有几位具有为法真诚的青年，我对佛法也许还有点裨益。虽然现在也有称叹我的，但我与现代的中国佛教距离越来越远了。有的说我是三论宗，有的尊称我为论师，有的指我是学者，让人去称呼吧！

学佛法的（男众）青年，是那样难得！演培曾有去香港邀约的建议，这在別人是可以的，但经历了漫天风雨的我，是要不得的。旧有的几位，年龄渐渐大了，自然也有各人的因缘。妙峰去了美国，正宗去了菲律宾。续明在灵隐寺，有十几位年轻的台籍学生（还有几位是从军中退役下来的）；三年后，又在精舍成立福严学舍。但在续明的经验中，似乎福严学舍没有灵隐佛学院时代的理想。其实，这不是別的，只是年龄长大，不再是小沙弥那样单纯了！人越来越难得，精舍的少数人，常觉曾应仁俊同净兰若的要求，一再的推介过去，似乎也渐渐的少了。

我逐渐的认识自己，认识自己所处的时代与环境。不可思议的因缘，启發了我，我在内修与外弘的矛盾中警觉过来，也就从孤独感中超脱出来。所以说：「古今事本同，何用心于悒」！五十三年（五十九岁）的初夏，我移住嘉义的妙云兰若，恢复了内修的生活，但那是个人的自修。我偶然也写一些，又把它印出来。但没有想到有没有人读，读了有没有反应。我沈浸于佛菩萨的正法光明中，写一些，正如学生向老师背诵或覆讲一样。在这样的生活中，我没有孤独，充满了法喜。

这样的内修，对佛教是没有什么大裨益的。内修要集体的共修，仁俊曾發表「办一个道场，树百年规模」的理想。我惭愧自己的平凡，福缘不足，又缺少祖师精神，但热望有这么一位，「办一个道场，树百年规模」，为佛教开拓未来光明的前途！

二十　游化菲律宾与星马

我来台湾以后，曾去过日本、泰、高棉、菲律宾、星加坡、马来西亚。日本与泰（及高棉），是去出席佛教国际会议的集体行动。所以说到出国游化，那只是菲律宾与星、马了。

去菲律宾的因缘，主要是妙钦的关系。四十一年冬，性愿老法师就托施性水等来邀请。到四十三年（四十九岁）底，我才初次到了菲律宾的马尼拉。那时，妙钦去锡兰深造，我是住在华藏寺。正月中，曾在信愿寺（七天）、居士林（三天）说法，听众还能始终维持。居士林的施性统、刘梅生居士，邀我去南岛弘法。曾在宿务、三宝颜、古岛、纳卯说法。在宿务——华侨中学操场的晚上说法（三天），听众最多，这是吴陈慧华居士（一般人称之为「屋婶」）的号召。我来往宿务，就是住在吴府的。慧华是极虔诚的一位善女人，在宿务有良好的声誉。南岛的一月，正是热季，多少辛苦了些（回来病就渐渐重起来）。但宿务的说法因缘，有一意外收获，那就是慧华与梅生共同發起了创办普贤学校。后来，唯慈在那边服务了十多年。

四十七年（五十三岁）夏天，我又到了马尼拉，正宗同行。那时，妙钦已经回菲了。这一次，是为性老讲经祝寿而去的。菲律宾的佛教，由性老开化，时间还不久。僧众少而又都是从闽南来的，还保有佛教固有的朴质。我那时的印象，菲岛的佛教，是很难得的。信愿寺自性老退居以来，由瑞今法师任住持，也好多年了。那时已向性老辞退，而寺务还在维持。性老在郊区，又另建华藏寺。性老有二寺合一的构想，合一应该说是好事，但信愿寺住持还不曾解决，二寺联合的住持，应该更难产吧！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被推为二寺的联合上座（住持）。我不是闽南人，在我的心目中，这裡的佛教，总是要闽南大德合力推动的。我只能看作机器的润滑油，偶然一滴，希望能顺利的推行下去。从四十八年到五十年，我都来菲律宾一趟。弘法是虚名，对寺务——二寺合一的工作，也因人少而仅有形式。如要说做些什么，那只有促成能仁学校的成立了。瑞今、善契、如满、妙钦诸法师，都热心的想成立一所学校，由信愿寺来支持。对于办学，性老是从来不反对的。但闽南的法师们，似乎非常的尊敬前辈，没有性老肯定的一句话，也就不敢进行而一直延搁下来。我觉得，这是容易的，一切齐全，只缺一滴润滑油而已。我以「大众的决定」为理由，向性老报告，性老也没有话说，能仁学校就这样的开始进行。学校成立以来，信愿寺全力支持，由妙钦去亲自指导，听说已由小学而办中学了。我应性老的邀请而往来菲岛，并不能符合性老的理想。而对妙钦的良好建议，我也没有能实行。回忆起来，好似有什么亏欠似的！

五十七年（六十三岁）冬天，我去了星、马。星、马，我应该早就去了的，特別是四十七年，星、马的佛教同人，知道我到了马尼拉，就联名来邀我，我也准备去了，但结果没有去。因为，一、我早有去星、马的可能，但有人忠告我：星洲的政治情况复杂，千万不要去，以免再引起不必要的困扰。这次，我是决心不管这些而要去了。但星洲政局，恰在这时候变化，李光耀领导的人民行动党胜利了；那时是联共的，连党名也加上「人民」字样。趁这个时候赶著去，自己也觉得有点不合时宜。二、金门砲战發生了，我身居海外，觉得情况严重，我应该回国与大家共住。其实台湾的人心，非常安定。就这样，我临时改变了主意，对星、马佛教同人的那番热心，我非常抱歉，这也许因缘还没有成熟吧！

五十七年（六十三岁）冬，演培在星洲成立般若讲堂，定期举行落成开光典礼，请我去开光。我那时身心渐衰，已失去了游化的兴趣。但演培一次一次的函请，我一定不去，以过去的友谊来说，似乎不好意思了。去吧！就约常觉也去。

