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取得日本学位而要说的几句话

一

本年（民国六十二年）六月我获得了日本大正大学文学博士学位，我国的佛教刊物，多数予以报导。最近《海潮音》月刊，一再發表了责难的文字；也有法师来信，对此表示异议。所以我想对取得学位的经过，及我对学位及中日佛教关系的看法，说几句话。

关于学位取得的经过，先要说到与此有关的二位，即日本的牛场真玄先生与我国在日留学的圣严法师。牛场先生听说七十多岁了，他能读我国的文言与语体文，他存有对中国佛教的好感与热忱的希望。我没有见过牛场先生，可说与他没有私交。但他在近二十年来，经常将我的作品翻译或写成报导，推介于日本佛教界。假使日本佛教界知道中华民国有个印顺，那是受了牛场先生自动的义务推介的影响。我在中国文化学院授课时，在日留学的慧岳法师，认为我如有一学位，那多好。他自动去与牛场先生谈起，并进行取得学位的活动。直到事情中止进行，我才听旁人——演培或吴老择谈起。这是牛场先生与我关系的一切。圣严法师，我没有与他共处，他去日留学，我也没有给予任何帮助，论关系，也是极普通的（如圣师所作〈㓰时代的博士比丘〉所说）。这些，都是过去的事。

这次学位的取得，要从我在病中说起。前年（民六十年）秋天，我病在医院，生死未定。印海法师来说：牛场先生来信，希望我同意他，对我的《中国禅宗史》译成日文（据圣严法师文所说知道，《中国禅宗史》传到日本，一般反应良好。牛场先生为了过去答应过慧岳法师，所以又自动的热心起来，想用日译本申请学位。但他那时来信没有说明，我只知道翻译而已），我觉得是好事。写文章，希望有人读，希望多有人读。近代的日本佛学界，能读我国语体文的太少，所以如译为日文，那对日本佛教界，应有较多的影响。这样，我虽在病中，也就同意了。那时，我国还没有退出联合国。

到去年（民六十一年）七月二十九日，牛场先生直接寄信给我，称叹《中国禅宗史》，劝我以日译本向大正大学申请博士学位。圣严法师与吴老择居士，也来信劝请。牛场先生对我二十年来的自动推介；这么大年纪，竟在四、五个月内译成一千多页稿纸，费时费力，使我觉得盛情可感。我那时病情正在恶化，为了不使爱我者失望，同意了他的请求，并寄一些资料（经历及著述）去日本。那时，中日还没有断交。

今年一月底，我应乐渡法师与沈家桢居士的邀请去美国长期疗养，途经日本，休息了两天，见到了圣严与清度法师，吴老择与梁道蔚居士。我身体弱极，只在旅社裡呆了两天。那时中日邦交已断，所以我对申请学位一事，表示缺乏兴趣，并提出理由，其中之一，便是为了我是中华民国的人（圣严法师文中，也提到这点）。那时，正值寒假，一切停止活动，所以大家结论为不作主动促进再说。

到了四、五月间，圣严法师来信说起：牛场先生告诉他，学位进行的准备工作，大体完成。我去信表示，不如中止进行（信是请日常法师写的）。但无巧不巧，隔一天，圣严法师就来了信：他在前几天，因关口博士告以准备工作完成，须缴申请费用，所以圣师已经缴纳；不足部分，由他先为垫出。到了这一阶段，我也就决定如此了。本来应亲自去日本接受学位，由于身体转坏，不能前往，才由圣法师代表接受，将「学位记」寄回台北。学位取得的经过，就是这样。我没有与校方直接联络，牛场先生与圣严法师，自动为此而牺牲时间与精力，我应表示我的谢意。

二

再说到学位：学位是世间学术的一项制度，与佛法的修持无关。以佛学来说，我对无信仰无思想的佛学，我从来不表同情。认为「即使对佛教有传统习惯上的情感，也不过作为文化遗产，照著自己的意欲去研究，使自己成为佛学家与博士而已」；「如没有这种信念与精神，任何研究，或成就如何辉煌，都不外乎古董的鉴赏，历史陈述的整理。虽足以充实庄严图书馆，而不能成为活的佛学」（并见拙作〈谈入世与佛学〉）。就博士学位来说：这并不表示无所不通，也不是对此论题绝对正确。这是表示对于某一论题，写作者曾经过缜密的思考，能提出某些新的意见，新的發现或新的方法，值得学界參考而已。所以我并没有把他看作什么了不起。

