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不能忘怀的人

在我离岷的前夕——三月十一日，去医院与妙钦法师话別，这是一个难忘的日子！明知他的病是绝望了的，但还是说了些在佛法中安心静养的话；明知这是生死的离別，但故意附和他前几天的希望，说些等身体健朗一点，到台湾去静养，同为佛法努力的话。话是这么说了，人也就离开了，但一种寂寞的怅惘，萦回在内心而不易忘却。就在我离岷到星洲的不久——三十日晨，妙钦就与世长辞了！人是不能免于无常的，聚散无非因缘，用不著系恋，但想起当年大家求法与为法的理想，不能不「为法惜人」，引起我无比的惆怅。

民国二十九年年底，我从贵阳回到四川的汉藏教理院，见到了从香港来汉院旁听的演培与妙钦；到现在，已经三十六年了。我与妙钦共住的时间，在汉院有二年多，在杭州、厦门、马尼拉，先后也不过三四年，时间并不算太久。然在佛法的探求，为佛法的理想中，却结成了深固的法谊。当年的探求佛法，是受到太虚大师的启發，出發于「求真」与「适今」的原则。为了探求佛法的真义，需要对佛法有多方面的理解，所以也作些课外的讲习。妙钦曾（与演培）笔记我所讲的《摄大乘论讲记》，又记录我讲的《性空学探源》。在汉院时，妙钦就编写了《中国佛教史略》；后来我作了相当的补充与修正，作为两人的合编而刊行（现在编入《妙云集》下编）。抗战胜利后，妙钦在马尼拉普贤学校授课，以「慧庵」名义，编了《初机佛学读本》。这是继承太虚大师的「人生佛学」，并參考了我的《佛法概论》而成。妙钦受到《佛法概论》的有力启示，所以乐助《佛法概论》出版，并为了探求代表初期佛教的南传佛教，去锡兰佛教大学深造。前几年，鼓励宽严出版《正闻》不定刊；「正闻」，这正是我们当年求法的共同方针。去年秋天，妙钦的病已相当重了，写信到台湾来访求中医。信上说到：每天费二三小时，依我所著的《原始佛教圣典之集成》，阅读初期圣典，并作成卡片。他的临终遗言：服膺太虚大师所开示的常道，学菩萨發心，愿再生人间。从妙钦与我相见以来，誓求正法的原则与精神，始终如一，坚定不移，在这茫茫教海，能有几人！在佛法的探求上，妙钦是有思想的，与我的思想倾向相近。如有适宜的环境，在法义的阐述上，应有更好的成就。可惜受到时代与环境的局限，不能得到充分开展的机会，而今又在五十六岁的盛年去世了！这不只我失去了佛法中的同愿，对中华佛教来说，也是一严重的损失！

抗战胜利了，我们回到了江南。希望有一个安心修学的组织，大家来共同研求，所以创议成立西湖佛教图书馆。由于时局突变，不能成为事实。我到了厦门，南普陀寺成立大觉讲社，是妙钦从中促成的。短暂的半年，当然不可能有成就，但演培、续明，都因此而到了厦门。等到我与演培他们到了香港（新界），仍旧维持我们自己的理想。生活没有著落，幸亏妙钦已到了马尼拉，给我们经济上的支持，渡过了艰苦的三年。后来，为了成立一属于我们自己的道场，妙钦为我们筹款，新竹的福严精舍，就由此而来。在这一动乱期间，我们从杭州到厦门，从厦门到香港，一直都得到妙钦的全力支持，一切都与妙钦有密切关系。现在，过去的理想，随岁月而过去，妙钦竟先我而去了！在我不堪衰老的回忆中，怎能不引起伤感呢！

「求真」与「适今」的佛法方针，做起来是不容易的。因为离开了传统的佛教，不容易开展；依附于传统的佛教，又会受到限碍，这是近代佛教一直存在著的问题。我在台湾十多年（除病），只做到不标榜神奇不依赖经忏而已。就这样，也还要受到些意外的讥毁。妙钦在马尼拉信愿寺，住了二十多年，虽曾在普贤学校授课；领导精进音乐团；能仁学校成立，主持了校政十五六年，然对传统的佛教环境来说，无论是法事，人事，都有点不相契合，所以显得有点孤独。我曾在《平凡的一生》中说到他：「大陆变色，他（妙钦）将为佛法的热诚，寄望于菲律宾的佛教，希望能从性愿老法师的倡导中，有一新的更合理的發展。但性老有为法的热心，观念却是传统的；我虽去（过）菲律宾，也不能有所帮助。为时代与环境所局限，心情不免沈闷。」心情沉闷，就是抑郁。「抑郁伤肝」，妙钦就这样的肝脏硬化，更演变为肝癌，终于不治。我曾劝勉他：「时代与环境的局限，是不能尽如人意的。唯有本著能进多少就是多少的信念，才能不问收获而耕耘下去。」这几句话，对于外表冷漠，而怀有为佛法热情的妙钦，为佛法而感伤的初心菩萨，没有用处，他终于病了，死了！知道他病了，去马尼拉探问他，并不能表达我内心的万一。现在他已死了，什么话都是多余的。我想，唯愿以我们共同为法的因缘，能历劫相逢，同为三宝而献身！唯有这样，才能表达我深挚的怀念！民国六十五年四月十五日，时在星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