在星、马，有的是厦门相识的道友，如广洽、广义、常凯、广周、广净、广余……；本道是戒兄；优昙与竺摩是老同学；胜进与明德法师，曾多次通信，而对我作道义上的鼓励。般若讲堂的演培、隆根，那是不消说了。印实师弟而外，还有慧圆、慧平等前年（五十四年）来台湾依我出家的好几位弟子。我一向是平淡的，无事不通信的。大家相识而没有过分亲密，也就没有什么大障碍。所以星、马的游化，在平和的情况下，到处受到亲切的招待。

这次在星洲，主要为五十八年正月，星洲佛教总会为我安排的，假座维多利亚大会堂的两天讲演，讲题是：「佛法是救世之仁」。又在弥陀学校说法。我去了印实为纪念先师而成立的清念纪念堂，又去了先师旧住的海印寺。曾在般若讲堂，举行了几次归依。陈爱礼女士，也就在这一期间，归依并受了五戒。这次在星洲，见到了闽南长老转岸老和尚，见面时异常的亲切。唯一美中不足的，是总会会长宏船法师，恰在病中疗养，没有能作多多的晤谈。

本道戒兄为我办好了手续，我就从星洲去马来西亚，首先到了槟城。这是一个有名的花园都市，风景优美，我就住在竺摩法师的三慧讲堂。在讲堂讲了一部《心经》，也曾在菩提中学讲演。由此到怡保，晤见了胜进与宗鉴法师。然后上气候凉爽的金马仑；本道老要在这裡开建大道场。陪我从金马仑下来，到马来西亚的首都吉隆坡，见到了镜盦法师。普陀山鹤鸣庵广通老和尚派下的盛慧，那时已老病龙钟（与我是亲房同辈），也难得的见到了。然后到马六甲，会到了对佛教有能力、有热心的金明、金星两法师。又经麻坡，峇株巴辖而回到了星洲。在怡保、吉隆坡、巴生、马六甲、麻坡，都有一次或两次的演讲，只可惜我的语言不能畅达。近一个月的时间，经这么多的地方：访问、应供、讲话、长途汽车旅行，我的身体竟然维持了下来，我也有点感到意外了！

在星洲时，广义法师提议，愿意为我發起筹措出版的费用；印实也要举行法会，以法会的所得，为我作出版印刷的费用。我觉得，在星洲受到佛教同人太多的优待，而自己不曾能在此多结法缘。这么做，会被误会是为了化缘而来的，所以我辞谢了。我深感二位对我的好意！

有人问我：你是浙江人，为什么从一位福建老和尚出家？我也觉得因缘是微妙的。现在回忆起来：师父是闽南人，师弟（还有徒弟厚学）也是闽南人。自己到闽南来求学，也一再在闽院讲课。而妙钦、妙解、常觉、广范、广义、正宗，都是闽南人，而有过较长时间的共住；而我所游化的，是菲律宾（五次）及星、马，也是以闽南大德为主的化区。我虽不会与人有交往的亲密，而到底也有了这么多的道友。一切是依于因缘，我想，也许我与闽南有过平淡的宿缘吧！

二一　有缘的善女人

来台湾二十年，有缘的人不少。有缘，不只是欣喜，而也会苦恼的。佛法说：「爱生则苦生」；为了爱护，或过分的热心，……也会引到相反的方向。因缘，原来就是有相对性的。善男子当然也不少，而所以要写几位有缘的善女人，那因为在来台二十年中，留下一些值得回忆的因缘。

一、慧泰：在我来台湾不久，住在善导寺。一天傍晚，我忽然走向大殿，看看流通处（大殿西南角）。一位五十来岁的太太，衣著朴素，行动缓慢的进寺来。礼了佛，问旁人：香港来的法师，是在这裡吗？有人就为他介绍，向我顶礼。看看时间不早，说：「我明天可以来请开示吗」？我说：「可以」。他就缓慢的走了。他的面容憔悴，神情忧郁而极不安宁。我想：世间真是多苦的世间。

他再来时，说自己姓曾，过去是办教育的。为了学校，曾请政府依法惩处不法者。但他的爱女，忽然卒病死了。这是他的罪恶，害死了他的爱女。为了爱念女儿，就悔恨自己的罪恶，在爱而又悔的苦恼中，不能自拔，问我有没有救度的方法。我为他略示佛法的因果正理：为维护教育而依法惩处，即使执法者过严，也不能说是你的重大罪恶。死亡的原因很多，但依佛说，决没有因父母而使儿女病死的道理。夫妻也好，父母与儿女也好，都是依因缘而聚散的。如因缘尽了，即使没有死，也可能成为仇人或路人一样。经过几次开示，神情逐渐开朗而安宁起来。后来归依了我，法名慧泰。我从不问信徒的家庭状况，到第二年（四十二年）初夏，才知道慧泰是立委曾华英。

慧泰的个性很强。慧泰对我，对精舍，特別是对仁俊，可说爱护备至，一直到现在。但也许护法的过于热心，也不免引起些困扰。好几年前，幼儿有病，使他非常的困恼。广钦和尚劝他逃，慧泰问我，我说：「有债当还，逃是逃不了的」！他终于坚忍的支持下来。最近，情况好转，应该是业尽障消的时候了！

二、慧教：这是一位青年就学佛的，勤劳俭朴，多少能为信众们介绍佛法的善女人。他原是月眉山派下，法名普良，沿俗例也有徒众。他大概是在基隆归依我的，法名慧教。后来移住到台北，往来也就多了。他有领导信众，主持道场的热心，所以读了我的〈建设在家佛教的方针〉，觉得非常好。在慧日讲堂的筹备中，他非常热心，与慧泰也谈得来。他以为：福严精舍是为法师们建的，慧日讲堂是为在家弟子建的。这与成立讲堂的意趣，不完全相合，所以热心听法，而多少要不免失望了！