但这也表示了对于论题，有了相当的学术水准，即使不是绝对正确的，也是值得学界參考的。我不是禅者或禅学研究者，我为什么写《中国禅宗史》？胡适以神会为禅的革命者，《坛经》的写作者，否定了六祖的地位，也否定了达摩禅的一贯性。我以为《中央副刊》上的喧嚣，或刊物上的人身攻讦，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凭我对中国佛教的一点感情，使我放下自己所要探求的佛法，而从事初期禅宗史的研究。我的见解，不一定为传统的禅者所同情，但透过新的处理，到底肯定了达摩禅的一贯性，六祖与《坛经》的关系，与神会应有的地位。我想不只是写出来，也要取得人的同情，取得人的尊重，才能改正世间学者有关佛教史实的误解与歪曲。那么，本书而取得学位，不正能引起人的重视与反省吗？在这种意义上，我并不以取得学位为耻辱。这是世间的学术制度，是需要申请的，所以我也不觉得「申请」就是「可怜相」。

中国佛教是伟大的，但伟大的是过去而不是现在。有信仰有反省的佛弟子，是会深深感觉到的。个人的虔诚、热忱、信解与持行，是复兴佛法的要素，但这还是个人修持的立场，而不是佛教延续与复兴的立场。复兴中国佛教，除了个人的信行，还要求佛教组织的合理与加强。对社会，多做些文化，慈善救济，以引起社会同情（也更符合佛教的精神）。对佛教自身应力求文化水准的提高，吸收国际佛教界的可贵成分，了解现代的思想（这才可以摄取或破斥他），使佛教能在现代知识界——国内或国外受到重视，才能影响到社会的中坚人士而發生新的力量。这就是虚大师过去为佛教的基本立场。由于近代的剧变，中国佛教与国家民族一样，都是从古老安定的社会，而迈向于复兴即现代化（适应现代情况而足以生存發展）的过程。在这演变过程中，由于古老传统或倾向于现代复兴的见解，或不免不同。在这些上，也才能了解，何以慧岳与圣严法师，把学位看作大好事。这决不是为我捧场，而只是觉得中国僧侣的文化水准，总算有了进步的象征。我出家四十多年，从来没有凭什么资历，现在衰病快到生命尽头，这对我还有什么用处？但对佛教修学的努力者，多少有一点鼓励作用。所以有人看作好事，有人看得毫无意义，简直可耻，这不过在这变动时代，所引起的不同意见。重个人修学，满足于古老的传统，或深感佛教衰落而求时代之适应罢了！

三

日本的政治倾向，过去存有侵吞中国的野心，这才引起抗日战争。日本失败以来的政治倾向，对台湾是存有野心的，这不但田中内阁如此。过去日本台独的活跃，就是良好的例子（当然，台独的活动，也还有称为盟友的美国人在内）。去年的中日绝交，对我们无疑是更重大的打击。政治，现代的政治，根本说不上道义，都无非为自己国家的现实利益著想。这种政治活动与普遍倾向，确是如此，但不能因此说一切日本人都是如此。如一视同仁，那以常识来判断，也不能说是正确的。日本佛教界的活动，也是一样。在抗战期中，为日本军部作侵略工具的，特別是那些海外及随军的布教师。战后的日本文化界及佛教界不断来台，什么亲善、感恩，带有半政治性活动的，也谁能保证都是纯洁呢？日本佛教界而作政治活动的，甚至亲共的，都不能说没有，然大体来说：专心的佛学研究者或著述者，从过去（抗战及抗战以前）到现在，都对政治性的兴趣不高。所以也不能说日本佛教全体，都是意图侵略的。作为佛弟子，对事理的认识和批评，应多少客观一些。处在现阶段的中日关系中，我取得了日本的学位。我没有与日人组什么团体，说什么「交流」、「合作」，往来亲善。虽然，这些活动，为现阶段国策所不禁。我只是纯粹个人的学术活动。

上面所说，有关取得学位的经过，有关学位的看法，有关中日关系的看法，我只是说明事实，并说明自己的某些意见。见仁见智，那是別人的事。我为病体所限，不可能再有所说明，但我会静默的听那些不同的意见。