三、宏德：五十二年（五十八岁）秋天，苏慧中居士（也是一位难得的善女人）陪他来听经，首先有一条件，只听经，不归依。我对慧中说：「讲经是为了大家听法，好好听就得了」。每次来听，都有儿女相陪。来了就听，听了就去，我也没有与他谈话。到了讲经圆满，他才进来坐一下，并问有关静坐的问题。后来据慧中说：他家是开毛纺厂的，先生意外的去世了。有事业，儿女还小而丈夫就去世，这是难免会忧苦增多的！

五十三年（五十九岁）元旦，他去新竹參加福严学舍的毕业礼，请求归依，法名为宏德。那年秋天，来嘉义妙云兰若。谈起有人劝他共建道场，我说：「如奉献三宝，就要多些人来共同發起。如将来自己也想去住，那就以人少为妙」。不久，他胰脏炎复發，危急到准备后事了。他说：「那时自知无望，也就没有忧怖，一心系念三宝。忽而心地清凉宁静，人就迷迷糊糊的睡著了。等到醒来，病情迅速消失，连医生都感到意外」。于是他感到三宝的恩德，人生的无常，急急的建成了报恩小筑。大殿不大而庄严，是他与女儿们设计的。报恩小筑的建设，为了报答亲恩，也为自己的长斋学佛著想。五十四年（六十岁）春落成，第二年我也住到报恩小筑，他（住在家裡）时常来礼佛。到五十八年（六十四岁）秋天，我回到妙云兰若，已住了三年多了！

宏德对我的四事供养，过于优厚，使我有点不习惯，但说他也没有用。他为我出版了《说一切有部为主的论书与论师之研究》。我要去星、马，他就自动的备办了小佛像、念珠等，让我拿去结缘。他的承事供养，胜过了对父母的孝思。他的婆婆、姑母、二姑、二女儿，连初生的长孙，也结缘归依，全家都叫师父。我要离开小筑，一再劝他请法师供养，他固执的不愿意。以不归依为条件而来，而又自动的归依了，这只能说是有缘了。

宏德为了事业（先生去世，他就没有去顾问），为了儿女，经常有些困扰。也许与性格有关，坚强中略有些怱遽的神情。现在儿女都长大了，个个聪明能干。我想，不要几年，儿女全都长成而独立，他应该能更安详地奉佛了！

二二　学友星散

人生的聚散无常，真如石火电光那样的一瞥！

与我共住较久的，现在是：演培在星洲般若讲堂；妙钦在马尼拉主持能仁学校；续明死了；仁俊別建道场；妙峰在纽约成立中华佛教会；幻生在德山岩自修；常觉最近也离开了福严精舍。其他是演培与续明领导的学生，虽在精舍住过，我多少有隔代的感觉。我缺少祖师精神，没有组织才能，所以我并不以团结更多人在身边为光荣，而只觉得：与我共住过一个时期的，如出去而能有所立——自修，弘法，兴福，那就好了！

我与演培、妙钦，在二十九年底就相见了。演培苏北高邮人，可说是与我共住最久的一人！从四十二年到四十六年夏天，对福严精舍与善导寺，我因病因事而不在时，由他代为维持法务，可说是帮助我最多的一人！我一向以平凡的标准来看人，演培是有优点可取的。他热心，为了印《印度之佛教》，他奉献了仅有的积蓄。预约、出售《大乘佛教思想论》的余款，乐助为福严精舍的增建费。他节俭，但并不吝啬于为法，或帮助別人。他的口才好，声音也好，所以到国外去宣讲佛法，到处有缘。于佛法也有过较深的了解，如能一心教学，教学相长，偶尔的外出弘化，那是最理想不过的了。他多少有苏北佛教的传统，与我一样的缺乏处众处事的才能（缺点不完全相同）。他的处众处事，如遇了顺缘，就不能警觉，往往为自己种下了苦因。他有点好胜、好名，「三代以下唯恐其不好名」，如为名而珍惜自己，不正是善缘吗？他自从辞退了善导寺，似乎非要有所作为不可。住持日月潭玄奘寺，也许就是出于这样的一念吧！人是不会没有缺点的，希望能在不断的经验中，能从佛法的观点，容忍的、警觉的去适应一切，创造一切！

对我一生帮助最大的，是妙钦。我与妙钦在四川共住的时间，不过两年多，所以，与其说由于共住，不如说由于思想倾向的相近。他曾编《中国佛教史略》（后由我改编），《初机佛学读本》。他对佛学，有条理，有思想。文字、讲演、办事，都很好。西湖佛教图书馆，就是我们的共同理想，也可说是促成他去菲的一项因素。三十八年就去了菲律宾（又去锡兰深造多年）。大陆变色，他将为佛法的热诚，寄望于菲律宾的佛教，希望能从性愿老法师的倡导中，有一新的更合理的發展。但性老有为法的热心，观念却是传统的；我虽去菲律宾，也不能有所帮助。为时代与环境所局限，心情不免沈闷。四十九（？）年起，负起了主导佛教创办的能仁学校的责任。现在应该已五十岁出头了。时代与环境的局限，是不能尽如人意的。唯有本著能进多少就是多少的信念，才能不问收获而耕耘下去。別离又十年了，他是我所不能忘怀的一人！

续明，河北人。共住汉院的时间并不长，从雪窦寺编辑《太虚大师全书》起，才一直在一起。四十二年春，续明来台湾编辑《海潮音》。四十五年秋，我要住结核病院，有切除肋骨的打算，这才与他（正在灵隐寺掩关）商量，要他移到精舍来掩关。四十七年冬，我从菲回来，又以时常要出去为理由，请他接任精舍的住持，一共维持了五年。从雪窦到台湾，他始终给我很多的帮助。续明是外貌温和而内性谨肃的。对自己的弟子与学生，特別关切，真是慈母那样的关护。对沙弥与女众的教导，没有比他更适宜的了。他曾亲近慈舟老法师，所以掩关以来，有了重戒的倾向。他主办灵隐佛学院，首先调查灵隐寺受具足戒者的人数，他是想举行结界诵戒的。寺方怀疑了，几乎一开始就办不下去。其实，何必顾问寺众呢！五十年初，主办福严学舍，建议全体持午。这不但有旧住者散去的可能，而且慧日讲堂没有持午，讲堂与精舍，不将隔了一层吗？他嫌我不支持他。这些不能说是缺点，只是从小出家于寺院（以小单位为主），不能关顾到另一方面而已。续明的身体，看来是很实在的，然在香港就有脑（？）病。全力关护于学院学生，病也就越来越重了。五十三年，辞卸了精舍的住持，作出国的游化活动，却想不到竟在印度去世了！他正在香港、越南、星、马游化，又以出席佛教会议而死在佛国。如死后哀荣也是福报的话，那与我有关的学友，连我自己在内，怕没有比他更有福了！

仁俊，是在香港净业林共住了一年多的。在与我共住的人中，仁俊最为尊严，悟一最为能干！仁俊的志趣高胜，所以不能安于现实。过分重视自己（的学德），所以以当前自己的需要为对的，绝对对的，需要（即使是自己过去所同意的，所反对的）就可以不顾一切。

仁俊是四十四年初到精舍来住的。我四月上旬从菲回来，他早有过住中坜圆光寺的打算了。四十五年秋，我将住结核病院，请他为大家讲一点课，他不愿意，听说碧山岩要请法师，就自动的去了（碧山岩如学，曾说我不爱护徒孙，不肯派法师去。不知道这是要自己需要才有可能的）。起初有十年计㓰，后修正为五年。据说：读了戒律，知道比丘住比丘尼寺是不合法的，感到内心不安。要碧山岩为他另行（离远一些）建筑，否则住不下去。四十七年底，他来參加灵隐佛学院的开学礼，大家知道他住不安了，也就劝他回隐院讲课，他就这样离开了碧山岩（住了二年多）。隐院（续明主持）还是住不安，四十八年秋季开学期近了，课程早排定了，他却一走了事。先到碧山岩，要求住过去住过的地方。不成，就由道宣介绍，住屏东有规模的尼众道场——东山寺（不肯为众说法结缘）。可能是五十年秋季（？），仁俊回到了精舍（大概是续明约他回来的）。年底，演培、续明、仁俊，自己商量定了，再由我与大众，在精舍举行了一次会议，议决：五十三年春，精舍由仁俊主持，讲堂由演培主持。这是仁俊自动發心，而又当众承认通过的。我虽然感到意外，但也当然是欢喜了。这一次的决议，仁俊与演培，都不曾能履行诺言。五十三年，仁俊自己建立同净兰若。前年，仁俊又有去德山岩（尼寺）掩关的准备。最近，又传说有出国的构想。非建不可的同净兰若，应该又有不安之感吧！这当然不是为了经济，而应该是不能「同净」。仁俊的志性坚强，情欲与向上心的内在搏斗，是怎样的猛烈、艰苦！在这末法时代，是很难得的！然在他的性格中，没有「柔和」，不会「从容」，只有一味的强制、专断，而不知因势利导。「柔和」与「从容」，对仁俊来说，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

仁俊与演培，为什么都不曾能履行诺言？五十一年底，信敬仁俊而与我有缘的曾慧泰，为仁俊购置了土地。精舍的法师而值得人信敬供养，我是只有欢喜的。不过我立刻告诉慧泰：仁俊法师自动發心要主持精舍，并经会议决定，不要因此而起变化。五十二年（国历）七月，仁俊来信，说要兴建静室。我请他履行诺言；对精舍，你要这么办就这么办。自行化他，在精舍还不是一样。但是，非自建不可。起初，曾慧泰还说（仁俊说）：「不会在未得导师允许前兴建兰若」，而到底在慧泰等护持下兴建了。就这样，自己發心，而又为自己的需要而取消。演培为什么不履行诺言？他给续明的信上说：「讲堂，我应回来为导师分担一分责任的。但台北的大环境，我实在不能适应。况且曾居士最不愿意我负讲堂之责的。……想来想去，以延期回台为是」。这应该是我一生中最不可思议的因缘！护法们对学团内的学友，有缘或者没有缘，原是免不了的。由此而引起学团的从分化到分散，总不免感到意外！

二三　写作与出版的回忆

民国二十年（二十六岁），到厦门闽院求学。上学期就写了〈抉择三时教〉，〈共不共之研究〉（虚大师曾有评论），都登载在《现代僧伽》。下学期到了鼓山，又写了〈评破守培师之读唯识新旧二译不同后的一点意见〉，载在《海潮音》。这一年，可说是我写作开始的一年。

二十三年（二十九岁），在武院，曾写了〈三论宗传承考〉，及有关护法对空义的意见（题目忘了），都载在《海潮音》。

二十八年（三十四岁）秋天，我在汉院。虚大师从昆明寄来林语堂的《吾国与吾民》，要我对有关不利佛教部分，加以评正。我写了〈吾国吾民与佛教〉，载在《海潮音》上。汉院同学们，热心的把他印成小册送人。出家来近十年了，部分的写作，都没有存稿。还有些不成熟的作品，有些连自己也忘了。

二十九年（三十五岁），我住在贵阳的大觉精舍，写成《唯识学探源》一书，进入了认真的较有体系的写作。我思想的主要特征，也逐渐明白的表示出来。

三十年（三十六岁），上学期，写了以力严名义發表的〈佛在人间〉、〈法海探珍〉、〈行为的价值与生命〉、〈佛教是无神论之宗教〉等文字。又为演培、妙钦、文慧讲《摄大乘论》，笔记稿就是《摄大乘论讲记》。

三十一年（三十七岁），在四川合江法王学院。那年，写了《印度之佛教》、《青年佛教与佛教青年》。春天，为学生讲《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演培笔记，成为《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讲记》。下学期又为演培等讲《中论》颂，到第二年才讲了，由演培笔记，就是《中观论颂讲记》。

三十二年（三十八岁），在法王学院。下学期起，为演培等讲《楞伽阿跋多罗宝经》，演培笔记，但没有成书。冬天，为续明等论大乘，后改编为《大乘是佛说论》。这年夏天，《印度之佛教》出版，这是我作品出版的第一部。这部书的出版，有一段不可思议的因缘。书在重庆排印，由蒙达居负责。承印者是没有印刷所的，交给別人排印。大包又小包，在物价逐渐上涨中，真正的承印者，没有利润可图，排不了三分之一，就搁了下来。预定出书期到了，竟渺茫到毫无消息。不知怎样的，原稿落在某君（姓名已忘）手中。某君是属于军部的印刷所的一位主管，曾经出家而后来參加革命的。他读了这部书，竟自动發心，愿意帮助完成这部书的出版。排印纸张费用，当然照价计算，但（素不相识的）某君的这番好意，使我忘不了。

三十三年（三十九岁）春，仍在法王学院。妙钦编写了《中国佛教史略》，我加以补充整编，作为我们二人的合编。夏天回到了汉院，讲《阿含讲要》，由光宗等笔记，即《佛法概论》一部分的前身。又为妙钦、续明等讲《性空学探源》，由妙钦笔记。冬天，《唯识学探源》出版了。

三十四年（四十岁），曾写有〈秦汉之佛教〉，载《文史》。

三十五年（四十一岁）冬天，《摄大乘论讲记》在武昌出版，这多得力于西康史建侯居士的资助。

三十六年（四十二岁）春，在武院写了一篇〈僧装改革评议〉，部分曾载于《觉群》。那一年，在奉化雪窦寺编《太虚大师全书》。在编纂期间，为续明等讲《中观今论》，《般若波罗蜜多心经》，都由续明笔记下来。七月裡，《中国佛教史略》在上海出版。

三十七年（四十三岁）春，继续编纂全书。写了〈佛教之兴起与东方印度〉，载在《学原》。又写了〈评熊十力的新唯识论〉。三月间，《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讲记》出版。

三十八年（四十四岁），住厦门南普陀寺。将《阿含讲要》改编补充为《佛法概论》，为大觉讲社的课本。到了夏末，到香港。就在十月裡，得妙钦的资助，《佛法概论》在香港出版。那年冬天（到下年正月底），住在粉岭的觉林，编写《太虚大师年谱》（由太虚大师全书出版委员会出版）。

三十九年（四十五岁），移住大埔墟的梅修精舍。《中观今论》，《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讲记》，《评熊十力的新唯识论》，《青年佛教与佛教青年》，《性空学探源》，《大乘是佛说论》，都先后在香港出版。其中《中观今论》，是香海莲社出资流通的。我在梅修精舍，讲《大乘起信论》，由续明、演培笔记，成《大乘起信论讲记》一书。冬天，我又写了《佛灭纪年抉择谈》。

四十年（四十六岁），移住青山的净业林。在这裡，讲了《胜鬘经》，《净土新论》，都由演培、续明笔记。自己想写一部《西北印度之论典与论师》，并开始著笔，断续的写了一部分。这一年，《佛灭纪年抉择谈》，《净土新论》，《大乘起信论讲记》，又先后出版。

四十一年（四十七岁），槟城明德法师，發心代为筹措印费，所以《中观论颂讲记》，《胜鬘经讲记》，能顺利的出版。这一年，为净业林住众讲「人间佛教」，由仁俊笔记。但在预计中，这是没有完成的稿子。秋天，到了台湾。到台湾以后，我的生活环境，有些变化。过去，都是为少数同学或在佛教学院讲的，讲稿大都能整理出来，自己也写了些长篇文字。而到了台湾，多数是为信众讲的，有些讲稿也没有能整理出来。长篇的写作停止了。写的与记录的，都發表在《海潮音》。

四十二年（四十八岁），曾在善导寺讲〈真实义品〉，《妙慧童女经》，都曾有记录。冬天，主持善导寺的佛七。事后，追记所讲的，题为《念佛浅说》，由护法会筹印结缘。

四十三年（四十九岁）秋天，在善导寺讲《药师经》，由常觉、妙峰笔记，成《药师经讲记》。

四十五年（五十一岁），选取自己这几年写的或讲的短篇，编为《人间佛教》，《学佛三要》，《顽石点头》，《以佛法研究佛法》——四册，付印流通。那年，写了〈中国佛教与印度佛教之关系〉，是应《中国佛教史论集》征文而写的。

四十六年（五十二岁），为星洲弥陀学校编《佛学教科书》十二册。

四十七年（五十三岁）底，讲《修身之道》，慧莹笔记。

四十八年（五十四岁）腊月，到王田善光寺度旧年，完成了《成佛之道》。这部书，起初在善导寺共修会（四十三年），编颂宣讲。四十六年下学期，又扩充编定，为新竹女众佛学院作讲本。随即为偈颂写下简单的解说，到这一年的年底年初，才脱稿。

四十九年（五十五岁），《成佛之道》出版。

五十年（五十六岁）到五十三年（五十九岁）春天，在慧日讲堂讲了《妙法莲华经》，《维摩诘经》，《宝积经．普明菩萨会》，《分別法法性论》，《金刚经》，《净土论》等。《法华经》有未经整理的能度记录。黄营洲居士伉俪，记成《宝积经述要》。这部经，我讲过三次，所以自己又追记而写成《宝积经讲记》，后于五十三年九月出版。《修身之道》，也早一年出版了。我在五十二、三年，發表了〈上帝爱世人〉，引起吴恩溥牧师的批评，所以又写一篇答覆他。香港、曼谷的同道们，把它印成小册，分送各界。

五十三年（五十九岁），在嘉义妙云兰若掩关，这才又恢复了十二年前的生活。但没有讲，也没有人记，在自修之余，只能自己写作。

五十四、五年（六十岁到六十一岁）间，在中国文化学院，授「佛法概论」与「般若学」，都没有定稿。

五十六年（六十二岁）夏天，在报恩小筑。读了〈太虚大师在现代中国思想史上之地位及其价值〉，所以写了《谈入世与佛学》，下一年单行流通。我从五十三年以来，恢复早年的写作生活。首先整理旧稿——《西北印度之论典与论师》，扩充改写为《说一切有部为主的论书与论师之研究》，到这年秋天才脱稿。

五十七年（六十三岁），得宏德的乐施，《说一切有部为主的论书与论师之研究》出版。

五十八年（六十四岁）春天，在星洲，讲〈佛法是救世之仁〉，由慧理笔记。后与在香港所讲的，慧轮所记的，综合为一篇。在星洲时，又写了〈人心与道心別说〉。秋天，回到了妙云兰若。《原始佛教圣典之集成》，在年底脱稿。

五十九年（六十五岁），拟编《妙云集》，重印了《胜鬘经讲记》。这一年，专心研究，写成《中国禅宗史》——「从印度禅到中华禅」。

六十年（六十六岁），發表〈神会与坛经〉，这是针对胡适的「神会造坛经」而写的。二月，《原始佛教圣典之集成》出版。五月，《中国禅宗史》出版。

出家来四十二年，可以分为四期：最初十年（十九——二十八年），是学习时期。次十二年半（二十九——四十一年夏），为思想勃發，讲说与写作最多的时期。再次十二年（四十一年秋——五十三年夏），到了台湾，是运用部分思想，而应用到为信众说法，或出国弘化，自己的写作就少了。五十三年夏天起，回复第二时期的状态。思想较成熟，写作更精密，没有讲说，已写成了《说一切有部为主的论书与论师之研究》，《原始佛教圣典之集成》，《中国禅宗史》。以后，一切要由因缘去决定了。

我在五十九年，决定将我所讲所写的（除上三书），编为《妙云集》。全集分为三编：上编为经论的讲记，集成七册。中编是专论，如《中观今论》，《成佛之道》等，集成六册。下编是将种种短篇（也有五、六万字的），依性质不同而类编为十一册。全部为三编、二十四册，约三百六十万字，准备次第的重新排印出来。《中国禅宗史》等三书，约一百二十万字。多年来东涂西抹，到现在为止，就是这些了。

二四　传戒因缘

我没有精究律藏，没有通晓律意，适应现实的深一层认识，所以我没有特別主张。而对沿习下来的佛制祖规，我也没有什么反对。对于台湾近二十年来的传戒运动，我也參加过，那只是随喜而已。

三十七年（四十三岁）冬天，我因性愿老法师的邀请，以祝贺者的心情，到了厦门。在戒期中，也讲了几次通泛的开示。授具足戒时，我与先师念公，都參加戒坛为尊证，这是我与传戒因缘有关的第一次。

四十四年（五十岁）夏天，台中宝觉寺智性长老来福严精舍，邀我參与冬期传戒，担任教授。那时，我病势渐重，我说：「智老！这是我应该随喜。只是我病体不知怎样，怕临时误了戒会」。智老还是要请我，并且说：「如法体欠佳，可以推人代表」。这样，我就不好意思推了。到了戒期，我正终日躺著静养，由演培去代表。

五十二年（五十八岁），白圣法师在临济寺传六十寿戒，邀我担任尊证。问起时间，恰好是预定应台南市佛教会的邀请，作七天弘法的时间，不凑巧。白圣法师说：「那么，推代表好了」。我当然接受了，那次是印海去代表的。

五十五年（六十一岁）秋天，贤顿法师（白圣法师同来）来，说起临济寺传戒，邀我当尊证。那一天，我正在感冒發烧，这是就会好的，所以我答应了。想不到不久去拔牙，一次又一次的，每次都渗血四、五天，饮食不便，疲累不堪。不得已，又请印海去代表。两次都没有能亲自參与临济寺的戒会，只能说因缘不具足了。

五十六年（六十二岁）冬天，台中慈明寺传戒，请我任得戒和尚。不过，我是看作慈明寺传戒，我不过随喜而已。好多年前（四十九或五十年），演培陪圣印来，说起为了满足智性老的遗愿，要举行第三次戒会。传戒要向中国佛教会转呈申请，通例要有得戒和尚的名字。那时，智性老已经去世，所以圣印要我出个名字去申请。演培也帮著说，好吧！就作个人情，用我的名字去申请吧！想不到过了这么多年，真的要传戒了，那就只好当一次得戒和尚了。其实，圣印要我当得戒和尚，一开始就错了！

在五十四年的华僧大会上，有人提了一个革新传戒制度的提案。不合佛法，不切实际的提案，横竖是行不通的，我连反对的兴趣都没有。大家也都随便的通过了，由中佛会转呈政府备案。圣印用多年来的传戒制度，發出通知，筹备一切。大概离戒期不过（或不到）两个月了，政府核准了传戒的新办法。中佛会召集会议，要圣印去列（出）席。这一下，圣印可著急了。后来经中佛会会议通过，这次筹备不及，姑且通融采用旧制度。不过受戒者的资格，如神经失常，盲哑残废，绝对不得受戒（这些，我都是后来知道的）。不久白圣法师回国，离戒期不到一月了，认为应严格执行政府核准的规制。圣印来报恩小筑看我，我主张：中佛会是中国佛教的最高机构，遵从教会的意旨是不会错的，这又不是你出尔反尔。戒弟子多少，有什么关系！圣印当然有些事实困难，不可能像我那样的无所谓。后来由中佛会特派专员，去慈明寺审查受戒者的资格。那天晚上，我没有在慈明寺。听人说：有新戒起来说话，辞锋相当锐利，审查者是并不容易答覆的。就这样的审查了一会，也就算了。世间事是不可思议的！慈明寺戒期还没有终了，中佛会会议决定：新规制窒碍难行，呈请政府，还是采用老规矩。这个新方案，与慈明寺传戒相始终，似乎有了慈明寺传戒，就有新规制的必要一样。圣印请我当得戒和尚，不知添了多少麻烦，费了多少口舌。但由于中佛会要推行新规制，那些想受而还没有受戒的，怕再没有受戒的机会，大家發心来受戒。慈明寺戒会，受出家戒的多达四百二十五人；中佛会的新规制，起了号召大家来受戒的副作用，世间事真不可思议！我是个无事人，一向信任因缘，由因缘去作决定好了！

五十八年（六十四岁），我又參加了基隆海会寺的戒会，任尊证。參与传戒，在我这一生中，都不过随喜而已。

二五　我缺少些什么

今年六十六岁了，思想与行动，都已成了定型，不可能有大的变化。回忆我的一生，觉得我的一切，在佛法中的一切，都由难思的业缘所决定，几乎是幼年就决定了的。当然，适逢这一时代，这一环境，会多一些特殊的境遇，我应从出家以前的，理解出家以后的一切。

我生于浙江省海宁县，离卢家湾镇二里的农村；俗姓张，名鹿芹。家裡有不到十亩的田地，父亲却在一家小南货店裡作经理；所以我的家庭，是半农半商的。我生下来就患了一次重病；母亲的身体弱（晚年健壮起来），奶汁不足，所以身体一向就寡薄。曾患了大半年的疟疾——四日两头；这在当时，是没有看作什么大病的。身体寡薄，而發育却又早又快，十五岁就长得现在这么高了。寡薄瘦长的身体，对我未来的一切，应有深切的关系。

我生于丙午年（民前六年）清明前一日。与身分证年龄差了五岁。我又不要逃避兵役，又不会充老卖老，为什么多了五岁？说起来是可笑而可悲的。三十年，我任合江法王学院的导师。晚上去方丈室闲坐，宗如和尚问我：「导师！你快六十岁了吧」！我听了有笑不出哭不出的感觉，只能说：「快了！快了」！三十六岁的人，竟被人看作年近六十，我那憔悴苍老的容貌，与实际年龄太不相称。说出实际年龄，是会被外人（在家人）讥笑的。从此，就加上五岁。说习惯了，三十五年（四十一岁）在开封办身分证，也就这样多报了五岁。我想，身分证不用改了，实际年龄还是改正过来吧！

我只有一个姊姊（出嫁几年就死了），家裡人口简单。六岁（民前一年）的六月，我进私塾去读书。民国元年（七岁），跟了父亲去新仓镇，先是进私塾，后进小学堂去读书。新仓镇离我家七里，近钱塘江的小镇，就是父亲经商的地方。民国四年（十岁）冬天，小学毕业。在家裡自修了半年，五年（十一岁）秋天，去离家二十多里的硖石镇——在西山下的高等小学堂读书。我是插入二年级的，七年（十三岁）夏天就毕业了。从正轨教育来说，我从此就失学了。在我的记忆中，抗战期间死于重庆的吴其昌，在台大外文系教学的虞尔昌（酆墅庙人），都应该是我的同班同学。但他们是高材生，我是勉强及格了的。

回忆起来，我的特性——所长与所短的，那时就明显的表现出来。一、我与艺术是没有缘的。写字、图画、手工、唱歌（还有体操，那是与体弱有关），我在学校中，怎么也不可能及格的；所以平均分数，总不过六十几分。没有艺术气质，所以学过吹笛、拉胡琴，怎么也不合节奏。我也学过诗，诗韵、诗法懂一点，可是哼出来的，是五言或七言的文章。我不会欣赏音乐，也不懂名家字画的好在那裡。说话没有幽默感，老是开门见山，直来直往。对一个完满的人生来说，我是偏缺的。

二、七岁就离开了母亲。父亲到底是父亲，生意忙碌，除了照顾换洗衣服、理发外，缺少了慈母那样的关怀。十一岁到硖石去读书，寄宿在学校裡，连父亲也不见了。自己还不会照顾自己，不知道清洁、整理。乡下来的孩子，体格差，衣服、文具都不及同学们，产生了自卑感、孤独感，什么都不愿向人倾吐。除了极亲熟的，连向人说话都是怯生生的。生性内向，不会应酬，是我性格的一面。

三、我也不能说没有长处，学校的功课方面，国文、算术、历史、地理，特別是国文，我是不能说太差的。在高小第三学年，张仲梧先生授国文，我有了长足的进步。我的作文，善于仿古，又长于议论。一篇〈说虎〉，曾得到了五十分（满分）加二分。所以在我的性格中，又有自命不凡的一面。自卑与自尊，交织成我性格的全体。我不爱活动，不会向外發展，不主动的访晤人。到现在，我也很少去看人的，而只能在安静的、内向的，發展自己所能表现的一面。

四、我从小有一特点，就是记忆的片面性。一部分（大抵是通过理性的）不容易忘记，一部分（纯记忆的）实在记不得。从家到新仓，不知走了多少趟，但自己还是会走错的。直到四十四岁，在香港湾仔佛教联合会住了近两个月，时常去跑马地识庐。跑马地是电车总站，所以到跑马地下车是不会错的，而从跑马地回湾仔，那就不是下早了，就是过了站。现在进大医院去，如没有人陪从，每每就走不出来。对于人，人的名字（历史人物倒还容易记），也是一样的记不住。有的见过几次面，谈过话，同吃过饭，下次见了，一点印象都没有，这也难怪有人说我高傲得目中无人了。对于信徒，问他姓什么，一次、两次，自己觉得不好意思再问了；见面非常熟，就是不知道他姓什么。非要经多次接触，或有什么特殊情况，才会慢慢的记住。门牌、电话，那是从来记不得的。不认识路，不认识人（不要说年龄、生日了），决定了我不会交际，不适于周旋于社交的性格。

从小就身体寡薄，生性内向，不会应酬。自卑而又自尊的我，以后当然要受此因缘所局限而發展了。父亲见我是不会生意经的，读书还聪明，所以要我去学医。七年（十三岁）秋天，就开始在一位中医师家裡读书，一直到十六岁夏天。我的老师（医师）并没有教我，而只是自己学习。我了解一些医理，但那些纯凭记忆的本草，什么味甘、性温，安神、补元气之类，我实在记不得；记不得，也就失去了兴趣。但什么药能延年，什么药能长生，什么奇经八脉，什么医道通仙，却引起我的兴趣。我默默的将兴趣移到另一面，津津有味的读些《濬性穷渊》、《性命圭旨》、《金华宗旨》、《仙术秘库》、《慧命经》等道书；对「奇门遁甲」，也有浓厚的兴趣。有兴趣，却是不好懂。「要知口诀通玄处，须共神仙仔细论」，决定学仙去，但当下被父母發见了。这虽是可笑的，但无意世间一般的倾向，已充分表现出来。

父亲见我学仙著了迷，不能让我再这样下去，于是要我到小学裡去教书。区立的，教会附设的，私立的小学，从十年（十六岁）下学期起，到十九年（二十五岁）上学期止，整整的八年。对于教小学，我应该是不合格的。我是拘谨而不活泼的；图画、音乐、体操等功课，我是不能胜任的。不能胜任的工作，当然是没有兴趣的。我的兴趣，专心于自己的阅读，但已从丹经、术数，而转到《老子》、《庄子》；《旧约》、《新约》；佛教的经论。我往来于家乡、新仓、袁化——二十几华里之间，在破庙裡及商务印书馆，求得了几种佛教的经论，没有任何人指导而全凭自修。二十年（二十六岁）到闽南求学，就写了〈抉择三时教〉、〈共不共之研究〉。二十一年（二十七岁）上学期，就在闽院讲课，而听讲的，正是我去年的同班同学。这么看起来，五、六年来阅读经论，也有些佛学的概略知识了。

前生的业力，幼年的环境，形成了自己的特性。从完整的人生来说，我是缺点太多了的。以知识、能力来说，我是知识的部分發达，而能力是低能的，没有办事能力，更没有组织的能力。从知识、感情、意志来说，我的知识是部分的，但以自己的反省来默察人生，所以多少通达些人情世事，不会专凭自己的当前需要，而以自己的见解为绝对的。我不大批评人，而愿意接受別人的批评。

说到感情，我不知道应用怎样的词句来形容自己。我没有一般人那种爱，爱得舍不了；也不会恨透了人。起初，将心注在书本上；出家后，将身心安顿在三宝中，不觉得有什么感情需要安放。我的同參道友、信众、徒众，来了见了就聚会，去了就离散，都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觉。与我较关切的学友，从来是无事不通信，就是一年、几年，也不会写封人情信，但我并没有生疏了的感觉。离了家，就忘了家；离了普陀，就忘了普陀；离了讲堂，就忘了讲堂。如不是有意的回忆，是不会念上心来的；我所记得的，只是当前。我缺乏对人的热情，但也不会冷酷、刻薄。这一个性，情感过分平静，难怪与艺术无缘了。说到意志，极强而又不一定强。属于个人的、单纯的，一经决定（我不会主动的去冒险），是不会顾虑一切艰苦的。我生长河汊交流地区，一出门就得坐船。但我从小晕船，踏上船头，就哇的吐了。坐船，对我实在苦不可言。十九年离家，从上海到天津；又从天津回上海。二十年，从上海到厦门；从厦门到福州，又从福州回厦门。二十一年夏天，又从厦门回上海。轮船在大海中，我是不能饮食，不能行动。吐了一阵，又似睡非睡的迷糊一阵；吐一阵、睡一阵，一直这样的挨到上岸。每次，尤其是三天或四天的航行，比我所生的什么病都苦痛加倍（我想，这种对我身体的折磨，与出家后身体更虚弱而多病有关）。但觉得有去的必要，毫无顾虑，二十三年秋季，又从上海到厦门了（下年春再回上海）。身体的苦，在心力的坚强下，我是不觉得太严重的（经济困难，也不会放在心上）。可是，遇到了复杂的，困扰的人事，我没有克服的信心与决心。大概的说：身力弱而心力强，感性弱而智性强，记性弱而悟性强，执行力弱而理解力强——依佛法来说，我是「智增上」的。这一特性，从小就形成了，我就是这样的人。然而，在来台湾以前，我不能认识自己。我的学友——演培、妙钦、续明们，也不能认识我，不免对我存有过高的希望。来台的长老法师们，也不认识我，否则也不用那么紧张了。我所缺少的太多了，能有什么作为呢？对佛教只有惭愧，对学友们只留下深深的歉意！

二六　最后的篇章

我如一片落叶，在水面上流著，只是随因缘流去。流到尽头，就会慢慢的沈下去。人的一生，如一个故事，一部小说，到了应有的事已经有了，可能發生的事也發生了，到了没有什么可说可写，再说再写，如画蛇添足，那就应该搁笔了。幼年业缘所决定，出家来因缘所發展，到现在（应该是五十二年——五十八岁就因缘已了）还有什么可写可说呢！最后可能写的，不过是这样的一则：

╳╳╳年，╳╳╳╳╳╳╳出版。

最后一定会补上一笔的，是：

╳╳╳年╳月╳日，无声无息的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